在车上经过七个多小时地煎熬，回铜陵已是晚上八点。五一节回去不仅仅在寻找记忆中的往事，重要的还是吃喜酒，并且两家都集中在二号的中午。
是迟到的婚宴。
朋友的女儿去年结婚的，婚礼本来定在年初六，谁知道情况一天天在变，变得恶化，变得人心发慌。最终大喜的日子没变，宴席取消了，但人情消失不了。乡下人厚道，情没还，就揹着一座山，压着他一年多，现在，外孙都有了，婚宴还得办。他就是在我《村庄在我身后》文里的“建”，那时省去了一个“汪”姓。程家墩四百多口人，在文中点名道姓的不多，《走出村庄的人》里面出现几个，也不知道有什么反应，明天回村庄看看，听听。
一九八八年正月，我告别新婚的妻子，带着村里七八个年轻人去安徽来安电镀厂打工，建也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我们太急于跳出“农”门，太期盼脱离手中的农具，但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握锄的双手抓不紧圆滑的钢管，粗壮的双臂抵不住轻巧的铁叶片。对于无孔不入的锈尘，还有深夜起床上班更是难以适应。
终于，在白忙了半个月后，大都选择了逃避，走出了宿舍。我和建没有回家，乘上了东去的绿皮火车，有了苏州火车站的故事，有了常熟辛庄，芦荡的故事。
那年，建和他现在的女儿差不多大的年纪。我们没人宝贝，没人关爱，我们用自己最大的气力换取一天二十元的收入，换取一个个开心的微笑。
在欢快的乐曲声里，我回想着不和谐的往事，这并不是我自作多情。
建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即便知道也很难回去。常熟一别我去了上海，从事着实在而又辛苦的码砖，听说建去了张家港，他的妻子也跟着去的。我们见上一面，也是难得的机遇。
时间慢慢地过，却又过得飞快，一晃自己头发白了，一晃孙子能跑，一晃他的女儿就结婚了。
因为送妻子去天井湖边的酒店参加另外一场同样迟办的婚宴，我上酒店五楼已过了上午的时间。环顾四周，想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听到有人叫我。是汪阳，建的堂弟。我走过去，这是靠近进门的位置，像教室最后一排的课桌。十个人的大圆台，只坐着六个人，包括刚落坐的我。
席间，我问汪阳，怎么没看到你老爷（叔叔）呢？他笑着答我，老爷被我们搬到广州去了。我听完一楞，随即也呵呵一笑，去广州比在家里坐吃山空强些。
他老爷就是小五子，和我家隔壁，大我一岁，和老婆离婚多年，两个成年还没成家的儿子都在广州，做礼品推销工作，日子像是三月的天气忽冷忽热。小五子待在家里，感受着儿子们的天气，还感受着村里人的天气，过着有今朝没明日的生活。我劝他低下头，去求老婆，看能不能复婚。有时候低头不是丑事，低下头才能昂起头。可惜，他听不进去。
其实婚礼，婚宴都可以推迟，只有日子没办法推迟，依然得一天天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