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对叶芝、艾略特的推崇，到冯至以及九叶派诗群对里尔克、奥登与庞德的执迷，都揭示了现代诗人接受并内化象征主义诗学的内在轨迹。
一个突出的转变在于，现代诗坛的后起者荡涤了初期象征派的颓废与神秘主义的倾向，他们从更本体的意义上思考“契合论”对于诗歌内质的作用，并把“契合论”提升为诗歌本体固有的内在机制，成为诗歌艺术思维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唐湜是使“契合论”的观念得到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作家。如同穆木天、梁宗岱一样，唐湜也深深受到了波德莱尔“契合”观念的影响。在《论意象》这篇文章中，唐湜引用了波德莱尔的《契合》一诗，然后评价道：“是的，诗正是这样的自然，这样的神殴，那些活的支柱，象征的森林正是意象，相互呼唤，相互应和，组成了全体的音响。这深邃的神殿，也正是那个阴郁又深沉的一致，那个一致的生命，在那里，从意识的暗示的意象、音响里将唤起那一切久久沉埋了的从远方来的回音，广阔如黑夜又如白日的潜意识流。”
这段引文中的“契合”观念与穆木天、梁宗岱比起来并没有更新的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湜强调了“意象”在物我契合中的重要作用，即“象征的森林正是意象”。穆木天注重“契合”中的神秘性，梁宗岱主张“契合”是生存的“一片大和谐”，都使他们忽略了“意象”作为“契合”的中介环节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主张的物我无间的“契合”成为一种难以捕捉的幽渺的神秘境界。而在唐湜这里，对于“意象”的中介性的把握，使他的“契合”论变得明晰可辨了。
诗人正是借助于“意象”的媒介而传递他对物我契合的感悟的，读者也正是凭借“意象”才得以进入诗人所构筑的“象征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