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天使”與現實關懷
小說的主人公“我”是一位80後女性，出生在貴州山區，遭親生父母遺棄後被收養，取名方婉之，從農家進入知識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變，讓主人公的命運走向變得複雜起來。
方婉之長大後，因爲無法承受養母去世、養父要再婚的變故以及親姐姐、姐夫接二連三的親情“脅迫”，從大學退學，來到深圳打拼，無意中成了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她通過奮鬥成了深圳居民，找到了愛情，收穫了友情，感悟到了親情。與此同時，原生家庭的親情“綁架”從未停止，親人對她提出各種要求，她雖然煩惱、無奈，擔憂自己能否扛起親情的重擔，卻終究沒有袖手旁觀。血緣帶來的牽絆讓婉之把自己變成了家庭的“責任天使”，她資助外甥楊輝實現了參軍的夢想，後又負責供外甥趙凱讀書、爲他開家長會……
梁曉聲說：“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只有詩和遠方，還有在遠方跟我們有親情關係的人……社會越向前發展，我們越要維護好這樣的關係，否則我們真的變成完全孤獨的人。”實際上，年輕人與父輩一樣，能夠承擔起家庭的責任、自我成長的責任乃至社會的責任。這是小說展示的亮點，也是作者多年關注中國社會變遷和青年成長的最新體會。
小說中，婉之的養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從貧苦農家奮鬥成爲市長後，面對作爲“社會關係”的“窮親戚”，一直踐行着“親情扶貧”，也教導女兒用責任扛起自己的社會關係，用“親情扶貧”爲社會分擔責任。
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責任，我和我的勇氣。這種基於家庭倫理和親情倫理的現實關懷，被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稱爲“倫理現實主義”，他認爲，梁曉聲致力於書寫平民，寫他們如何通過走正道爲自己爭得一個未來，這種“正道”紮根於中國的倫理，也紮根於中國的現實和時代變遷。
梁曉聲在其作品中，常常思考社會對人的要求、時代對人的改變、困難對人的考驗，等等。同時，他也去呈現人對這些要求、改變和考驗的迴應。那些多數是被動的迴應，是一種不屈不撓。在《我和我的命》中，人物的迴應更多地內化爲一種責任和修養，人不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而是主動承擔起家庭、生命與社會帶來的責任。
與命運對話
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曉聲通過不同人物之口，表達了他對社會、命運和“活着”的看法。
小說中，婉之的養母提道：“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這決定了人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和基因怎麼樣，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曰實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觀，是生活和命的關係的組合詞；三是文化給的，曰自修命。” 三者合在一起，構成人與生命的關係。
作者在小說中對“命運”傾注了深切的關懷。他既寫出了命運之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也寫出了人的奮鬥和自修自悟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主人公方婉之，從小就經歷了命運的“玩笑”，幼小的她無法選擇原生家庭；而長大後，她決定把握自己的人生，二十出頭便隻身前往深圳打拼，也目睹了親戚與朋友生活中的種種幸福與不幸；後來，她結婚生子、事業平穩，過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卻在不到四十歲時患上癌症……面對波折的命運，她持續思考、與內心對話，認識到真實的自我，接受並擁抱命運。躺在手術檯上的婉之心平氣和地面對即將到來的一切，她默默想着：
術後我又能活多久？這個問題我已不再去想。當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獲得的“榮譽”。我對這頂“桂冠”並不真的感到光榮，對人能否“抗癌”心存懷疑；無非就是別陷入自哀自憐的壞情緒的泥沼而已。我的體會是——當人真的能心平氣和地面對“壞命運”，連命運之神也會刮目相看。果有命運之神的話，她或他的工作不過就是電腦般的工作，是某種神祕程序的自動鎖定。即使那程序是他們參與編制的，估計也無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籤結果”。所以，對於命運之神的“工作”，我也採取“理解萬歲”的態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該做的事——我在滬深兩地組建了癌病友網站，還主編了一份民間的刊物《與癌共舞》，頗受病友喜歡。
生活依然複雜，生命依然昂揚，奮鬥依然堅韌，小說冷靜看待“命運”，既相信命運、熱愛命運，和自己相依爲命，又努力改變命運、改變自己的社會關係之和。
“我平凡，我普通，我認真做人，我足夠堅忍。”這是婉之對命運的回答。
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
除了責任與命運，這部小說還關注了女性成長，寫出了普通人與時代的關係，也在時代變遷中爲“人”的尊嚴刻下偉岸的身影。
小說中的幾位女性，都是伴隨着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作者通過方婉之和她的好友李娟在深圳奮鬥的歷程，講述了有責任感的女性成長。
李娟的形象頗具個性與魅力。她與婉之情同姐妹，互相扶持。她兢兢業業地打拼，最終成爲超市老闆；她爲人仗義，在朋友倩倩遇到危險時，挺身而出，爲保護倩倩而失去了左腎；她面對家庭的變故，堅強地扛起擔子，照顧殘疾的弟弟併爲他謀出路；她義無反顧地與患病的張家貴結婚，給予他最後的溫暖……
少年時的方婉之曾問過養母：“如果我註定一生平凡，那可怎麼辦？”成年後，去深圳獨立生活的她，在回到方氏老宅時，看到先輩的照片中，有進士、有醫學博士等家族歷史人物，自己“夜大在讀生”和“個體戶”的身份令她自愧不如。婉之還擔心自己的平平無奇讓校長媽媽和市長爸爸失望……而養父母的態度始終都是——做個平凡的好人，就是令他們最欣慰的，這不需要天賦。她在歷練中不斷成長，在思考中逐漸感悟人生。
在玉縣護校的百年校慶上，婉之終於大聲回答了自己多年來的疑問：
“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這樣的人，是中國的絕大多數，也是世界的絕大多數。我是十幾億同胞之一。爸爸媽媽從小就教育我，一個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個好人，卻與天分與能力無關……我並不以平凡而普通而自卑，因爲我從沒因平凡而懶散，從沒因普通而對自己沒了心向陽光的要求。在此我鄭重向親人們保證，正因爲有你們這樣的親人，我將無怨無悔地做一個好人，將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將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則；將爲十幾億人口這一龐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個‘1’……”
兩位女性人物自尊自強，承擔着家庭的責任，同時，也相信勤勞、善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們的時候，她們都展現出了女性尊嚴的力量。
保持對這個時代善好的想象，是這部小說珍貴的價值。正如李敬澤所評價的，這份想象不是憑空的，不是沒有現實感的，而是深深紮根在現實裏，紮根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們的困境裏。在困苦中，一個人如何走善好的路，這是更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