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說“屈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他對屈原做了許多深入細緻的研究。《屈原研究（增訂本）》主要收錄了郭沫若的兩部經典《屈原研究》和《<屈原賦>今譯》，和零散發表的幾篇討論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
在《屈原研究（增訂本）》中，《屈原研究》包含了對屈原的身世和作品、時代和思想的專門論述，全面展現了郭沫若對屈原的作品、思想的考證、理解和評價；《<屈原賦>今譯》包含了對屈原作品的白話今譯詩歌和題解，可以從通俗流暢、富於韻律美的現代詩歌譯文中，去體會屈原作品。
在《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郭沫若細緻論述了屈原的所有作品，通過分析作品表達的思想感情，結合歷史事件背景，推測其創作的具體時間階段，將屈原的作品劃分爲三個創作時期，分別是楚懷王執政前後、流放時期和投汨羅江前的最後幾個月。這種劃分有助於更準確地理解屈原作品中表達的思想感情。
在論述屈原的作品、時代背景及其思想時，郭沫若反覆強調，是時代玉成了屈原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失意是時代的玉成，他的悲劇是時代的玉成，他的偉大亦是時代的玉成。
屈原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由時代造成。他出身沒落貴族家庭，不受楚王重用、遭到其他貴族排擠，無法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而挽救楚國的逐漸衰落；他能夠關注民生疾苦，但只“認識到在上的力量，沒認識到在下的力量”，也沒有勇氣和能力領導民衆的力量，通過實際行動來抵抗秦國；他在根本上是一位詩人，不能在行動上力挽狂瀾，只能在流放途中用詩歌表達滿腔失意和對楚國逐漸破滅的不甘心。
屈原是時代造就的悲劇歷史人物，這種悲劇的深刻性又玉成了他，使他成爲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楚辭中所表達的對國破的悲憤和不甘心，正代表了楚人的悲憤和不甘心，得到了楚人的深切共鳴。他的毅然沉江，更把這種悲憤和不甘心推向了極致，令楚人把統一中國的理想融合到屈原的理想之中，使屈原成爲楚人的一種精神象徵，進而在後世成爲一種愛國精神象徵。如同郭沫若所說，“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着的”。
因而，郭沫若這樣評價屈原，“時代對於他真是特別厚待，他既稟賦有充分的詩人氣質，而使他處到了國將破、家將亡的境遇，玉成了他成爲一個空前而且恐怕絕後的偉大詩人”。
屈原熟悉民衆生活狀態，瞭解民生疾苦。他創作的楚辭在當時是一類新穎的文學體裁，打破了四言固定格律的體裁，去掉“些”、“兮”等語氣詞後有五言、六言、七言或長短句，形式靈活；辭中多用“兮”等相當於現代的“阿、呀”的白話，不同於《雅》《頌》等嚴肅的廟堂文學，與常見“兮”字的《國風》相近，更貼近民間口頭文學。同時，楚辭的篇幅也大大加長了。
對於屈原的楚辭，郭沫若這樣評價，“感情的真摯、構思的奇特、氣魄的雄渾、詞藻的豐富、韻調的鏗鏘、形式的自由，使他在中國詩史和世界詩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芒”。
楚辭的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屈原賦>今譯》中，每一組楚辭譯文之後，郭沫若都附了題解。在《九章》的題解中，郭沫若提到，譯文同樣是藝術品，翻譯時可以“統攝原意，另鑄新辭”。他也是這樣做的。
郭沫若翻譯的楚辭可以說是一種創作，原作是詩，譯文同樣是詩。他並非逐字逐句機械地像註釋一樣將古文譯成今文，而是儘量把譯文創作爲符合“信達雅”標準的藝術品。郭沫若的楚辭今譯，通俗、流暢、自然、富於詩歌的韻律美感，閱讀起來是一種享受。
2021.09.24霧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