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爲《新青年》團體重要一員的魯迅，被多所高等學府聘請爲教師。
自1920年起，魯迅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授課。
1923年起，他又到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授課，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據說他的教師裏擠滿了學生，有些人甚至要站着聽課。
後來，魯迅與《新青年》團體中的志同道合者，如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一起辦了一份叫做《語絲》的文學刊物。
《語絲》的作者，都是些當時已經有名的人物。與此相對，魯迅還與當時默默無聞的高長虹、向培良、韋素園等人創辦了《莽原》雜誌，試圖培養青年批評家。
除了教育部官員的本職工作，以及在大學裏擔任講師，魯迅還要編輯雜誌、叢書，審閱稿件，幫助有困難的青年，幫他們找工作，甚至給他們提供資金支持，生活十分忙碌。
就在此時，魯迅收到了一位名叫許廣平的女學生的信。
她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三年級的學生，當時正在聽魯迅的中國小說史課程。此時的許廣平二十七歲，正在因爲對人生、社會的懷疑和憤懣陷入苦惱，希望得到魯迅的指導。
此後幾個月間，兩人相互共寄出了35封信，許廣平提問，魯迅作答。這三十幾封信，成爲二人愛情的起點。
但在當時，魯迅與許廣平還只是師生關係。1924年，楊蔭榆接替許壽裳擔任女師大校長，她曾留學日本和美國。
但令人不解的是，楊蔭榆上任後，推行起舊式的女子教育和封建的學校管理，專橫跋扈，冷漠苛刻，爲學生們所不滿。
一次，因爲軍閥混戰導致一批學生返校遲到，楊蔭榆竟然因此將遲到的學生以退學處分，這一做法很快引發學校內罷免校長的運動。
罷免校長活動愈演愈烈，包括許廣平、劉和珍等多位學生因此遭到退學。
在此期間，魯迅不遺餘力地積極支持學生。他先是與教師同仁聯名發表宣言，隨後在學生被困在學校時，堅決留住在學校裏，與學生們站在一起。
8月，段祺瑞的軍閥政府下令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將其改爲國立女子大學，並暴力驅趕留守校內的30名學生。
魯迅也被革去教育部的公職。11月，推翻段祺瑞的運動空前高漲，段祺瑞從北京躲到了天津。魯迅等人在時隔三個月後，回到了國立女子大學。
12月，段祺瑞政府宣佈重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並更換了教育總長，和學校校長，魯迅官復原職，得到了學校師生的歡迎。
雖然政府重辦女子師範大學，魯迅和學生們也最終回到學校，但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列強的爪牙之下，整個大時局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愈發危急。
1926年3月，東北軍閥張作霖與國民軍發生衝突，日軍趁機佔據大沽港，並且聯合英、美、法、意等七國，抗議國民軍在大沽港的反擊行動。
3月18日，2000多名北京市民、學生舉行集會，高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恢復國建主權”等標語，一路遊行到段祺瑞政府的國務院所在地。
途中，軍警向遊行隊伍開火，造成47人死亡，150多人受傷的流血事件。死者中，有兩人是魯迅在女師大的學生——劉和珍和楊德羣。
聽聞此事時，魯迅正在寫稿。憤怒地魯迅在撰寫到一半的稿件下面寫道：
“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然將他們虐殺了！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後來，魯迅還專門寫作《記念劉和珍君》的追悼文。魯迅這種頻頻和政府唱反調、對着幹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政府的記恨。
《京報》曝光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名單，魯迅與許壽裳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此後，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直係軍閥吳佩孚的聯軍攻入北京，迅速對國民黨、共產黨實施鎮壓，致使“白色恐怖”橫行。
魯迅在朋友的掩護下幾度轉移住所。先是藏進東交民巷的一家德國醫院裏，後來又轉移到一家法國醫院。
儘管避難生活缺乏自由，但魯迅依然堅持寫作，寫下了《五猖會》《無常》等作品。
7月末，福建省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的林語堂向魯迅發出邀請，魯迅深切感受到在北京這樣東躲西藏的生活不是長久之計。
他決定接受林語堂的邀請，南下福建，去廈門大學任教。與他同行南下的，還有此時已經確立戀愛關係的許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