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为自己的著作《重走》添加了一个副书名，“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猜测他的意图，是为了让读者身处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中一眼看到《重走》时，能精准地识别出该书的内涵。那么，这一因为状语过长而显得有些拖沓的副书名，会不会让读者产生误解呢？比如我，蓦然遇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联想到正在热映的纪录片《九零后》，我认定这是一本可与之互补的专著。
由徐蓓创作的纪录片《九零后》，用访问当年就读过西南联大、如今在学术领域里成绩斐然的先生们的方式，还原了当年故土沦陷的情形下，这一群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十八九岁热血青年，是如何在昆明继续他们的学业的。在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等前辈的回忆里，我们听到，总算于昆明找到栖身之处的西南联大，在物资严重缺乏的困境下，是如何创设出学术明星熠熠生辉的岁月的。
其实，《九零后》用影像表达的西南联大最可宝贵之处，之前我们通过文学作品陆续有所领略。盛赞西南联大的文学作品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当属汪曾祺先生的一组以《跑警报》领衔的散文。而宗璞先生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则以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是如何坚守人格操守的。至于鹿桥先生的《未央歌》，则从小处入手，通过一群西南联大青年学子相爱相怨的故事，表现了年轻人的生命追求，那就是积极乐观地追寻真善美。
总之，可与纪录片《九零后》互为文本的著作不在少数。可是，在成为西南联大之前，也就是说，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其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似乎少有人记述。没错，宗璞先生《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顾名思义，展示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三所高校南迁昆明的一路上遭遇的各种磨难，但是，《野葫芦引》的忠实读者知道，宗璞先生在迈入老境后拖着病体戮力写作《野葫芦引》，是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东藏记》以及之后的《西征记》和《北归记》上，所以，虽将《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命名为《南渡记》，作者将更多地笔墨给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北京城以及为后三部作品做铺垫。
记者杨潇，发挥其揹包客的特长，通过重走始于长沙、终于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成为西南联大的路程，来为《九零后》写作一本长长的“序言”，对非专业研究人员的普通读者来说，读完这本“序言”庶几能领悟，由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绝非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的事。
事实上，从长沙出发后，走过湖南、贵州和云南境内的益阳、常德、桃源、官庄、沅陵、晃县、玉屏、镇远、黄平、贵定、贵阳、安顺、镇宁、晴隆、盘县、平彝和曲靖，最后抵达昆明的那一路上，杨潇始终以记者的敏锐与沿途的各色人等、山川河流、侥幸留存的地方志对话着，一鳞半爪地还原了当年由陆路去昆明汇入西南联大的湘黔滇旅行团在路上留下的痕迹：
“天气在随时变化，雾里看山和夕阳看山就是不同的感觉。而雨中、冷风中、月光中看那未经雕琢的大自然，更有无穷的滋味。更妙在我们自己也在行进中，有时第一大队已攀登上一个峭拔的悬崖，回头下望只见第二大队的人们小得像蚂蚁一样，正从隔江的山头上向下行进。”——杨潇摘自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丁则良的文章《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让我们读到了旅行团离开长沙不久，团员们情绪高涨得能有闲情逸致仰望星空的初始阶段。
等旅行团到了接近贵州的沅陵-芷江段，已是3月13日，距离出发的日子已将近一个月，他们再看山看水，已不是刚启程时的况味：“车停了，众人爬下车，发现一只后轮出了故障，而看着汽车倾倒的方向，离路边的深渊不过三寸，‘无异从死里逃回来’。出事的地方叫火烧坳，离辰溪县尚有二十多里。故障无法修理，同车二十多人，在雪地里等了三四个钟头，不见援兵。爬到山巅瞭望，只有起伏的白色荒山，不得已，只好带上随身行李，步行向辰溪县前进。”——杨潇从出版于1939年11月14日和11月16日的《大公报》汉口版爬梳出来的署名长诚的文章《抗战中的西南》，让我们读到了彼时湘赣滇旅行团团员的情绪，已比刚出发时低落了不少。
古往今来，云南的气候条件一直要好过贵州，可是，对长途跋涉后由贵州进入云南的湘赣滇旅行团的成员而言，感受就未必如此，”数不尽的小山坡”让人“厌烦得要死”：“这几日连续晴天，气温升高，越走越热，但没有大休息地，所以途中喝不到团部准备的开水，沿途树木茂盛，杜鹃遍野，却见不到一户人家，也无法讨水喝，‘瓶里的水喝完了，便让口干着，上下齿。上下唇黏作一团。最后，唇上干了皮，连黏也不可能了’有同学途中晕倒……“被杨潇写进《重走》里的湘黔滇旅行团行将崩溃的一个场景，来自旅行团成员杨式德的日记。昆明已经近在咫尺，杨式德们非但没有表现出胜利在望的喜悦，反而那么沮丧那么怨气十足。
假如，一本《重走》让如上这样的叙述占了绝大部分篇幅，那么，像我这样从品目繁多的出版物中选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读者，会觉得非常满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说西南联大了不起，但是，国破家亡的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百炼成钢地将自己变成传奇的过程，特别是他们从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变成西南联大学生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却鲜有人论及。而杨潇脚踏实地的记录，则把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过的艰难险阻悉数道来，除了更进一步地交代了西南联大何以能成为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一块金字招牌外，也坐实了杨潇在序言《出发：公路徒步的意义》中所定义的湘赣滇旅行团的意义：“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
可惜的是，如上这样的叙述，是花插在《重走》的字里行间的，如此写法，长沙临时大学成为西南联大的过程就显得支离破碎了。此外，我还很难理解：既然是要寻找西南联大，何以不让湘赣滇旅行团将长沙临时大学“走”成西南联大的故事，撑满一本《重走》呢？
当然，所占比例多寡不是判断这一部分内容对一本书而言是否最重要的唯一标准，但是，以那样两条线索与湘赣滇旅行团的故事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来构成一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是否辜负了副书名中的核心词“寻找西南联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弄清楚，除了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外，杨潇在《重走》中安排的另外两条线索分别为什么内容。
且看引自《重走》的这样几个片段。
片段一：徒步超过20公里时，微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处的疼痛，在左脚大脚趾、肩膀、右脚脚掌、腰、右腿髋关节间轮番发作。夕阳从正前方照过来，柏油路面涂上了一层油彩，好像发生了某种卷曲。最后一两公里，尾骨也开始痛了，后来想起可能是腰椎发出的警告，好在那时我已经进入了军山铺镇。此地属于常德市汉寿县……
片段二：天色已晚，我决定在公路旁搭车上行，接近县城处，有小路岔出，我在这里看到了此行最多的指路碑和将军箭，十多块石碑密密麻麻排在路边。县城海拔又回到了1000米以上，前方指路牌显示：晴隆70公里，普安121公里，盘县196公里。那么云南就还在两百公里开外呢。到酒店，还没换鞋就急着摘掉不合适的护膝，果然右腿膝盖内侧被勒出了一个半透明的水疱……
片段三：下午4点多钟，我走上令人响水街大桥，下面是个宽阔的峡谷，本就是风口，路面每隔十几米口有“注意横风”的提醒，今天的风有格外大，耳朵里的砰砰之声变成了噼里啪啦，20多公斤的揹包看似“压舱”，但也因为它，重心偏高，在桥边走起来不免摇摇晃晃，加上呼啸而过的汽车，多少有点心悸。更倒霉的是，刚走过大桥，我就发现自己走错了路，应该在上桥前就右拐上小路的，只好一边骂自己一边折返，噼里啪啦摇摇晃晃重新来一遍。
三个片段，是作者杨潇分别在湖南、贵州和云南境内徒步时身体或者心态出现状况的真实记录。类似的描述，在《重走》中并不少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这样的描述，我有些疑惑：书的副书名的核心词不是“寻找西南联大”吗？将自己在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中身体和心理出现的异常和真切感受植入“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中，难道是作者徒步过程中身体和心理发生的变化能与“寻找西南联大”这个核心词产生瓜葛吗？
杨潇重走湘赣滇旅行团当年走过的路，起于2018年4月8日、止于2018年5月17日。一个人孤独地徒步40天，一路上要克服伤病，要挣脱困境，要视而不见就在眼前的诱惑，并不容易。2018年的中国，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汽车的保有量已趋近饱和，杨潇用自驾来重走湘赣滇旅行团走过的路，并非异想天开的选择，“我热爱走路。走路，尤其是长距离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战自己的一把尺子”，杨潇写在自序里的这句表白，应该真实不虚，可我读来更觉得杨潇是想用与湘赣滇旅行团同样的方式，体验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将自己从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变成西南联大学生的不易，也让读者通过他亲身体验，体会到西南联大能成为传奇的原因之一。
如此揣摩，杨潇在一部“寻找西南联大”的著作中一次一次地呈现自己在途中身体和心理出现的异常，就非常妥帖了。然而，他又为什么要将沿途看到的乡村发展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掺杂”在“寻找西南联大”的文字里呢？
“沿河而上，几乎一两公里就有一处挖沙点，隆隆作业声在这绿野中不断响起。这个国家巨大的建材需求和它对‘富强’的追逐驱动着这一切，与之相比，一条河流的生命有多重要呢？”
“八十年后，曲靖老城已残存无几，东门街拆了大半，新的建设尚未跟进，于是成了一个安静的临时停车场，当年这里是全程最热闹的地方，民众阅览室和邮局电报所都在这里。”
……
此处省略的，是杨潇布局在书里的同类内容，比例至少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吧？将貌似与核心内容“寻找西南联大”不相关的所见所闻“插入”书里，是记者杨潇技痒难忍？还是他的言语里别有它意？
出版《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书籍装帧设计时特意从三篇序言中分别选出一句话印在封底上。在封底上杨潇这么说：“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潇，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职业经历到底在他身上留下了浓重的印戳，以致印在勒口上的作者简介，“记者”成了他众多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一个。既然如此，他用一本书来告诉一路上等待记者的友善的、警惕的、热情的人，他们等的不是永远等不到的戈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些文章在评论杨潇的《重走：在河流、公路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时认为，杨潇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只是为了重走一遍当年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湘赣滇旅行团走过的路。也许，此言不虚，然而，以三部分内容互相扭结成一本书的构思，到底还是透露出了记者杨潇寄予《重走》的希望：副书名中的核心词“寻找西南联大”，当然意指寻找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西南联大，也以自己徒步的切身体验暗指当下的人们与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更用事实告诉读者，什么时候这个社会都需要西南联大的精神。有了这三部分内容，杨潇的“重走”，才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