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的经验论反而是不从经验之物的形态那里移印先验之物的唯一手段。（P251）
十二、先验经验论
一种能力的先验形式与它那高级的或超越的分离运用浑然一体。……应当将每种能力都提升至自身那不协调的端点。（P249）在这端点上，能力就像是三重暴力的猎物：强制它运作的东西的暴力，它被迫去把握的东西的暴力，以及那只有它才能把握的东西的暴力——尽管后者（从经验性运用的观点看来）亦是不可把握的东西。这是最终强力的三重界限。由此，每一种能力都发现了专属于自身的激情，亦即它的根本差异和永恒重复，它的差异与重复的元素，以及它的作用的瞬时性产生和它的对象的永恒性反复，它那通过“已然重复”而诞生的方式。（P249-250）向其他那些在一种完整的学说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的能力提出问题：以怪物为超越性对象的生命力，以无政府主义为超越性对象的社会性——而且，我们甚至要向那些尚未被猜到的、有待发现的能力提出。（P250）
我们力图做出的规定不是一些已然被中介、已然与表象发生关系的形态，而是差异自身的自由和狂野状态，其有能力将诸能力提升至它们各自的极限。这不是感性物中的质的对立，而是一个本身就是差异的元素，其同时创造了感性物中的质和感性中的超越性应用：这种元素就是作为纯粹差异本身的强度。强度对于经验感性来说是不可感的，因为后者只能把握已然被强度创造的质覆盖或中介了的强度。然而，从那在遭遇之直接领会了强度的先验感性的观点看来，强度却是只能被感觉的东西。并且，当感性将自身的限制转移到想象力那里时，当想象力中的龃龉性构成了只能被想象的（但在经验的层面上又是不可想象的）［想象存在］。并且，当记忆的环节来临时，构成一种先验记忆的不可追忆者的不是回忆中的近似性，而是纯粹时间形式中的不似者。而且，通过这种时间形式，正是一个分裂的我最后被强制去思考“只能被思考之物”——后者不是相同，而是那在本性上始终是相异的超越的“随机点”。在这个随机点上，所有的本质都被当作思想的微分包含起来，而且它只有在同时意指着经验性运用中的不可思考之物或无力思考时，才能意指思维的最高强力。（P251）
“就人具有去思的可能性而言，人能够思。然而，仅仅是这种可能性还不能保证我们能够思”；思想只有在“激发思的东西”、有待去思的东西在场时才会被强迫去思考，才会被强制着思考——并且，有待去思的东西亦是不可思考的东西或非被思者，亦即“我们尚未（依循着纯粹时间形式去）思”这一恒久的事实。
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
在通往有待去思的东西的道路上，一切都从感性出发，这一点确定无疑。从内强之物到思想，思想始终是通过强度才降临到我们头上。作为起源的感性的优先地位在以下事实中凸显出来：强制感觉的东西和只能被感觉的东西在遭遇中完全是同一样东西，而这两个审级在其他的实例中则并不相同。实际上，内强之物、强度中的差异既是遭遇的对象，又是感性在遭遇的作用下要达到的目标。遭遇的对象并非诸神，因为即使是隐藏着的诸神也只是种种认知形式。遭遇到的对象是恶魔，是跳跃、间隔、强烈之物或突然的强力，它们只会用不同者来填补差异；它们是符号的承负者。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从感性到想象力，从想象力到记忆，从记忆到思想——当一种分离的能力向另一种能力传递那使它被提升至自身的固有极限的暴力时——每一次都是由一种差异的自由形态唤醒了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唤醒为这一差异的不同者。因而也就是强度中的差异、幻想中的龃龉性、时间形式中的不似性、思想中的微分。对立、类似性、同一性、类比只不过是上述差异的直接呈现所制造的效果或结果而已，它们并不是使差异臣服，并使其成为某种被表象之物的条件。（P252-253）
逻各斯碎裂为一个又一个难以理解的符号，每一个符号都讲着一种能力的超越性语言。……只须让阴暗的预兆使不同者进行交流，并使它与差异产生交流就足够了：阴暗的预兆可不是一个朋友。（P253）交流，即便是一种暴力的交流，其原则本身似乎维持了一种通感［常识］的形式。但事实并非如此。诸能力之连锁确实存在，在这连锁之中亦的确存在着一种顺序。但无论是顺序还是连锁，它们都没有暗示一种“被假定为相同者的对象形式”或“我思之本性中的主体统一性”下的协作。（P253-254）有某种东西被从一种能力传递到了另一种能力，但却不专门属于任何一种能力的理念。……理念即问题，但问题仅仅给出了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诸能力通向了自身的高级运用。就此而言，理念远没有将良知或常识［通感］当成自身的媒介，它们指向的是悖识，其规定了分离的诸能力的唯一交流。（P254）这是一种遍历了消散的自我的碎片、分裂的我的边缘的强迫的、断裂的链条。确切说来，诸能力的超越性运用是一种悖反的运用，它与诸能力在通感［常识］的规则下的运用截然对立。诸能力之协和只能作为一种不协和的协和产生，因为每一种能力传递给另一种能力的都只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使能力直面自身的差异、直面自身与其他所有能力的离散。（P254）在能力学说中恢复理念导致了明白与清楚的炸裂，或是引发了一种狄奥尼索斯式价值的发现——根据这种发现，清楚的理念必然是模糊的，而且它的清楚程度越高，它的模糊程度也就越高。清楚-模糊成为了哲学的真正调性，成为了不协和的理念的交响乐。（P255）
思想被迫思考的东西亦是思想自身的中枢的崩溃、断裂、本性上的“无能力”，而这种无能力同时又是最强大的强力——亦即作为未表明的力量的［思维存在］，它们是形形色色的思想偷盗或思想的非法侵入。……困难本身及其伴随的问题与发问不是一种事实状态，而是一种原则上的思想结构。思想之中存在着无头者，一如记忆中存在着失忆者，语言中存在着失语者，感性中存在着无辨觉能力者。……思考不是天赋的，而是应当在思想之中生发出来。……问题不是要在方法的层面上指引或应用一种在本性和原则上都先存着的思想，而是要使那些尚未存在的东西诞生（不存在任何其他事业，其余的一切都是随意的，只具有修饰作用）。思考即创造，其他任何创造都不存在。但创造首先意味着在思想之中造就“思考”。（P256）重要的不是用另一种形象——例如借自精神分裂症的形象——来反对思想的独断形象，而是使人们意识到，精神分裂症不仅仅是一种属人的事实，而且还是一种思想的可能性，它只会在对形象的废除中显露出真面目。（P257）即使我不能将我所感知的或构想的两种东西混为一谈，我却始终可以将一个我所感知的东西和一个我所构想或回忆的东西混为一谈，就像我让我的感觉的当下对象在我的记忆的另一个对象的心忆痕迹上滑动一样……（P258）
一切都应当被颠倒过来：错误才是一个被恣意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并被恣意地投射到了先验领域之中的事实；至于思想真正的先验结构以及包裹着它们的“否定之物”，也许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应当到不同于错误的其他形态那里去寻找。（P260）不过，阻止这些更为丰富的规定得到展开的仍然是独断形象的维持，以及伴随它的通感［常识］、认知和表象的诸公投的维持。这些起纠正作用的概念因而只能显现为一些“修改”，其对〔思想的〕形象进行了片刻的复杂化。（P261）从某种意义上，哲学家们对这种必然性一直有敏感的意识。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感到有必要用一些具有另一种本性的规定来丰富错误的概念。（P260-261）
愚蠢不是动物性。动物有那些防止它们“愚蠢”的特殊形式做保障。人们常常在人类的面孔与动物的头部之间——亦即在人的个体性差异与动物的种差之间——确立种种形式的对立。但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说明愚蠢这种专属于人类的兽性了。（P261）先验景观里应当有暴君、奴隶与傻瓜的位置——位置和这些位置的占据者并不类似，先验也从来不是从那些因为它才成为可能的经验形态那里移印而来的。正是对Cogitatio［思维］之公设的信任始终妨碍我们将愚蠢变为一个先验问题：愚蠢不再只是一种被打发到心理学或趣闻轶事——甚至更为恶劣的论战与辱骂——以及“蠢话录”这种殊为可憎的伪文学样式那里的经验规定。……最糟糕的文字造就了蠢话录；而最优秀的文字则被愚蠢这一问题纠缠着——它将宇宙的、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的所有这些维度都给予了愚蠢的问题，从而将其一直引领到哲学的大门口。哲学应当以自身特有的方法，并带着必要的谦逊重拾这个问题，它要认识到愚蠢从来不是他人的愚蠢，它是一个真确的先验问题的对象：愚蠢（而非错误）是如何可能的？（P262）它是根据思想与个体化的联系成为可能的。这种联系要比出现在我思中的那种联系更为深刻；它在一个已然构成了思维主体之感性的强度场域中结成。（P262）
十三、意义的逻辑
个体化与特殊化毫无关系，即便后者是延伸着的特殊化。个体化不仅从本性上不同于特殊化，而且我们还看到，它先于特殊化并使特殊化成为可能。它所包含的是那些流动的内强因素的场域，这些场域不再借用我或自我的形式。在所有形式下行动的个体化与一种在它的作用下产生并被它带走的纯粹基底不可分割。描述这一基底，以及由这一基底同时激起的恐惧和诱惑，具有一定难度。撼动基底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这一基底虽然伴随着个体上升到了表面，但却并不具有某种形态或形式。它就在这里，注视着我们，但却没有眼睛。个体可以与基底区分开来，但基底却不能与个体区分开来——它继续支持着那个与它分离的东西。尽管它是未规定的东西，但却仍然环抱着规定，就像大地之于鞋子。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们却凭借自身的明确形式提防着这一基底。对于我和自我来说，情况便不是这样了。我和自我被那些对它们施加着影响的个体化场域侵蚀着，它们对于基底的上升毫无抵抗能力，这种上升将一面变了形的或是造成了变形的镜子递给了它们，在这面镜子中，所有那些现在被思考的形式尽皆消散了。愚蠢既不是基底也不是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个体化在这种关系中使基底上升而又不能给予基底以形式（它穿过我上升，深入到了思想之可能性中的至深处，并构成了所有认知的非被认知者）。（P263）
所有的规定都变得残酷而恶毒，所有的规定都只能被一种静观它们、发明它们的思想所把握，它们与自身的生命形式分离了、分开了——它们正在那阴暗的基底上漂浮着。在这被动的基底上，一切都变为了暴力；在这消化的基底上，一切都变为攻击。愚蠢与恶毒在这里狂舞。这或许就是笼罩在最美丽面庞上的忧郁的起源：对一种专属于人类面孔的丑陋的预感，对一种愚蠢的上升、一种恶之中的扭曲、一种疯狂中的反省的预感。因为从自然哲学的观点看来，个体被映射在这一自由的基底上，疯狂正是在此出现。因此，愚蠢随后被映射在愚蠢之中，残酷随后被映射在残酷之中，而且它已经无法忍受自己。“一种毫无价值的能力因而在他们的心灵中成长起来——亦即看到愚蠢并且无法忍受愚蠢的能力……”（P263-264）
神让基底独立地发挥作用......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
但是，当这种毫无价值的能力将哲学激活为精神哲学时，也就是说，当它将所有的能力都引向那使一种个体、基底、思想的剧烈的调和成为可能的超越性运用时，它就变成了最为尊贵的能力。种种内强的个体化因素——以构成一种超越的感性的最高元素的方式，以构成［感性存在］的方式——都把自己看作对象；而且，经过一种又一种的能力，基底发现自己被带到了思想之中。（P264-265）它始终是非所思者和非行思者，但这一非所思者却变成了必要的经验性形式。最终，分裂的我在这种形式下思考着［思维存在］，亦即只能被思考的超越性元素（“我们尚不会思这一事实”或愚蠢是什么？）。（P265）由于人们假定条件保留了一种大于被条件约束者的外延，所以意义在为真理奠基的同时也使错误成为了可能。一个假命题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至于无意义，它既不能为真又不能为假。（P265）
意义的领域虽然被发现，但它仅仅指向了一种心理学的洞察力或逻辑学的形式主义。在必要时，人们给真与假这对经典真值加上了无意义或荒谬这一新值。……人们假定真与假不受条件影响——条件在为两者中的一个奠基的同时必然使另一个成为可能。（P266）事实上，条件应当是实在经验的条件，而不是可能经验的条件。它所形成的不是外在的制约，而是内在的发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真理所关涉的都是生产，而不是符合。它所关涉的是生殖性，而不是天赋性或回忆。我们无法相信被赋予根据者和它过去是一个样子，和它在未曾被赋予根据时、在尚未通过根据之考验时是一个样子。（P266）当每一个命题被重新置入到鲜活的思想语境中时，它显然是根据自身的意义而拥有了那归属于它的虚假性。至于真，我们总是根据我们所言说的内容的意义而得到我们应得的那份。意义是真的发生或生产，真理不过是意义的经验性结果而已。在独断形象的所有公设中，我们都发现了同一种混淆，它旨在将一种经验之物的简单形态提升到先验的层次，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使真正的先验结构坠入经验性之中。（P267）
说意义不是什么要比说意义是什么简单得多，人们并不对此感到惊讶。实际上，我们永远不能在表达出一个命题的同时也表达出它的意义，我们永远不能说出我们所言说的内容的意义。这样看来，意义是真正的［言说存在］，它不能在经验性运用中被言说，而只能在超越性运用中被言说。……只有一类词语既述说着自己又述说着自身的意义，这就是无意义的词语，……如果意义对于诸能力的经验性运用来说就是无意义，那么反过来，那些在经验性运用中频繁出现的无意义对于认真的观察者来说就是意义的秘密，而这一观测者的所有能力都指向一种超越性界限。正如许多作家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认识到的那样，无意义之机制是意义的至高目的，同样地愚蠢之机制是思想的至高目的。（P268）
如果说我们当真不言说我们所言说的内容的意义，那么我们至少能够把意义——亦即某一命题的所表达者——当成另一个我们无法言说其意义的命题的所表达者——当成另一个我们无法言说其意义的命题的所意指者，直至无限。因此，通过将每一个意识命题都称为“名称”，意识命题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种无规定的名称性倒退之中，每一个名称都指向了另一个意指着先前名称的意义的名称。但在这里，经验性意识的无力乃是语言的“N次”幂，而且它的超越性重复即是言说词语本身或言及词语的力量。无论如何，思想在命题之公设中被独断形象背叛了。根据命题之公设，哲学在Cogito［我思］这个意识的初始命题那里发现了一个开端。但Cogito［我思］也许就是个没有意义的名称，它所拥有的对象除作为反复之力量的无规定倒退外别无其他（我思我思我思……）。任何一个意识命题都内含着纯思想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构成了一个无限倒退得以在其中发生的意义之圆域。（P268-269）对于语言具有根本意义的悖论性重复就不在于二重化，而在于去二重化，不在于放下，而在于悬置。（P269）
意义是逻辑学最强有力的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不过，它却是作为无效力之物、作为被剥夺了发生之力量的无形的无效者出现的。（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