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儒家的浮士德

一、跋扈家族裏的道德楷模

西漢以“孝”治國,這一朝的太后,往往不離政治中心,並有極大的話語權。比如衆所周知的呂雉,在惠帝和前後兩位少帝時期,曾以強硬的姿態主政十五年之久。又如竇太后,其專斷的性格,不僅差點影響了景帝繼承人的選擇問題,甚至令武帝初即位時也忌憚不已。王政君和這兩位太后相比,相對寬容仁厚了很多,可能正是因爲過於仁慈、過於重感情,所以她在提拔外戚的力度上,遠勝於竇太后,不亞於呂太后。

在她的兒子漢成帝即位後,王太后的七個兄弟很快就兩位被封爲列侯,五位被封爲關內侯。其中王鳳還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這是武帝以來,真正握有實權者的內朝職務。要不是有一位兄弟王曼早死,只怕此刻已經是一門八侯了。

一個家族忽然憑身份暴得富貴,然後又飛揚跋扈,奢侈無度,引起非議那是必然的事。所以王氏家族便自然而然成了衆矢之的。

朝野內外反對他們的理由主要有幾條。

第一條理由是,漢朝廷有一則從劉邦開國就定下的規矩:非功臣不侯。所以即使連漢武帝這麼專權獨斷,爲了給寵愛的李夫人的兄弟李廣利封侯,也要派其領軍大費周章地去戰場上立功。而王氏兄弟們顯然無功可言,怎麼可以隨便封侯呢,這豈不是違背了祖訓,有失孝道?

所以當某一個夏天,長安忽然發生沙暴天氣後,就有人解題發揮了,稱這就是上天對他們無功封侯不滿而產生的災異警示。(注①:《漢書·元后傳》: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

第二條理由則是,這幾位兄弟的行爲實在太不檢點了。《漢書·元后傳》裏記錄了漢成帝對幾人的痛斥,稱:成都侯王商,爲了引河水到自己家,擅自打通長安城牆;曲陽侯王根,驕奢僭越,園子裏的建築竟然模擬天子的形制;紅陽侯王立父子,則私養賓客,包藏了大量亡命之徒、奸猾份子。一般來說,如果只是普通的驕奢淫逸,漢成帝是不會太在意的。而這裏面列舉的幾項,越權僭越、收養賓客,卻都是人君無法忍受的底線問題。也就是說,雖然漢成帝出於對母親的孝意,封了所有的舅舅爲侯,但其實皇帝本人也對他們沒有分寸的行爲感到憤怒。而既然皇帝的態度都如此,大家也就自然更有膽量表示不滿了。

在普遍對王氏家族給出差評的同時,有一個王氏子弟卻獨獨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讚譽。

這個人就是王莽。

王莽的父親,就是王政君兄弟八人中最早死的那位王曼,所以王莽很不幸地沒有沾到姑姑的光。當然,即使他父親活着也被封侯了,將來繼承爵位的也將是王莽的兄長。

當他的堂兄弟們都已經成爲“侯二代”過上聲色犬馬的富貴生活時,王莽卻獨自過着“孤貧”的日子。他拜師儒生,勤奮好讀。在長兄也過世後,一人撫養寡母、寡嫂,以及兄弟二人的子女,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條。他不管是在外結交朋友,還是在家族中面對各位叔伯,都恭敬有禮。有一年,最尊貴的伯父大將軍王鳳生了病,王莽親自在牀前服侍,一個多月衣不解帶、寸步不離,讓王鳳大爲感動。

於是在大家眼裏,這就算是一件稀奇事了:囂張跋扈的王家竟然出了一個知書達禮、虛懷若谷、克己慎獨、風清氣正的好少年。世人總喜歡反差萌,出淤泥而不染,比一朵淨室裏栽培出來的花更引人注目。王氏子弟們用自身的惡行,反襯了王莽道德楷模一般的光輝形象。

而在王家,特別是太后王政君和大將軍王鳳眼裏,王莽也成了拯救王家聲譽和命運的關鍵寄託。如前所述,連漢成帝本人都已經表達對舅舅們行爲的厭惡,遑論其他大臣。何況,漢成帝本人一直沒有子嗣,帝國未來的主人不知道是誰。但大家都知道,新的主人身邊就會組成新的班子,有新的外戚。假如不爭取皇帝和朝野內外一致的支持,而是任由口碑繼續惡化,王家的未來實在堪憂。權力既然不可以旁落到外人手裏,最好的辦法是交給一個連外人都稱讚都信服的自己人。

由於王鳳臨終前對王政君和漢成帝的囑託,王莽終於成爲了一名黃門郎,雖然職級很低,但卻可以出入省中,經常侍從皇帝了。

很快王莽就升遷爲射聲校尉,不知是否看到了良好聲譽爲自己帶來的政治機會,他在營造“好人人設”這件事上變得變本加厲。

比如他哥哥因爲早死,留下的兒子一直由他照料。王莽把這個孩子送到博士門下學習。只要王莽輪休,就必定興師動衆,載羊載酒,送去學校犒勞老師同學們。(注②:《漢書·王莽傳》: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

《漢書》的這段原文裏,有幾個細節很有意思。第一處是:“振車騎”,運送東西自然用得上車騎,但這個“振”字,就有故意搞大陣勢,唯恐別人不知道的意思。第二處則是“諸生縱觀,長老嘆息”,一個家長來送餐,竟然要引起學生大量圍觀和老師們的感慨。其實我們不妨想一想爲什麼要圍觀,顯然不僅僅是因爲陣仗大,更不可能是因爲王莽的官職,畢竟在長安城裏,射聲校尉算什麼大官呢?最大的可能是,“那個傳說中的好人來了,快去看一看!”自從漢武帝一尊儒術,設五經博士之後,所謂的博士子弟,基本就是儒家子弟,這個時候王莽雖然還沒有硬套“聖人”模板,但顯然已經是個有口皆碑的名人。名人進校,儒生們自然有圍觀的衝動。而長老們嘆息的,也必然是:“果然名不虛傳,是我們儒家道德的好代表啊!”

《漢書》的作者是東漢的班固班氏兄妹,寫到王莽這類事情時,用了一句話來總結。“其匿情求名如此。”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爲了博取好的名聲,故意剋制內心真實的想法和慾望。班固的爺爺是王莽的好朋友。不知道他對王莽的這個論定,是來自他爺爺家庭內部的交流印象呢,還是東漢朝廷對前朝天子的政治共識。但憑良心講,“匿情求名”算是一個誅心之論。幾乎所有的自我修養,不都是要克服一些本能的慾望嗎?比如,在路上撿到一個包,打開裏面裝了一百萬現金。內心難道真的不想佔有這些錢嗎,但權衡利弊,還是不想做個小人,於是找警察聯繫到了失主。但非要用“匿情求名”來形容,就顯得有些刻薄。

當然,用在王莽身上,算是一種東漢的政治正確。


二、擊敗淳于長

王莽的德行越來越知名,他是儒家不世出的好學生,又是王家聲譽的唯一形象代言人,從上到下無人不誇讚。他的職位也隨着聲譽直線上漲,既被封爲新都侯,又先後升遷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但是離大司馬這一最高權位,始終還有一步之遙。而他的面前,也有一個強勁對手:他的表兄弟淳于長。

淳于長是太后王政君姐姐的兒子,所以和王政君、大司馬王鳳關係也都很親密,王鳳生病時,他也和王莽一樣,寸步不離地服侍左右。所以,王鳳臨終時,其實是把他和王莽兩人一起打包託付給了漢成帝和王政君。

但是比起王莽來,淳于長有個巨大的優勢,他和漢成帝的關係要來得更好。這是因爲漢成帝當初廢了許皇后,想要立趙飛燕苦,於母后王政君嫌她出身太低,是靠淳于長到王政君那裏做工作,最後先封趙飛燕父親爲侯,才成功將其立爲皇后,因此漢成帝非常感激和信任淳于長。淳于長擔任侍中的時候,“奉兩宮使”,也就是頻繁地走動於太后與皇帝之間,幫助聯絡母子感情。而既然淳于長和王莽都是王家下一代裏的種子選手,最後誰勝出,自然就靠漢成帝和王政君心理更偏向誰了。

如果真要靠博得喜愛來決勝,王莽幾乎沒有贏面。

正面走不通,王莽決定另闢蹊徑。既然我無法驟然增加皇帝和太后對自己的好感,那我就設法打消他們對你的好感,此消彼長,等於我贏。

而貶損一個人,最好的辦法就是從道德層面入手。

恰好淳于長真的不是個太注意私德的人,尤其是非常好色。(注③:《漢書·佞幸傳》:多蓄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至少比起“道德聖人”王莽來說,這一點上他完全處於劣勢,把柄一抓一大把。

比如,漢成帝的許皇后有個姐姐,叫做許孊,自從死了丈夫寡居之後,就和淳于長好上了。許皇后被廢不甘心,一看姐姐和皇帝身邊的紅人關係如此親密,便託姐姐幫她大行賄賂,希望淳于長幫自己在漢成帝面前美言幾句,再當皇后自然不可能了,哪怕當個婕妤也不錯。淳于長前後收了皇后上千萬的錢財禮物,騙她已經和皇帝說了,遲早要立她爲左皇后,實際上卻沒有任何幫忙的意思。因爲淳于長有自己的打算,他寫了不少信調戲許後,顯然是打算把這位失寵的女人和她姐姐一起收爲己用。

除了調戲許皇后,其他細節都被王莽探得,王莽決定開始行動了。

此時的大司馬,是王氏兄弟中的曲陽侯王根,因爲年齡原因,他將是王家第一代中最後一位輔政的了。他致仕時的推薦也很有分量。所以王莽首先找到他,在病牀前告密道:“聽說淳于長知道您久病不起,以爲自己就要繼任大司馬了,開心得不得了,到處和人說。

王根聽完勃然大怒:“有這種事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王莽道:“我不知道您心裏到底怎麼想的,之前猶豫着一直不敢說。”

王根氣得擺擺手:“趕緊去東宮報告太后。”

王莽見到王政君,除了以上事,又添油加醋說了一些其他事情。比如淳于長曾經對王莽的母親,也就是自己的舅媽毫不尊敬,不行禮數的事,又比如和許皇后的姐姐私通,收受賄賂的事。

王政君聽完自然也怒不可遏,催促王莽立即稟命皇帝。

王莽再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和漢成帝說了一遍。他的目標很明確,你不是種子選手嗎,我就是要暴露你的道德問題,直接取消你的比賽資格。而且前後對王根、王政君說的內容,都有所區別,精心對準每個人最在乎的事。王根患病最忌諱什麼,忌諱還沒死,別人就惦記着要來取代自己。王政君在乎什麼,在乎王莽的母親,也就是自己寡居多年的弟妹竟然被小輩無視侮辱,在乎王家的子弟怎麼出了一個這麼不檢點的後人。所以王莽的策略立刻奏效,對淳于長實現了精準打擊。

不過漢成帝倒是真喜歡淳于長,留足了面子,只是免去了他的官職,令他離開長安,回自己的侯國去。

到這一步,王莽已經基本贏了,他也未必就需要置淳于長於死地,只需要他退出競賽就可以。但老天似乎想讓他贏得徹底一點。

淳于長離開長安時,他另一名舅舅紅陽侯王立,有個兒子跑來問他要馬車。淳于長和這名舅舅的關係處得非常糟糕,若是平時肯定一萬個不願意。不過此時,失意的他也是病急亂投醫了,別說馬車,他甚至拿出重寶,央求表兄弟回家和舅舅王立說說,讓舅舅在漢成帝面前幫自己求求情,也許可以不用離開長安。王立拿到賄賂,居然也就真的開開心心說情去了。問題是,漢成帝一早就知道二人關係惡劣,這時爲什麼突然說起好話來了呢?難道過去是有意騙我?還是兩家之間有什麼陰謀?

做人臣有個原則是,你可以貪污受賄,驕奢淫逸,但是不能偷偷摸摸有所隱瞞,讓皇帝產生疑心覺得你有陰謀。

於是淳于長被迅速逮捕審問,這麼一拷問,便把調戲許皇后、謀立左皇后的事情也招供了出來。本來只是行爲不端,現在則是謀逆大罪。淳于長就如此死在了詔獄裏。

王莽毫無後顧之憂,很快順利當上了大司馬。

這是儒家好人第一次使用手段攻擊政敵,其陰狠毒辣的風格和他苦心經營的人設似乎背道而馳,又好似一體兩面。


三、外戚爭奪戰

輔政不久之後,漢成帝便一命嗚呼,正因爲他沒有子嗣(注④:《漢書·外戚傳》裏記載,有個叫解光的人,在哀帝時曾透露,後宮有一名美人、一名宮女都曾懷過成帝的孩子,但生下來之後就被趙昭儀派人弄死了),所以帝國的繼承人早就提前商量好了,由定陶王劉欣來即位,史稱爲漢哀帝。

漢成帝還在做元帝的太子時,元帝差點就廢了他,改立劉欣的父親,也就是說,劉欣的奶奶傅氏曾差一點就取代了王政君的皇后、太后之位。按照正常的邏輯來說,漢成帝和王政君應該對傅氏、劉欣非常忌諱,而傅氏也應該爲曾經唾手可得的後位而十分嫉恨王政君母子。

邏輯是對的,但事情在不斷髮展,邏輯也並非一成不變,而人更會隨着形勢改變而調整應變處事的方法。

傅氏在退出皇后位置爭奪後,和兒子定陶恭王、兒媳丁姬等人一起到了藩國,當起了諸侯太后。傅氏是個很有心計謀略的女人,而且很能處理人際關係。(注⑤:《漢書·外戚傳》:(傅氏)爲人有才略,善事人。)當她看見漢成帝沒有子嗣,便清楚自己的孫子機會來了。她私下賄賂趙昭儀及時任大司馬的王根,請他們在成帝面前建議立劉欣爲嗣。而趙、王二人也要爲將來謀劃,自然巴不得在立太子一事佔一份功勞。

不過,最後的決定權,仍然在王政君和漢成帝手裏。

平心而論,即使漢成帝過去對劉欣的父親有忌諱,但在面對宗廟祭祀、帝位傳承這樣的大問題上,似乎也容不得有什麼計較了。誰讓他沒有自己的兒子可以奉嗣呢。而且劉欣這個大侄子人的綜合素質倒也還不錯,所以就算沒有趙昭儀和王根的努力,成帝自己都有幾分器重他。

真正的矛盾,集中在王政君和傅氏這兩位奶奶級的人物身上。因爲一旦劉欣即位,曾經的問題又將出現了,那就是王政君和傅氏,究竟哪位該當太皇太后。

其實,在儒家的宗法制裏,這是有明確答案的。

答案是:劉欣如果要繼承帝位,那就必須過繼給漢成帝,相當於漢成帝纔是他的父親,王政君纔是他的奶奶。那原先的親奶奶傅氏、親媽丁姬則跟他就沒有關係了,甚至連見都不能夠見。所以,大漢仍然只有一個明確的太皇太后,這個人只能是王政君。

這個答案自然也是王莽心裏的標準答案。因爲只有王政君還有發言權,他作爲外戚才能長久地坐在大司馬的位置上。

答案是唯一的,但是問題卻可以有很多。

問題之一是王政君是個很心慈手軟的婦人,她不僅完全沒有把傅氏作爲對手來衡量,還大開方便之門,允許傅氏、丁姬十天見一次皇帝。問題之二是傅氏並不滿足於此,王政君的寬容,恰好給了她與漢哀帝劉欣商量如何對付王氏一家的機會。

於是,很快就有人順着漢哀帝的旨意,上奏建議稱丁姬爲太后。這顯然是個諂媚且不合禮制的建議,因爲成帝原先是有趙飛燕皇后在的,哀帝即位後,自然就應該稱趙飛燕爲太后。所以這個建議正常情況下本不該提出,之所以會提出,真實目的是爲了把不是問題的問題,變成可以討論的問題。有討論,就有迴旋的餘地。

果然,餘地來了。王政君明知道這個建議是爲了擡高傅氏、丁姬的身份,但又不可能同意,所以爲了給新皇帝面子,只好折中一下,那就追封哀帝死去的父親定陶恭王爲恭皇吧。別小看這一個字的出入,從“王”到“皇”,實際上是是一種突破禮制的等級躍遷。

但這下就給傅氏和哀帝找到理由了。既然定陶恭王可以變成恭皇,那爲什麼他的母親傅氏不能從王太后,變成皇太后呢?一個口子開了,其他的事情再推起來,就顯的理所當然。而既然傅氏和哀帝的意圖這麼明顯,也就一定會有一波政治投機者熱衷於在其中推波助瀾。

王莽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因爲太皇太后之爭,必定會帶來外戚之爭。一旦王政君失勢,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勢必要被傅氏、丁氏家族取代。所以在整個過程裏,王莽始終不遺餘力地維護姑媽的權威。比如,有一次漢哀帝在未央宮設宴,侍從擺席的時候,把傅氏的位置放在了王政君身邊。王莽勃然大怒,責罵道:“定陶太后只是藩妾,有什麼資格坐在太皇太后一起。”(注⑥:《漢書·王莽傳》: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傅氏知道後,視王莽爲大仇,痛恨到了極點。

面對傅氏的得寸進尺,王政君選擇了息事寧人,她示意王莽辭官回家,希望雙方可以各退一步,傅氏不要再覬覦名位之事,而王莽則把輔政大權拱手而讓。不過王政君可能把事情想得過於簡單了,權力中央的角逐,如同過獨木橋,對手又是歷來恨你入骨的傅氏。你主動往後退,別人怎麼可能不往前進,趁機置你於萬劫不復呢?

幾年後,一切不可阻擋地順勢發展了,傅氏和丁姬共稱尊號。於是巍巍漢宮裏,同時存在有一個太皇太后王政君,一個皇太太后傅氏,一個皇太后趙飛燕,一個帝太后丁氏,堪稱奇觀。這其中,趙飛燕太后勢孤力單,實力可以忽略不計,爲求自保,她投向了傅丁一方。所以局面就變成了傅、丁二人和兩家的外戚,在漢哀帝的支持下,合力圍攻王政君和王氏家族。誰強誰弱,一目瞭然。

自從稱了尊號以後,傅氏開始絲毫不顧念王政君過去對自己的仁慈,越來越不把她放在眼裏,甚至當着面也直呼其爲“老太婆”,並且追怨自己當年做漢元帝妃子時,另一位有寵的婕妤,找個藉口將其處死。(⑦《漢書·外戚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

而免官在家的王莽,也在此時被趕出了長安,回到自己的封地,徹底遠離政治中心。

按照正常的規律來看,只要年富力強的漢哀帝不出什麼意外,保守估計執政個二三十年,王莽也將在閒散的日子裏老死,而姑姑王政君更將走在他之前,所以他幾乎不會再有任何機會復出了。

回首短暫的輔政歲月,像這位道德家打盹做的荒唐一夢。

四、清除異己

意外來了。來得相當意外。

二十五歲的漢哀帝,只在位了六年,忽然駕崩了。

在這前一年,跋扈的傅太皇太后也已經過世了,漢哀帝雖然由於衆多人的喊冤,重新把王莽調回了長安,但始終沒有再次把大權交還給他的意思。漢哀帝有一名新寵,即“斷袖”典故的出處,歷史上著名的董賢。

西漢諸位皇帝,幾乎都有男寵,高祖、惠帝、文帝、武帝莫不例外。董賢就是因爲長得標緻,得到了哀帝的寵幸,從此平步青雲,賞賜鉅萬。兩人曾一起睡覺,哀帝的衣服被董賢壓在身下,爲了起牀不驚醒愛人,於是揮劍隔斷了袖子。(注⑧:《漢書·佞幸傳》:(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

哀帝起初也重用外戚傅丁兩家,但隨之便把輔政的希望轉移到了董賢的身上。董賢二十二歲便當了王莽半世苦苦追求的大司馬一職,匈奴單于來朝拜天子時,很奇怪怎麼那麼年輕便能坐上如此高位。漢哀帝對翻譯官說:你就給我這麼翻譯。大司馬雖然年輕,但卻是難得的大賢。(注⑨:《漢書·佞幸傳》: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

哀帝也沒有子嗣,故此有禪位給董賢的念頭。

但還沒輪到這一計劃執行,哀帝就忽然死了。由於走得過於突然,當哀帝的靈柩停在未央宮的大殿之上,年輕的大司馬董賢忽然束手無策,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接下來的政局變化。殊不知,每一任天子死後,幾乎都要大變天、大洗牌。身在高位的人如果不提前應變,不謀劃防範,自己就有可能變成那張被血水洗掉的牌。

就在董賢犯楞的時候,久已失勢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忽然帶人趕到了現場,並當場收走了天子印璽,然後問:大司馬準備怎麼操辦皇帝的喪事?

剛剛二十出頭的董賢哪裏懂得這些規矩,一句話都答不出來,忙不迭地自責。

王政君順勢說:新都侯王莽,當初曾料理過先帝的後事,熟悉各種禮儀,我讓他來協助你吧。

董賢哪裏還敢說不,而且王政君說得那麼委婉。何況喪禮本身就是儒家的專業,由儒家的好代表王莽來主持,簡直是不二人選。

於是使者迅速飛奔至王莽家,傳達太皇太后旨意,所有禁宮的軍隊、奏事權全部歸還給了他。

王莽按捺住心底的喜悅,火速趕到宮中,第一件事情卻不是問喪事,而是立刻指使尚書彈劾董賢,收回他大司馬的印綬,理由一是皇帝生病時料理的不夠細緻,二是作爲大司馬不能服衆。這兩條理由聽上去就像是純粹找茬,但作爲欲加之罪,則綽綽有餘了。董賢當天回到家,就憂懼自殺。等下葬後,王莽還疑心他是假死,令人發棺剖視一番,最後草草埋在獄中。

大司馬這一職位自然不能空着,王政君於是讓羣臣推薦合適人選。

可是這個時候還有誰更合適呢,從上到下,個別人以外,都紛紛表示除了王莽,再也找不到更有資格當大司馬的人了。(注⑩:《資治通鑑35卷·漢紀二十七》: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

平心而論,羣臣倒也並非只是畏懼太皇太后的權勢,而是王莽一貫以來,的確承載了漢朝知識分子,或者確切的說是儒家知識分子的希望。儒家是一個政治學派,它的學術理念,是要運用到政治實操中去的,它的學術目的,是通過實現王道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正確與否。所以儒家必然要促使着自己的門人充分去投身政治,並寄希望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代表可以把這些理論施之於國內,化行於四方。西漢王朝自漢元帝以來,災異頻現,這在儒生眼裏,是和政治紊亂密切相關的。而政治紊亂的原因,則是因爲沒有嚴格地貫徹儒家的施政理念。王莽是作爲一個儒家道德典範出現在世人眼裏的,儒生們願意相信,他之所以那麼道德,不正是因爲經術的薰陶嗎,一個能夠修身齊家的人,自然有了治國平天下的資本。更何況,王莽在漢哀帝朝,是作爲政治受害者被拋出權力中心的,而當哀帝死後,漢家王朝差點被年輕輕的董賢取代面臨滅頂之災時,又是王莽如救世英雄般拯救了劉姓天下,這些光環加在身上,還有誰能對王莽擔任大司馬產生異議呢?

當然,西漢朝的儒家並不是反對王朝改姓換代,董賢的問題是資格問題,換一個人就不同了,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說。

重新擔任大司馬後,王莽迅速進行了大範圍的打擊報復,掃清政治上現有的和潛在的敵人。

傅太皇太后、丁太后自然要削去尊號,傅丁兩家外戚幾乎全部免官,遣回故里。當時投靠他們的趙飛燕皇后,也被逼迫自殺。兩位在推舉大司馬時沒有投自己票的大臣,則全部免職。親舅舅王立曾經收過淳于長賄賂併爲他求情,也必須趕出京城。所有平素看不順眼的,統統找了個理由治罪。(注11:《漢書·王莽傳》: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悅者,莽皆傅致其罪。)

在大權穩固,再也無人反對之後,王莽迎立了九歲的中山王即位,是爲漢平帝。

但問題來了,漢平帝和漢哀帝一樣,都是藩王即位,平帝的母親衛氏也有外戚,會不會又出現像傅丁兩家一樣,來爭權奪位製造威脅呢?

這次,王莽提前採取了措施,直接下詔,命令衛氏一家全部留在中山,絕對不得入京。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王莽的親兒子王宇卻對父親的這一做法表示了不滿。這就有些奇怪了,照理說,父親獨攬大權,將來兒子坐享其成,不是挺好一件事嗎,王宇的不滿究竟從何而來呢?這就要說到西漢王朝的另一個權臣了。漢武帝死後,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擊敗了所有政敵,權傾朝野,甚至到了可以廢立天子的程度。王政君的公公漢宣帝就是霍光扶持上位的。霍光生前,宣帝有意隱忍,但等霍光一死,宣帝立刻將霍家滅族。有這樣的前車之鑑在,王宇怎麼能不怕呢。畢竟按照正常的年齡規律,王莽肯定要死在九歲的漢平帝之前,王宇害怕平帝長大後報復,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注12:《漢書·王莽傳》: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

九歲的孩子,正是需要母親的時候,所以王宇認爲,如果自己幫助平帝的母親衛氏一族申請到進入帝都的資格,就能博得新皇帝的好感。但他竟然沒有想通,王莽前不久剛喫過傅丁兩家外戚的眼前虧,同樣的錯誤怎麼允許犯上兩次。

王宇先是暗中教衛姬以母親的身份請求獨自進京,被王莽果斷拒絕。見不奏效,王宇又和老師大儒吳章、大舅子呂寬等人商量對策,大家一致認爲王莽這人是聽不進勸諫的,但是篤信陰陽災異這一套,畢竟自從董仲舒開始,就把本屬於陰陽家的這些糟粕加到了儒家學說裏了。所以王宇決定故意弄一些怪像,藉口是上天對衛氏受到不公待遇的警示,來逼迫王莽就範。這一夜,王宇派大舅子呂寬悄悄盛了一些血,去潑在王莽門口。只可惜,呂寬一不留神就被逮住了。經審問,王莽對兒子觸碰自己底線,挑戰自己權威的行爲十分震怒,逼其自盡身亡,兒媳正大着肚子,於是關進監獄,等產下孩子之後再處死。王宇的老師大儒吳章,其一千多名弟子被禁錮,終生不得從政。而這次事件也恰好給了王莽徹底收拾衛氏外戚的藉口,除了平帝母親衛姬以外,其他衛氏盡數誅殺,其他與衛氏有關人員也有數百人被牽連致死。

在處理完衛氏外戚後,王莽特意舉辦了一期培養班,聽課人員是公卿大臣們,授課內容則是儒家禮儀。其中特別強調了一條原則:“爲人後者,義不得顧私親。”什麼意思呢,就是平帝現在繼承了帝位,就不能再顧念當諸侯王、諸侯王妃的父母了,應該斷絕和他們的聯繫。這期培訓顯然是爲了統一思想,是爲了證明自己剷除衛氏的理論正確。這些話既是說給平帝聽的,也是當錘子一樣敲在公卿大臣頭上的,警告他們不要再動這方面的歪心思,否則我輕而易舉就能從經典裏找到你大逆不道的證據。

到此爲止,異己似乎都被清除了,王莽的心總算是安穩了。

還有沒有自己要對付的人呢?

有的,他仔細盤算來盤算去,還有一個人始終制約着自己的權力,令他仍有所顧忌。

這個人就是他的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

太皇太后是至尊,又是至親,自己坐上大司馬的位置又多虧有她,當然不算是異己,也用不着剷除,但是畢竟年齡大了,又是女流之輩,可以想辦法架空她的權力。

起初,因爲平帝過於年幼,已經七十二歲的王政君是直接上殿臨朝、聽政決事的。在大殿之上,她面朝東坐,平帝面朝西坐,所有大臣奏事,必須東西各說一遍。當然,拿主意的只有王政君一個。只不過到這個時候,大臣們所奏的事,往往都已經是王莽的旨意。

其中奏的有一條,就是說太皇太后年邁體衰,大臣們憂心她過於操勞,希望她不要再操心那些小事了。於是從平帝即位第二年起,除了封爵這種與國家治理其實關係不大的事情外,其他如州牧、二千石官員等重要人事任免,就都由王莽親自面試過後一手決定了。

在大權獨攬之後,儒家好人摩拳擦掌,準備往“聖人”的人設邁進。


五、聖人與改革

前面說到,至少在西漢的儒家理念裏,改朝換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還沒有像後世王朝那樣講究對一姓的愚忠,而是更講究天命。所謂天命,就是人主只不過是順應了上天的旨意,來替上天打理天下,生養萬民。相當於你只不過是老天的僱員,老天看到你素質不錯,說那就你來當天子吧。所以儒家堅持要君主修仁德,有仁德上天才會繼續給你連任。假如你幹得不好,上天就要換人。

所以在西漢的儒家裏,頗有一些直性子,敢直接勸天子讓位的。

比如漢昭帝時,有枯木復生,蟲子把樹葉吃出了文字的形狀,就有儒生眭弘上奏認爲是改朝換代的預兆,他說:我的師傅董仲舒說的,就算現在的皇帝幹得不錯,也不妨礙新的聖人應天受命,漢朝是堯的後人,現在你該去訪求賢人,禪位給他順應天命了。(注13:《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眭弘)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后,以承順天命。”)

即使是在漢宣帝這麼相對優秀的天子在位時,仍有儒生蓋寬饒對他說:五帝官天下,所謂官天下就是要把帝位傳給賢人的,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這些剛直的儒生表達出來的理念說明,當王朝氣運衰敗時,自然會有聖人應運而生的。而漢朝時堯的後人,理論上聖人最有可能是舜的後人,那麼劉姓天子禪位給舜的後人,自然是一件上應天命,前應先王,皆大歡喜的事。

自從漢元帝開始,西漢王朝的國力的確是開始下行了,朝綱紊亂,災異迭出,矛盾激烈,在位的天子也很少有強大的統治能力,甚至壽命都異常得短,這是全天下有目共睹的事情,這很容易讓大家產生是不是要改天了的念頭。在越是紛亂的世局裏,儒生們也就越期待新的聖人的出現。

王莽自然是最“像”聖人的那個。這種“像”,一半來自於時代催生,而儒家也迫切需要一個代言人在這個時代爲其發聲,另一半則來自於王莽自己的苦心經營。

所以並不能說後面發生的一切都是迫於王莽的權勢,至少相當一部分人,是真心覺得王莽的出現,是“聖人救世”。

《孟子》裏有一句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莽生於公元前45年,往前推五百年,還真有一位儒家的聖人孔子,孔子大約出生於公元前551年左右,而再往前推五百年,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了,周朝的周公也是儒家認爲的大聖人,雖然不知道明確的出生年月,但大致也不會離周朝建立相差太遠。你看,王莽當聖人,首先就有了孟夫子的加持。

自然都是聖人,王莽就必須和他們有一些相似之處。像孔子是不太合適的,孔子更多的時候,是仕途的失意者,而周公卻是執政者的典範。那麼王莽的一切形象,一切行爲,治國的一切成效就不得不向着周公靠攏了。

漢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示意益州的長官,令塞外的蠻夷進貢了一隻白野雞,兩隻黑野雞。這是因爲周公輔佐周平王時,也有同樣的祥瑞。天然白色的動物很少,古代更少,所以白野雞、白兔、白鹿都可以成爲罕見的祥瑞。這一年,王莽把大司農官職改成叫“羲和”,這是迴歸儒家經典《尚書》的記載。他還找到了周公和孔子的後人,給他們封以世世代代繼承的爵位,表達後聖對先聖的尊敬。而王莽自己也在羣臣的支持輿論聲中,進爵號爲“安漢公”,比“周公”還要更氣派一點。

元始二年,祥瑞繼續被州郡發現,並向朝廷上報,以響應“聖人”的存在。雲南、四川一帶的江中出現了黃龍,而遠至印度半島的黃支國也獻來犀牛表示慶賀。但自然災害並沒有因爲聖人出現而減少,夏天的時候,鉅鹿掉下了兩顆隕石,以山東爲主的一些地方還發生大旱,災民流離。王莽帶頭捐款百萬,捐地三十頃,隨之響應捐贈的大臣達到230人,長安城裏也修建了災民的住所。王莽並不擔心這些小插曲,這只不過是聖人治國必須面對的挑戰之一。每有災害天氣,他還總是喫素以示節儉,以至於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詔說:爲了天下百姓,你要愛惜自己身體啊,還是多喫點肉吧。(注14:《資治通鑑35卷·漢紀二十七》:太后遣使者詔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爲國。”這一年,王莽還遵從儒家理念,認爲雙名不符合禮制,在全國推行使用單名,於是從這一年開始直到魏晉南北朝,史書裏將出現大量單名的人物。

元始三年,王莽開始從坐車、服裝、俸祿、喪事、嫁娶、奴婢、田宅、器械等方面,大面積推行他個人“理想”中的制度,以解決漢朝現實的社會矛盾。但是這所謂的“理想”,不過是恢復到古代,比如周公時代而已。但問題是,周公時代的很多制度,並沒有記載流傳下來,有很多都是戰國時期的臆想和推測。這些改革就算部分可以奏效,但王莽推行之速、覆蓋之廣、關節之細,也令人難以接受,很快天下吏民就都將飽受其苦。

茲舉一例:王莽改變了全國幾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名,按照幾個原則,第一是從儒家經典裏找依據,第二是聽着吉祥。第三是要體現天朝與四周蠻夷的地位區別。比如,離字不吉利,那就把“符離”這個地方改成“符合”。“曲逆”聽着非常叛逆,乾脆改成“順平”,這樣就順從多了。又因爲古代中原對四周的少數民族有專屬名稱,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於是把琅琊改成鎮夷,長沙改成鎮蠻,天水改成鎮戎,雁門改成鎮狄。而東北的高句麗王國也未能倖免,正好他們叛亂,於是乾脆改成“下句麗”了,蠻夷之人,怎麼可以“高高”在上呢。這一套地名改革,既迂腐又麻煩,而且動不動就重新更改,讓基層官吏記此忘彼,以至於很多年後,行政文書裏提到一個地名,都不得不把舊名、新名都標上,否則就沒人搞得明白究竟是哪裏。

元始四年,由王莽的堂弟王舜帶頭,累計八千多官民上書,紛紛表示王莽的功德茂盛,應該賜予他“宰衡”這個名號。這個名號當然也有來歷,商周兩朝著名的輔政者伊尹、周公分別被稱爲“阿衡”、“冢宰”。這合二爲一的“宰衡”,說明了王莽的“聖德”,又超越了周公。宰衡的地位顯然是凌駕於三公之上的,所以三公向王莽稟事,必須以“敢言之”開頭,大約是“斗膽說一句”的意思,來表示對王莽的敬意。這一年,他又按照《周禮》,要求在京城內建設明堂(施政場所)、辟雍(典禮場所)、靈臺(觀天場所)等設施,徵召了上千名懷有一技之長者來表演,蔚爲大觀。但真正到了治理黃河這種民生問題上,卻因爲意見不一致擱置了下來。不久的將來,正是兩次黃河改道,在下游造就了數以萬計的災民,他們將成爲王莽和他理想秩序的掘墓人。

在周公時期,據說是蠻夷向化、四方賓服的,所以王莽派遣中郎將用財物誘使西方羌族來歸附,西羌的上書裏,盛讚了王莽治下的世道:天下太平,五穀豐登,禾苗高丈餘,一粒穀子里長好幾粒米,不需稼穡就自己成熟了,也不需要蠶吐絲繭就自己結好了,甘露天降,醴泉湧出,鳳凰來儀,神鳥交集。這就是農業帝國時代的理想畫面,有足夠的糧食,和足夠製成衣服的材料,衣食無憂,儼然盛世。

元始五年,王莽大約開始爲篡位正式謀劃了,所以春天的時候,下了一道特殊的聖旨,大意是,自從漢朝建立以來,劉姓宗親已有十幾萬人,遍佈全國各地,難免會有一些行爲不端的害羣之馬,所以要求在各個諸侯王國設置“宗師”一職,對皇室宗親進行嚴格教育和督查。這一詔令,多少有些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味道。五月,王莽就被賜予了九錫之禮,這是人臣最高級別的禮遇。這個月,王莽派去天下采風的八個大臣也回到宮中,他們帶來了郡國爲王莽歌功頌德的各種歌謠和祥瑞,累計有三萬字。唯一沒有帶祥瑞回來的,被王莽嚴厲地進行了懲罰。這一年還罕見地沒有記載任何地震、水旱等,倒是琅琊太守公孫閎因爲想上報災情被下獄處死。

在一切水到渠成之後,漢平帝於該年的十二月駕崩於未央宮。而恰好在此月,武功縣有人鑿井得到了一塊白石,上圓下方,暗合了天地的形象,白石上有紅色的字跡“告安漢公爲皇帝”。儘管連太皇太后王政君也認爲這塊石頭很荒唐,但已經沒有能力阻止事情往不可控的方向發展,而不得不下詔:王莽可以着天子服,朝見羣臣,自稱“假皇帝”,吏民則稱其爲“攝皇帝”。這個“假”字,不是真假的意思,而是“代理”。但大家心知肚明,代理着代理着,就會變成真的了,就像從“好人”變成“聖人”的過程一樣。

七、結局不是結局

其實還有三年時間,王莽才真正改朝換代,建立了短暫的“新朝”,但這三年已經沒有詳說的必要了。就像一個謎語,答案在元始五年就已經揭曉了,我們已經完整看到了時代、學派、人是怎樣互相牽絆、互相利用、互相催化,剩下的一切就顯得略有些乏味。

值得再一提的是,很快有一個青年,就要在王莽的新朝裏,到長安來學習了,他叫劉秀。他在繁華的京城裏,看着威武雄壯的衛士,忍不住感慨:“仕宦當作執金吾!”這一幕,多麼像兩百多年前,他的先祖在咸陽看着皇帝浩浩蕩蕩的車隊,說道:“大丈夫當如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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