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十二年，一箇中年人在久不得志的抑鬱中死去，年僅三十三歲。
司馬遷特別把他和屈原寫在《史記》同一個列傳之中，但記載的事蹟寥寥，幾筆簡述了他被推薦、被排擠，最終死去，對他所作議論貢獻也只有簡單數語，倒是花了幾倍的筆墨抄錄了他感懷身世、抒發懷才不遇之情的兩篇辭賦。
到班固時，似乎覺得司馬遷對此人一生建樹敘述不夠周到詳盡，於是在幾乎全文抄取史記傳記的基礎上，加上了此人所作的幾篇政論，目的可能是想要告訴後人，這幾篇政論關係重大、意義非凡。
然而不把此人放在時代背景中考量，終究無法解釋爲何幾篇文章，分量就能如此之重；也無法闡明，他之不得志，乃是政治力量作用下不可抗拒的必然命運。
這個人，自然就是賈誼。
一、文帝即位後的政治格局
賈誼是作爲知識淵博之人被推薦給漢文帝的，推薦他的人叫吳公。
是時，漢帝國剛剛經歷過一波足以動搖國基的動亂。如前所述，呂后駕崩，她一心組建劉呂同盟維護惠帝嫡系的計劃被內外兩股勢力破壞，內部反水的是她信賴的劉氏子孫劉章、劉興居，他們決定奉齊王爲帝；外部發起政變的，則是陳平、周勃等高祖時期的功臣集團，他們在呂后晚期逐漸被排擠在權力中心之外。這兩波人儘管在奉誰爲帝的問題上意見不一，但誅殺當權的呂氏外戚，掌握更大權力的慾望是一致的，於是一拍即合，不僅成功族滅了呂氏，還把惠帝留下的後代全部剿殺。
政變之後，代王劉恆作爲幾大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意外地入主宮中、成爲天子。
他被挑中，是因爲被認爲實力最弱，最容易被控制。
但顯然文帝自己並不甘願做傀儡帝王，他不僅要暗暗地鬥爭，且鐵了心要勝利。
當務之急，就是在中央逐漸逐漸組建自己的親信班子。
吳公就是在這時，被漢文帝從河南守的位置直接調到京城，擔任司法刑罰的最高長官。吳公是一名專業人才，不僅是秦丞相李斯的同鄉，還是李斯的弟子。他不僅有理論，而且有實績，他治理地方的績效考覈曾列全國第一。（注①：《漢書 賈誼傳》：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
而吳公到了中央，得到文帝的青睞之後，順便就把自己在河南時就十分中意的才子賈誼推薦給了文帝，稱賈誼學識非常淵博。（注②：《漢書 賈誼傳》：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秦始皇時，曾頒佈“挾書令”，民間不得私藏和私相傳授《詩經》、諸子百家等書。比如劉邦親弟弟，楚王劉交年幼時非常愛讀書，拜於荀子學生浮丘伯門下學習《詩經》。秦“挾書令”頒佈後，劉交不得不中斷學業，內心非常遺憾，所以很多年以後還派兒子去繼續向浮丘伯學詩。漢興以來，蕭何制定的法律基本以秦律爲藍本，因此“挾書令”也被繼承了，直到漢惠帝四年的時候才真正廢除。廢除“挾書令”的那年，賈誼九歲。一個政策的改變，給了他“通諸子百家書”的條件，從而造就了這名奇才。另一點要說明的是：當時學諸子百家書者，也並非門派有別、涇渭分明，往往是博學百家，從中學吏治、學實務。
賈誼正因爲博學善對，而被漢文帝徵召爲博士。
漢文帝接受的帝國，是一個虛弱恢復中的王朝，經歷了秦末戰爭、楚漢戰爭、呂后母子爭端、功臣誅呂之亂等等，彷彿一個久病多病之體，令良醫也難以爲治。
漢文帝需要解決的難題包括而不限於：民力不足，基礎物質生產能力低下；法律過於嚴苛，傷民太甚；諸侯王坐大，對朝廷形成反制；功臣集團居功自傲，存在威脅；匈奴虎視眈眈，放馬窺邊等等。
每次當漢文帝頭疼這些事情，令諸博士討論對策時，都無法從這些老先生那裏得到想要的答案。（注③：《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這是一句很值得深味的話。老先生們真的答不上來嗎，其實未必。只是因爲誅呂之變、文帝即位初期的政治形勢太嚴峻、問題太複雜，不好說罷了。得罪皇帝和得罪強權的功臣，都不是好惹的，這些人精只好支支吾吾、裝傻充愣。
這就是文帝所面對的真實困境：沒人敢說話，說話的未必是真話。
幸好，有年少孤傲、鋒芒畢露的賈誼在。
二、對功臣集團的打擊
文帝和賈誼這對君臣，很快就聯手展開了對功臣集團的打壓。
文帝二年的十月，根據漢初十月是歲首的習俗，這是一年剛開頭的時候。去年的一年，文帝扮成一頭溫順的綿羊，剛剛把即位之前承諾諸侯王和功臣們的條件一一兌現，把獅子老虎們的毛一一捋順安撫好。這時，他迫不及待拉開了意欲扭轉形勢的反攻序幕，發出了著名的“遣列侯之國”詔。
詔令的行文看上去平淡無奇，說的是：漢初，被封爲列侯的功臣大多數都在京城定居，他們所封的侯國卻遠在百里、千里之外。這樣就帶來兩個不方便，一者，從侯國產生的賦稅，要從遠方運到京城送給他們，難免耗費大量的民力；二者，封侯之後，他們本來承擔着教育侯國子民的義務，這樣遠隔千里，難以施行教化。因此頒佈這條詔令，就是希望列侯們全部離開京城，回到自己所封的侯國，在當地享受權利、承擔義務。如果列侯有在中央政府和京城擔任職務，確實不能回去的，就把列侯太子送去。（注④：《史記·孝文本紀》：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這封詔令，看上去似乎全是爲民着想、爲列侯功臣着想，讓局外人不得不感嘆天子的溫暖關懷。而其背後，則當然又有文帝另一番計算。
文帝上臺，直接原因是誅呂之變。而這場內亂之所以能成功，呂氏之所以不堪一擊，很大原因是各種利益集團被聯合起來了。比如謀臣陳平、武將周勃本來並不交善，卻在政變時成爲了利益共同體並且是幕後首腦。再如，灌嬰、酈寄、審食其等人明顯和呂氏關係密切，而朱虛侯劉章更是呂祿女婿，這些人本不會和反呂派平白無故走到一起，除了共同對利益的追逐，還因爲有辯士陸賈從中斡旋聯絡，終於促成了不同集團的集體發難。
儘管文帝自己也是政變的受益者，但總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在他看來，任由這些倚老賣老的功臣們自由在京城互相抱團交會、結黨營私，難保不再次腋下生變。上次是誅呂和誅少帝，下次會不會誅殺的對象就是他呢？
因此，這纔是發出“遣列侯之國詔”的真實目的。必須讓他們回侯國，各自分散，再也不能形成集結的力量。
除了讓他們分頭回國，文帝同時還有另一項配套政策：侯國遷移。即假如這個侯國，原先領土就在諸侯王的疆域內，這次就換個地方，移到漢朝廷直轄的郡中去。
這條政策的目的也很明顯，減少功臣列侯和諸侯王的聯絡交通。
這兩條政策既有強烈的針對性，表面功夫又都掩飾得很到位。而它們的提出者，就是賈誼。（注⑤：《漢書·賈誼傳》：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
賈誼的計策雖然很好，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條詔令發出後，遭到了列侯們一致的虛與委蛇。這些老狐狸心裏跟明鏡似的，皇帝陛下您表面說得好聽，肚子裏不就是要趕我們走嗎。於是找年老、生病等各種理由推辭，總之就是賴在長安，死都不肯出發。
當然，文帝也不是輕易認輸的主兒。怎麼讓他們乖乖就範呢，他思來想去，眼光瞄準了一個人：周勃。
據唐代學者顏師古對《漢書 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的註釋，劉邦在開國之初，曾分封了十八位功臣列侯，排名爲：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
到誅呂時，周勃成爲了活着的第一號人物，這就是爲什麼陳平首先要和他交好的原因。源於周勃的戰功和沛縣元老身份，威望和號召力在羣臣中是最高的。在整個政變過程中，周勃就是陳平推出去的出頭椽子，至少在文帝眼裏，周勃的功勞也是最高的。但事變之後，這種威望、這種號召力、這種在動亂裏建立的功勞，性質就都變了，全部變成了對文帝的威脅。
“挽弓當挽強，擒賊先擒王。”既然列侯們紛紛找理由不肯回封國，那就殺雞儆猴，先打擊你們的核心人物。
其實嚴格來說，文帝對周勃的打擊並非現在纔開始，而是從平時就着手一點一點消磨周勃的鬥志和尊嚴。
文帝剛即位時，周勃因爲誅呂和擁立功大，平時出入，態度傲慢，非常自得。文帝也有意先降低自己身份，縱容他的不禮，甚至在退朝時，都畢恭畢敬目送他離開。但在逐漸穩固局勢後，文帝的態度就愈發威嚴起來，而周勃的氣勢卻相形見絀，對這名年輕天子愈發畏懼。（注⑥：《資治通鑑13卷· 漢紀五》：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更有一次，文帝借問政來敲打周勃。他問：“丞相，大漢一年大約要處理多少案件？”
周勃在鄉間時，本就是一名手工勞動者，兼職在喪禮上吹簫。起兵反秦之後，也只治用兵作戰，對於治理國家其實毫不在行。一聽文帝此問，心中一慌，搖頭表示不知。
文帝自然知道周勃是什麼水平，要的就是你不知道。於是不依不饒繼續問道：“那朝廷一年的賦稅收入大約有多少呢？”
周勃又搖頭，緊張得汗流浹背。
文帝心中暗喜，於是扭過頭又問陳平：“陳丞相，你來說一說呢？”
陳平不慌不忙答道：“這兩件事都有人主管。”
文帝道：“是誰主管？”
陳平道：“如果要知道刑獄的事情，可以問廷尉；如果要了解國家賦稅，可以問治粟內史。”
文帝問道：“既然每件事都有人主管了，那丞相又管什麼呢？”
陳平道：“丞相一職，上該幫助天子明曉四時之變，下該幫助天下萬物各得其宜；外該鎮撫四夷諸侯，內該親附百姓，管理大臣，讓他們盡忠其職。”
陳平的意思是，丞相是輔佐天子料理臣民，管理政府系統正常運轉的，這個職務自己不一定要具體管業務，但要讓每個崗位上的人盡忠職守。
文帝聽了拍手叫好。他越是稱讚，周勃在旁邊越是如坐鍼氈，感覺到自己纔不配位、尸位素餐。
等從文帝那裏出來，周勃忍不住責怪陳平道：“你平時怎麼不教教我怎麼應對啊！”（注⑦：《資治通鑑13卷· 漢紀五》：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
周勃說話的內容和口氣，充分顯示出他的憨直。
他當然猜不到，文帝和陳平要的就是他無法應對。（注⑧：作者按：陳平雖然是誅呂之變的實際首腦，但在文帝即位後，爲求自保，一直有意將周勃推到政變首功的位置。）
此事過了沒多久，就有人趁熱打鐵，勸周勃道：“君威名震懾天下，功高無人能比，如果在權位上時間一長，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周勃經歷上次問政事件，自知才能不如陳平，於是主動提出年老多病，請求辭職。文帝順手推舟，讓陳平一人專任宰相。從孝惠帝和呂后同執政時期一分爲二的左右丞相，至此重新合二爲一。
如果事情照此發展下去，周勃也許可以安然地避免後面的敲打，但天不遂人願，半年之後，陳平卻在任上病死了。周勃因此憑無人能比的功勞和威望再次擔任丞相，也就難以逃脫再次成爲文帝主要打擊目標的命運。
文帝三年，朝廷再次下詔，這次是直接說給周勃聽的，稱：去年我讓大家離開京城，回到自己封國去，大家各種推辭拖延。丞相你是我一向敬重和信賴的，這次給大家帶個頭先走吧。
周勃重新爲相才一年，又被解除職務，從長安首先被趕回了所封的侯國絳縣。
而文帝對周勃的打擊還遠沒有停止。
絳縣在河東郡境內，周勃回去之後，也自知不容於文帝朝，每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每次河東郡守下縣，周勃都生怕是文帝派來殺他的，次次都要穿着厚厚的盔甲，令家人手持兵器，纔敢見郡守。
不久，又有人祕密上書告周勃意欲謀反，文帝讓廷尉審理此事，此時的廷尉，正是文帝當初親自選拔、並推薦賈誼入朝的吳公。
周勃被立刻逮捕，關進長安大牢，受盡凌辱。周勃不得不買通獄吏，又憑兒子是文帝女婿的關係，希望公主可以在文帝面前證明自己的清白，甚至想辦法疏通文帝舅舅薄昭，希望他可以去薄太后面前爲自己求情。
薄太后最終決定了周勃的生死，可能她也覺得兒子做得略微過分了一點，周勃雖然是個粗人，不識大體，但好歹也有擁立大功。薄太后頗有些生氣地責怪文帝：“絳侯當初手握皇帝玉璽，統兵北軍的時候不謀反，現在和家人蝸居在一個小縣，倒要造反了？”
文帝自知理虧，這才釋放周勃，允許他回到絳縣並恢復他的爵位。
經歷前前後後，種種打擊的周勃此時已心力交瘁，毫無自尊，忍不住仰天長嘆道：“我曾領兵百萬，威風八面，今天才知道還不如一個小小獄吏的尊貴。”
獄吏當然並不尊貴，尊貴的是刻意要治你的皇帝旨意。
如此，曾一人之下、威名赫赫的開國元勳，終於被當初並不放在眼裏、初出茅廬的年輕天子徹底擊潰，周勃在絳縣，畏畏縮縮地度過了生命最後幾年。
由周勃帶頭，“列侯之國”和“侯國遷移”政策才陸陸續續順利執行下去，終文帝之世，始終在貫徹實施，直到景帝二年才廢除。
而建此大功的賈誼，在這一年卻遭到了貶黜。
按理說，助文帝消除大患，合當加官進爵。事實上，文帝也確實這麼考慮了，但遭到了一干人的反對。（注⑨：《漢書·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原文裏的“絳”就是絳侯周勃，“灌”是指太尉灌嬰，都是誅呂之變中的功臣集團重要人物。文帝提出要給賈誼加官進爵，遭到了功臣集團的一致反對。也就是說，周勃爲首的功臣列侯們都明白，這兩條政策是賈誼的主意，儘管賈誼之策實際也就是文帝意圖，但功臣們不能直接把矛頭對準天子，於是齊齊拿賈誼開刀。可見，賈誼之在當年被貶，應和“列侯之國”詔緊密相關。也許，是文帝爲了讓順利讓周勃帶頭離開，達成的協議之一。
然而賈誼的不得意，還不僅僅是遭到功臣們的忌恨。
如前所說，當文帝問策時，老先生們都不作答，這未必是不能作答，而是不好答、不敢答。
只有最年輕的賈誼，不僅搶着答，《史記》還說：“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什麼意思呢，賈誼還模仿這些老先生的口吻，替他們答，模仿得還很像，真的就像那些老先生的心裏話。其年少鋒芒，可見一斑，其爲人張狂，也可見一斑。其不討人喜，更可想見。
蘇東坡在《賈誼論》中，說賈誼“孤高不羣”，應是十分準確。
賈誼之被貶，之難容於朝廷，庶幾是定局矣！
三、天才的對策
如果僅從賈誼對時勢的分析和提出的對策來看，無疑其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他的《過秦論》、《論積貯疏》、《治安策》等策論，無一不是傳世名作。
又由於鋒芒畢露、孤傲疏狂的性格，他不怕在策論中揭穿當世存在的問題，他不僅要說，還要直截了當說，要直陳其弊、直指其短。
比如針對物資匱乏，他說：漢之爲漢，快四十年了，還有老百姓爲喫不飽飯賣兒賣女，“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嘗聞”，民窮而能國安，我從來沒聽說過。
針對諸侯坐大，他反問：朝廷是身體，諸侯王國是四肢。現在腿已經跟腰那麼粗了，指頭已經跟大腿那麼腫了，身體還喫得消嗎？
針對匈奴威脅，他諷刺道：匈奴之衆，不過如漢朝一個大縣人數，以天下之衆被一縣威脅，我爲主事者感到羞愧。
如此不一而足。
賈誼倒也不是隻說問題，不出對策。他拋出問題，正是爲了提供可行方案。
比如，他建議文帝鼓勵百姓儘量放棄“末技”，而進行農業生產，認爲這是立國之本。
這一條應是深得文帝之心的，二年正月，文帝曾親自在“籍田”中帶頭耕作，爲百姓示範作榜樣。農業社會里，耕作和紡織是關乎民生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帝王不僅要制定各種鼓勵耕作和紡織的政策，有時還要親自耕田、皇后親自採桑，雖然只是一種儀式，形式大於內容，但它是一種“重農”的導向，爲的是告訴百姓，千萬不能忽略這兩件根本大事。特別是在物質基礎相對貧弱的時代，食物和衣服這些生活資料，基本就是最底層百姓勞動和手工獲得，所以一個男子不耕種，一個女子不紡織，就會有人因此忍飢受寒。（注⑩：《論積貯疏》：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同時，糧食儲備還是國力的象徵、應急的需要。
賈誼說：假如沒有足夠的儲糧，國家不幸發生兩三千里的旱情，該拿什麼來救災？突然邊境有敵情傳來，要調動數千百萬的軍隊，該拿什麼來賙濟。因此他認爲：糧食是國家之命脈。（注11：《論積貯疏》：不幸有方兩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戰則勝。）
賈誼又建議：要儘快恢復等級禮儀制度，使各個階層的人安於本分，恢復上下井然的秩序。
“禮制”是儒家思想核心。不過這個禮，並非現代人所理解的“有禮貌”，這是把概念狹隘化了。“禮制”是一整套社會運行的規則，建立在幾個基本前提上。首先，必須承認人是不平等的，被劃分成不同等級的；其次，每個人都安守自己等級的本分。在這樣的基礎上，禮制規定了每個等級的生活標準和行爲規範。
比如一個人死去，對死的委婉表達就必須體現身份等級。帝、後等死去才能叫“崩”，諸侯王死去只能叫“薨”。
再比如按照《周禮》，天子之墳，可以高三仞，植松樹；諸侯的墳只能是一半高，植柏樹；卿大夫墳高八尺，植藥草。
再比如，天子的舞蹈隊可以用八八六十四人，稱之爲“八佾”。諸侯王則要相應減少。孔子曾看到魯國的卿大夫在家中使用八佾舞，認爲這種事是絕不可饒恕的。（注12：《論語》：八佾舞於廷，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禮不下庶人”的意思，即是“禮制”它某種程度上所指內容爲生活標準，到庶民這一階層，忙於勞作，既無精力、也無財力去提相應標準，因此不必爲他們另行設置規範。並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庶人不需要講禮貌”的意思。
司馬遷對周人創作“禮制”的意義，解釋得較爲透徹直白，稱是爲了控制人的慾望，使其和自己身份所可以獲得的財富所匹配。（注13：《史記·禮書》：使欲不窮與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當一個人使用超過自己身份的標準時，說明他的慾望膨脹了，這種行爲叫做“僭越”。儒家認爲春秋戰國時期，社會階層中大多數人都開始僭越，這就是禮制崩塌了。這些人會因爲慾望的膨脹以下犯上，破壞尊卑有序的關係。
所謂的“尊卑有序”，自然是一種不符合現代意識的觀念。然而在古代囿於時代限制，卻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共識，也是他們極力維護的平衡。
爲此，賈誼甚至可以爲牢獄中的周勃說話。
他對周勃受到的凌辱表示很不認可。他說：諺語云：投鼠忌器。即使是打老鼠，也要顧忌別損壞老鼠旁邊的器物。假如把天子比作器物，王侯、三公，這些人就是天子身邊的老鼠。如果犯有過失，可以廢除他的爵位、官職，可以賜他自盡。但是如果把他捆綁着投入大牢，令小小的官吏也可以隨便鞭笞、辱罵他們，就會讓更底層的百姓覺得，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凌駕於王侯、三公之上。再甚，就會進一步懷疑，是不是天子的身份其實也沒那麼尊貴。因此，肉刑是不可以施加在貴族大夫身上的，只可以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過失，選擇自裁。這就是“刑不上大夫”之義。（注14：《治安策》：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系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賈誼又建議：不能一味靠和親來懷柔匈奴，而應該恩威並施，甚至毛遂自薦，希望親自來施行這一計劃、解決這一大患。
最顯賈誼遠見和策略的，是他針對諸侯王威脅，而提出的“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
文帝時，實力較強的諸侯王國，仍有齊、楚、吳、淮南等。漢朝廷和諸侯王的關係十分敏感且緊張。雖然文帝一上臺就給誅呂之變定性，宣佈自己是合法即位的。但諸侯王肚子裏都明白，你的皇位來路並不太正。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那種方式，搖身一變成爲天子。而事實上，大的諸侯王國，無論是疆域、地利、財富，均有一定資本堪與漢朝廷叫板。假如一直缺乏合適有效的制裁手段，則只能坐視諸侯王不斷增長野心和實力，遲早必反，不過是“強者先反、弱者後反”的時間問題罷了。
賈誼提出這一對策，正是因爲文帝朝，已經有先後兩名諸侯王，死於謀反。
賈誼對此提出的方針，即“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實很有些逆反操作的意思：怕諸侯王，卻不採用減少諸侯王的辦法，而是反其道行之，增加諸侯王的數量。
具體來說，即是建立相關制度，每一個諸侯王的土地，將來要拆開分封給他的子孫們。如果諸侯王不執行，不但違背制度，還造成父子、兄弟矛盾。如果執行，該諸侯國就將被自己的子孫們越拆分越多，但每個人得到的封地越變越小，實力自然也相應削弱。而且，諸侯王的子孫們一出生就知道自己可以被封爲王，心態也就更平和，不容易滋生慾求不滿的抱怨。朝廷也就不用再動輒興兵討伐。這就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精髓之處。他看上去是一道關懷子孫的普惠政策，實際上卻是強本弱末的集權手段。（注15：《治安策》：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文帝十六年，將齊國一分爲六，淮南一分爲三，即是在此理念下的削弱諸侯王操作。（注16：《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
賈誼的各種策略儘管都被證明了既有遠見，也有實效，但在賈誼生前，漢文帝並沒有全盤接受，馬上實行。如同前面所說：此時的漢朝如同一個久病多病之體，各種矛盾牽一髮而動全身，究竟應該先抓住哪個主要矛盾來治，需要謹慎考慮，絕不能操之過急。漢文帝和他的親信班子，正如當初接受功臣邀請即位時一樣，是一屆謹慎得不能再謹慎的政府。賈誼在其中，顯得略有些超前。
四、吊屈原
文帝三年，賈誼因不容於功臣集團，被早早地趕出長安，謫貶長沙，擔任長沙王的太傅。長沙國位處南方，地候卑溼，基本不被漢朝廷視爲中原之國。它的第一代國王吳芮，受劉邦所封。在劉邦消滅韓信、臧荼等異姓王時，唯獨吳芮和他的長沙國倖存了下來，這說明在天子眼裏，這個地方相當於一塊雞肋。賈誼被謫貶到此處，無異於流放。
孤獨的天才神情抑鬱地徘徊在湘江水邊，想起一百年前同樣報國無門、不爲所用而投汨羅江赴死的三閭大夫，寫下一篇《吊屈原賦》，借憑弔先人大吐不遇之悲，稱沒有知己，只能像鳳凰和神龍一般，飄然逸去或深潛淵底，但假如騏驥也被束縛，又和普通的犬羊何異，橫絕江湖的巨鯨一旦出水，最終也只能落得被螻蟻叮咬撕碎的命運。（注17：《吊屈原賦》：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使騏驥可得系羈兮，豈雲異夫犬羊！……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蟻螻。）
文帝對於賈生的謫貶，是對功臣集團的妥協而無奈爲之。爲了順利完成對他們的打壓，暫時犧牲一個年輕人的仕途。文帝的打算是，後面再慢慢尋找機會，一步步讓賈生迴歸朝廷。
文帝六年，漢朝廷政局基本已定，“列侯之國”政策推行有序，絳侯周勃經歷牢獄之災已畏首畏尾，對軍隊有極大影響力的灌嬰已身故，當初對帝位有威脅的齊王三兄弟均已過世，囂張跋扈的淮南王劉長也絕食而死，帝國基本牢牢地被文帝掌控在手裏，文帝想起了千里之外被委屈流放的天才，於是把賈生召到長安，兩人在未央宮宣室裏有過一番徹夜長談。
這一夜，文帝仔仔細細問了一些有關鬼神的事，賈誼也原原本本作了解答。
李商隱有名句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即指此事。
但這一夜應該並非只聊這個話題，因爲在長談之後，文帝忍不住感嘆道：“好久沒見賈生，我以爲自己的見識已經超過他了，現在才知道並沒有。”（注18：《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這一年文帝將賈誼任命爲小兒子梁懷王的太傅，離長安更近了一步，不時地遣使向他諮詢國事。而鞭辟入裏、字字珠璣的《治安策》就寫在這一年，賈誼彷彿又看到了一展才華、實現抱負的希望。
五年後的文帝十一年，梁懷王不幸墮馬而死。賈誼作爲王師，認爲是自己保護不周，內疚自責不已，“哭泣歲餘”，一年後終於在憂傷中死去。
西漢末年的大學問家劉向、劉歆父子評論賈誼道：“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但三十三歲的天才，至死也未能回到嚮往的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