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彼得·海勒斯）在他的非虛構寫作課堂上對學生說過這樣的話：“記錄是很有意義的事情，當下中國發生的事情，就值得大家從自己的體驗出發，好好記錄下來，不管你們寫不寫，發不發表。因爲總有一天你們的孩子會問你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不記錄下來的話，你可能就忘了。”
現在，他的這門課結束了。不過我覺得，種子已經埋進土裏了。接下來能做的，就是等。
想了解何偉這個人，要從《江城》這本書開始，儘管何偉的另一本書《尋路中國》更爲人熟知一些。在《江城》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最初拿起筆仍有些惴惴不安的何偉。他的渴望和熱忱在《江城》這本書裏有着最開始的模樣。正如何偉在《江城》的中文版序言如此說：
“涪陵是我開始認識中國的地方，也是讓我成爲一個作家的地方。在那裏的兩年生活經歷是一種重生：它把我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我相信如果何偉再次重讀到這些文字時，他會依然這樣認爲。正因爲這種一直延續的認識，讓彼得·海勒斯這個人在“何偉”這個名字裏始終保持着安靜的力量。
對於非虛構寫作而言，它最強大的功底就是記錄，而不是它會遭遇是什麼樣的生活。何偉的老師約翰·麥克菲告訴他：“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書”。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大概會以爲《江城》作爲非虛構作品已經相當成功。但事實上，這種眼光低估了非虛構作品的構成基礎。非虛構作品的野心是面向人和生活，千絲萬縷和瑣碎如屑。《江城》只不過是一部更大的非虛構作品中被髮表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們願意知道何偉的老師約翰麥克菲對非虛構寫作的認識，就會明白非虛構寫作其實是一個氣象萬千的領域。
按照這樣的理解，讓我們再回到何偉寫出《江城》這本書時最初的感受，或許能理解一些不一樣的情愫：
“從地理和歷史上看，涪陵位於江河的中游，所以人們有時很難看清她從何而來，又去往何處。但那個城市和那裏的人們總是滿懷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這最終成爲了我的寫作主題，這與其說是對源流或歸宿的探究，不如說是對我在大江中流所度過的兩年光陰的記錄和寫照。”
何偉的記錄和寫作，會不會變成我們記憶河流的一個源流呢？這個的確需要時間去說明。好的作品不會抱怨等待時間的漫長。《江城》不是何偉最成熟的作品，但有可能是何偉重要的作品之一，乃是因爲《江城》這本書處於何偉在陌生與熟悉之間最直接的記錄。我們知道，有些經歷一旦熟悉之後，反而會失去一些本真。
記錄要完成的工作和目標很簡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發生了什麼或是什麼也沒有發生。總之，記錄與寫下記錄的那個人有着最緊密的聯繫。然後記錄會以這個人爲圓心，一圈一圈地擴散開來，把相干的或是不相干的人和事圈進來。非虛構寫作誕生在那個圈的圓心位置，非虛構寫作要做的事就是讓一加一大於二。正如那一句古老的智慧箴言：整體永遠大於局部。當非虛構寫作開始之後，它會向四周蔓延，努力越過每一個事先劃定的圓圈，找到每一個圓圈和另一個圓圈彼此的關聯，它最終停留的地方，往往超乎意料。作爲非虛構作品的讀者而言，也會在閱讀中經歷盤根錯節，在熟悉的場景中獲得驚愕的錯覺。
非虛構作品善於在容易被忽略的人和事之間找到各自的聯繫。儘管這種聯繫是鬆散的。正如我們在閱讀《江城》時，容易將目光聚焦在何偉的身上，而快速掃過他眼中的那些人之間的關聯。閱讀非虛構作品，就像是拿起一個望遠鏡一樣，在別人的指點中看景象的不同之處。有些遺憾的是，限於文字表達，我們看到的視野範圍受制於望遠鏡的大小。不過也正是在這樣的視野中，細微之處才得以顯現出來。
按照何偉和他的老師給到我們的忠告，在記錄之前，不要詢問什麼可以記錄或是什麼值得記錄。記錄本身是一個肯定句，而不是疑問句。《江城》這本書從完稿到發表，再到以中文版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經歷了一本書天然的命運坎坷。中文版譯者李雪順在譯後序中有詳細的記錄。李雪順對於這本書的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甚至爲這本書的命運增添了一些美好的想象：
“希望他（指何偉）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軍們、當街補牙的郎中們、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師們，還有正在等着顧客停下腳步的擦鞋匠們都在捧讀《江城》裏寫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節。” (---《江城》譯後序)
何偉的非虛構作品“中國三部曲”的源頭髮端於《江城》，在這本書中有着他最開始的切入點和觀察視角的設定，也順帶着九十年代中國的微小記錄的一部分。作爲中文讀者而言，我們不能確定的是，這些記錄有無可能成爲我們記憶的一部分。但從這本書的出現開始，我們可以確定的知道，中文和中文讀者曾經以最大的寬容和包容。在他人的文字裏看看自己，哭哭自己，笑笑自己。
這，或許是何偉當初寫下《江城》時沒想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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