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看到的《史記》一書按照今人的統計，合共有533505字，其中使用的單字數爲5122字。也就是說，一個人識字超過五千個，就基本上可以將《史記》讀下來。從傳說中的黃帝初造文明到漢武帝太初元年總計二千五百年的歷史概略就擠在在這五十三萬多字中。
到了現代，一部電子版的《史記》體量小於300KB，甚至更小。如果能稱重的話，可能輕得比不上一粒懸浮在空氣中的微塵。由此想象一下二千年前《史記》開始成書時，它會是怎樣一番模樣呢？在流傳到我們手中之前的之前，它是從一條怎樣的小溪流中汩汩流出呢？或更準確地說，《史記》最開始成形的那一汪水源大概是個什麼樣子？如果用想象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話。那麼，要從哪裏想象，並且想象到哪裏作爲邊界呢？
《史記》最開始並不是稱作《史記》，而是稱之爲《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擇其要義而名之。就像孔子定《春秋》，本爲《魯春秋》。“國之大事，在戎與祀”，兵戎和祭祀這兩件事常在春季和秋季發生。“春秋”之學本來爲王官之學。按照常理推演，既然有《魯春秋》傳世，那麼類似《周春秋》、《齊春秋》、《鄭春秋》、《秦春秋》這樣的歷史記載也應該是有的。但是秦一統六國，甚至自己都沒有什麼歷史記載。着實讓人疑竇叢生。後世有人說，春秋及戰國時，各國相互征伐不休，即便有王官之學，也恐怕難以爲繼。一部《春秋左傳》記錄了二百餘年的時間，可其中有名姓者不過四百餘人，可見任何時代，人才都是稀缺的。
春秋和戰國數百年間的事情，到最後凝聚爲可傳世的資料就是一部《春秋左傳》。秦和六國就像是“謎一樣的朋友”，我們聽了很多他們的故事，卻發現都是從一條河中流出來的。到了《竹書紀年》重現天日時，這部書類似《魏紀》，其中言語之乖張、事實出入之懸殊，讓這本書命運多蹇。但《竹書紀年》的重現天日，印證了長久以來的另一種猜測，《魯春秋》只是流傳下來的那一個。更多承載着歷史謎底的簡牘，在“秦滅六國”和“秦漢易代”之際損失殆盡。
不論是簡牘還是紙張，最怕火，可一波接一波的大火最愛舔舐書簡。燒書的時代裏，也燒人。這是另一段話了。
根據現今的考古發現，漢代的書籍仍以簡牘爲載體。
司馬遷在年輕時，他應該聽說過很多書，但事實上可能也無緣見到，或是那些書只是流傳下來一個書名。《太史公書》之所以會變得偉大，或許就是司馬遷在他的時代看到了一個巨大無比的歷史空白橫在自己眼前。而司馬遷相比於其他人的優勢在於，他多少知道一些那歷史空白處曾有過什麼？“太史令”是他的“家學”。
今本的《史記》全書一百三十卷包括本紀12卷、世家30卷、列傳70卷、表10卷、書8卷。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司馬遷在書寫這部氣勢恢宏的著述時，每每落筆之前是有腹稿的，因爲用於書寫的簡牘不易得，落筆在書簡上，一枚書簡也寫不了多少字，恣意的文采在面對不流暢的書寫工具時，需要刻意放緩一下節奏。所以《史記》採用的句式，大多用短句。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司馬遷那個時代的語言習慣，一方面可能也受制於書寫本身的不便。
我們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司馬遷在撰寫《太史公書》時的模樣，這位太史令跪坐在幾前，在他的左手邊是已經寫好的書簡，在他的右手邊是已經削好的空白書簡。寫好的書簡一片一片鋪陳開來，等墨跡晾乾。在完成一天的書寫之後，司馬遷可能還要再檢視一遍已經寫成的書簡，將有誤或寫錯的書簡單獨抽出來，把書簡上的字跡削去，再重新寫一遍。當天寫好的書簡估計到晚上能幹透，晚上用繩索將書簡一根一根編織起來，卷在一起，就成了《太史公書》中的某一篇或是某一記。一卷接一卷累積起來，碼放整齊。等這部書寫完，用“汗牛充棟”來說明它的體量應該不是什麼誇張之詞，而是實情。上述模擬均來自憑空想象猜測，並無考古佐證。
學者邢義田先生曾對漢代書簡做過測算，他根據中研院史語所藏的一萬餘枚居延漢簡做了抽樣統計。測出一枚簡牘的重量大概在7～8克左右（不同材質的書簡重量略有不同），一枚書簡長度約爲23釐米左右，寬1釐米，厚度爲0.2-0.3釐米，如果按一枚簡按照寫38個字計算，一部不帶註解的原始狀態的《史記》大概要使用1萬3千8百多枚簡。如果一枚簡按8克計算，整部書就有110公斤左右。邢義田先生還測算了這樣一部《史記》的體積爲284310立方厘米。是現在一部簡體版不含註解《史記》紙質書的225倍大。
原初狀態的《太史公書》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司馬遷憋着一口氣筆不停耕，寫了十三年。他實際書寫過的簡應該會超過2萬枚。那些在他看來已成棄物的“廢簡”大抵都與火共舞了。《太史公書》的底稿只有他一人瞭然於心。
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心血之作《太史公書》最開始成形時，誰率先成爲它的讀者呢？
《史記》成書於公元前93年，距今有2100餘年。用另一本書作爲對照的話，就可以看到這根時間線上巨大的空蕩處。緊隨《史記》之後的《漢書》成書於公元83年。兩部書相隔了差不多200年先後問世。那麼橫隔在這兩部史書中的百餘年的時間綿延中，就沒有人撰寫歷史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歷史肯定有人記述撰寫，但私人撰寫歷史是一項極具風險的事情。尤其是司馬遷撰寫《太史公書》之後。
《史記》一書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雖然後來陸續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蔘照《史記》寫過續篇，但班彪對這些續篇不滿意，遂“採其舊事，旁貫異聞”爲《太史公書》“作《後傳》六十五篇”。可惜未竟其業。班彪之子班固承父業，接過父親的遺稿，要完成這部接續之作。在班固動筆續寫後沒幾年，就遭遇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因此陷獄。書稿亦被全部查抄。由此可見，“私作國史”這罪名不是小事。班固之弟班超上書漢明帝闡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乃是頌揚漢德，並無誹謗朝廷之意。漢明帝乃釋然。
從《漢書》記載的這一段頗爲緊張的歷史接續故事中可以看出，在私人撰寫國史這一行爲中，重點不是誰來寫，而是寫了什麼。
不過，班固在《漢書》中的記載從側面說明了班家父子是讀過《太史公書》的，而且可能還是通讀，而非選讀、跳讀。就《漢書》所言的情況，在班氏父子的時代，只有少之又少的人讀過《太史公書》這部書。難道，在這二百年間，就無人流傳《太史公書》的聲譽嗎？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太史公書》------也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史記》在漢一代、三國時期屬於禁書。，讀不得和不能讀。官民不得閱讀，即便是王公諸侯亦不得見。至少自《太史公書》成書以來的數百年間，它一直安安靜靜地深藏在宮禁之內。或許只有屈指可數的人聽說有這樣一部書存在，卻不曾目睹過。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的冷靜，彷彿提前看到了這一幕。“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公自序》）
在司馬遷這句話中，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揣測一下，司馬遷對於《太史公書》這樣的作品會遇到的讀者其實是知道的，對於太史令司馬遷而言，史書的第一讀者除了作者本人之外，還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讀者，而這位讀者的讀後感將決定這部書的毀與存，和作者的死與活。
從《史記》最開始口耳相傳過程中產生的少量信息來看，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除了作者之外，完整讀過這部書的讀者是極個別的。按照司馬遷自己的說法，這部史籍在完成時有兩部，副本在京師，正本藏於家中。人世間僅兩部。它的讀者可能也不超過兩個人。一個是司馬遷，一個是漢武帝。
書簡，最怕火。一遇火，就什麼都沒有了。歷史將焚書的秦稱之爲”暴秦“。但暴秦焚書是依律而行。秦律《挾書律》中有稱：敢有挾書者族。律法寫在書簡上。並得到了忠實執行。不過令我們想不到的是，漢承秦制，也將秦律一併繼承了下來。《挾書律》直到漢惠帝時才宣佈廢除。《挾書律》公佈於公元前231年，終止於公元前191年。此三十年間，多少人間書簡灰飛煙滅，無從知曉。司馬遷所能參考的書，應當是很有限的。憑司馬遷一己之力，從他筆下流出的這條歷史小溪流，最開始時，相當孱弱。一不小心，就沒了。
司馬遷的雄心壯志是釐清歷史長河流經的時間、空間和形態，卻唯獨忽略了他自己。司馬遷最後的歸宿是另外一個謎。就像《太史公書》一樣，它被寫出來了，卻謹慎地收緊身形，藏在書簡中，居於重重宮禁中的某一間小屋內。史學家推測司馬遷的生涯大致與漢武帝一朝基本相當。有人用故事的形式給司馬遷安排了一個可能的結局-----隱居山野，不知所終。但那一部家藏的《太史公書》正本存在世上有多久，我們不知道。
但司馬遷並沒有飄然遠去，渺渺不可尋，因爲他留下的文字不止五千字，而是擴展了百倍。這樣一部大書，對於當時的人來講，應該也是一部”浩瀚之書“。凡是知道這部書的人，都不能不對司馬遷側目而視。班固在《漢書》中就爲司馬遷留了一席之地。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 司馬遷傳 第三十二》寫道：“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 ‘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相比較我們對司馬遷的種種臆測，班固對前輩的認識更直觀一些。
既然有批評，那是不是由此可以間接證明班固也是曾經讀過最初《史記》的人之一呢？在班固透露的信息中我們知道，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除了作者之外，完整見過、讀過這部書的人在很長的時間裏都是以個位數計算。按照班固在《漢書》的記載，《太史公書》是經司馬遷之孫楊惲公開發表，才逐漸爲人所知。這也就是說，經楊惲之口，知道這部書的人才真正多了起來。那麼，除了深宮禁內的那一部《太史公書》，司馬遷家藏的《太史公書》最先應該是作爲“太史公家學”的內容才被普通人所知道。
不幸的是，楊惲很快就因事問斬。楊惲因罪問斬與《太史公書》出名一事看上去並無直接的聯繫。但事實上，我們現在知道，漢朝的皇帝對司馬遷寫的漢初故事並不滿意，尤其是漢武帝之後的皇帝們。《太史公書》從漢武帝時的一汪水逐漸聚成流出後，三、四百年的時間過去了，這股小溪流依然是一股隱祕的小溪流。
等到《太史公書》的流傳演變爲《史記》這樣的通俗的名字時，它才成爲洪流的源頭。
在構想司馬遷的《史記》一書最開始時的讀者時，我忍不住想到另一位現代學者王曉明曾提出的一個問題：在魯迅決定“醫心”的那個時代，有多少人知道或讀過魯迅先生的的書呢？
按照四萬萬的人數估計，魯迅先生的讀者，在幾百人與幾千人之間遊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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