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2020年作爲新型冠狀病毒流行初始之年的話，那麼，時至今時，用另一種紀年方法同時標記這個事件長度和時間跨度的話，2022年可稱之爲“疫情三年”。
現在細數這個紀年方法中留存在自己記憶中的日日夜夜，“希望它早點過去”這個簡單的念頭其實一直都在，且不說事與願違，還是天不隨人願，即便此事件已綿延近三年，我還是“希望它早點過去”。最好就以“疫情三年”爲結界。儘管大自然的進程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但人之所以爲人，終究心中有連綿不絕的這一念頭。哪怕這一念微乎其微，微不足道，甚至微不足計。但也要單憑這一念，目睹它的結束。
想起巴巴拉·W·塔奇曼在《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十四世紀》一書中爲流行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這一歷史階段重重落下的筆。塔奇曼在《遠方之鏡》的第五章中，用她特有的細膩和精緻筆法，專門爲“黑死病”佈置了一間歷史陳列室。她將這一章節命名爲----“這是世界末日”。
塔奇曼用曾經的歷史資料來講述這個故事。在“黑死病”肆虐歐洲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活下來的人看着身邊熟悉的人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他們也已然沒有了求生的慾望，他們最強烈的一個渴望就是：記錄下來。讓文字可以跨越時間和死亡的障礙：
在愛爾蘭的基爾肯尼，方濟各會的約翰·克萊恩教友也是個獨自活下來的僧侶，他保留了一份記錄，記載了所發生的事情，唯恐“應當被牢記的事情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磨滅，從我們後代的記憶中消失”。他寫道：在感覺到“整個世界可以說都置於惡魔的爪牙之下”，他本人也在等待死神的造訪之時，“我留下供繼續此項工作的羊皮紙，萬一有人活下去，萬一有任何一個亞當的族類逃過了這場瘟疫，他們就可以將我開始的這項工作繼續下去”。如另一個人所記載的那樣，約翰也死於這場瘟疫，可他挫敗了遺忘。
意大利錫耶納的一位編年史作者阿尼奧洛迪圖拉也記錄了對傳染的恐懼，它令人的所有其他本能都凍結了起來。“父親拋下孩子，妻子拋下丈夫，兄弟互相拋棄，”這位作者寫道，“因爲這場瘟疫似乎刪去了呼吸和嘆息。人們便這樣死去。找不到爲了金錢或友誼而去埋葬死者的人…..”
薄丘迦對佛羅倫薩的瘟疫進行了非常著名的記錄，它成了《十日談》的導言，他在記錄中寫道，災難使人心變得冷硬，“人人相互躲避…..家屬彼此疏遠，兄弟相互遺棄，妻子屢屢遺棄丈夫；不但如此，更有甚者，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棄之不顧，任其生死，不理不睬，不聞不問，彷彿都是陌生人”。
在《遠方之鏡》的第五章裏充斥着這些在瘟疫襲來之時不知所措的人所留下來的記錄文字。不過，在不同之人的共同記錄中，“黑死病”纔會顯示它帶給人的絕望、恐怖和哀傷。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考證這些留下的文字是在何種境況之下產生的，在被書寫下來的時候，是急草而就，抑或是深思熟慮，還是說僅僅出於想記錄一點什麼的心態。寫下這些文字和記錄的人有沒有安然無恙，我們也無從得知。現在細細研讀這些文字再結合我們自身經歷過的“疫情三年”，我們會發現，在人的基本情緒中，害怕、慌張、憂慮、恐懼基本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哪怕現在的我們所掌握和知曉的東西要遠遠超過十四世紀的人們。
十四世紀的文豪彼特拉克在當時曾如先知一般寫下了這樣的話：“噢，快樂的後來人啊，他們將不會體驗到如此深淵般的悲痛，他們將把我們的證言看作無稽之談。”
塔奇曼在講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時引述的資料還包括這些不太起眼的記錄：
“英格蘭拉姆奇修道院的檔案顯示，在瘟疫爆發的30年後，被播種的英畝數還不到以前的一半。修道院在1307年擁有5把犁鏵，一個世紀後減少到一把，並且從28頭牛減少到5頭牛。”
從歷史記錄當中顯示出來的資料來看，流行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不是一下子結束的，塔奇曼是這樣總結歷史資料的：
“瘟疫以其自身細菌的形式給14世紀留下了一道詛咒。細菌寄居在帶菌者身上。將會在接下來的60年中，在不同的地點、以10至15年不等的間隔期，再次發作6次。”
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一場大流行疾病通常有兩種意義上的結束：一種是醫療意義上的結束，出現在發病率和病亡率大幅下降的時候；另一種是社會意義上的結束，發生在人們對疾病的恐懼逐漸消退的時候。換另外一句話說，大流行的結束並不是因爲人征服了疾病，而是因爲人們厭倦了恐慌模式，學會了與疾病共存。如果採用“疫情三年”這種時間紀年方式的話，我們也不得不說，我們與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共存了近三年。在這個時間跨度中，人自身迸發出來抵抗和恐慌也與我們自己共存了近三年。
比較塔奇曼講述的十四世紀的文字記錄和數量等情形，我們在近三年的持續疫情中，會以更多的方式和方法保存我們的經歷和記憶，並附帶着記下我們的恐慌、無奈、害怕和憂慮。這沒什麼不好意思。在這些人類基本情緒面前，在大事件、大問題面前，人的憂慮、恐懼和期待沒有什麼不一樣。儘管在“疫情三年”即將成爲現實之前，談談“期待”還是有些拿不準和望穿秋水，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思索“疫情之後”也還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如果再將此次因疫情而起的時間段劃分爲“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後”的話，有些氣勢恢宏的詞語對於個人來講，都顯得有些大而無當。在變幻莫測的時代中，一個人如何自處可能對個人來講纔是最貼近肌膚和血肉的事情。畢竟，採用“疫情三年”這種時間紀年方式，對一個人來講，是實實在在經歷過的日日夜夜和勞碌奔走，當然，更爲沉痛的是，還有一些人，永遠地停在了三年疫情中的某一日或某一夜。
細看人間故事中的血肉肌理，有些事從悲壯走向悲愴，而大多數則從喧囂走向寂然，就像從來不曾發生過。就像時間中沒有存在過一樣。我們不能-----我們不能只用“不明白”這三個字來回答。還是有我們想知道哪些是我們想知道、想記住、想講述的東西。
用物理學的觀念去審視歷史的互動會爲我們提供另一種視角，雖然對於物理系統而言，最終的狀態是趨向平衡。但在那之前，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共生，沒有哪一種力可以單獨存在。對於時間來講也是一樣，過去與現在在時間的認知中也是共生的，不會單獨存在。比如：按照物理學中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它揭示了“時間之矢”的方向性，界定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之間不可逆轉的發生。定律是冷冰冰的。時間永遠向前。
從人之常情來講，在疫情持續近三年時，我們會懷念“疫情前”這個時間段嗎？或者能否用更爲理想的方式展望“疫情後”的生活能否回到“疫情前”的狀態中。儘管這一想法看似幼稚和一廂情願，但我們是不是也要承認，在疫情將近三年中，這個看似不可能的幻想其實發生過無數次。在一個人獨自承受時代的自處時光裏，這個幻想應該並非只有我一個人在編織着。
在與時代中相處中，最難的部分不是一個人如何嵌入時代，而是一個人如何與自己相處。如果將疫情三年作爲一個縮小版的時代來看，每一個人都好似被拖曳着進入一個本能抗拒的事件和時間裏。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個人也會看到自己的本能抵抗與事實抵抗之間的縫隙比自己原以爲的要大的多。楚河漢界仍有兵卒可以過河，而到了自己跨越鴻溝時，鴻溝就是鴻溝，無力仍就無力。在疫情將近三年時，個人與自己相處時能夠依賴和憑藉的，其實並不多。失去一樣，就是一樣。放棄一個，就會永遠失去一個。
現在想象“疫情後”這一事件仍然顯得有些底氣不足。但從與自己相處這個具體的境況而言，在“疫情三年”時，我仍然願意將這個想象保留下來，儘管等了一年又一年，實實在在地等，彷彿我與時光並非結伴而行，我仍在原地兜兜轉轉，時光卻告訴我說，它已前行了三年。
提醒我的這個“時間之矢”來自Google的年度回顧短片。Google的2020年度回顧中常見的搜索內容多以“What”開頭，而到了2021年則變成了“How”。如果要我爲即將到來的2022年選擇一個關鍵詞的話，我希望是-----治癒。儘管我同時也知道，治癒，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
治癒，不僅僅是對未來言說，它也將回轉過頭來，治癒已經成爲過去的疫情元年，疫情二年，和即將開啓的疫情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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