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彼得·海勒斯）在他的非虚构写作课堂上对学生说过这样的话：“记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下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值得大家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好好记录下来，不管你们写不写，发不发表。因为总有一天你们的孩子会问你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记录下来的话，你可能就忘了。”
现在，他的这门课结束了。不过我觉得，种子已经埋进土里了。接下来能做的，就是等。
想了解何伟这个人，要从《江城》这本书开始，尽管何伟的另一本书《寻路中国》更为人熟知一些。在《江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拿起笔仍有些惴惴不安的何伟。他的渴望和热忱在《江城》这本书里有着最开始的模样。正如何伟在《江城》的中文版序言如此说：
“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我相信如果何伟再次重读到这些文字时，他会依然这样认为。正因为这种一直延续的认识，让彼得·海勒斯这个人在“何伟”这个名字里始终保持着安静的力量。
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它最强大的功底就是记录，而不是它会遭遇是什么样的生活。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告诉他：“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概会以为《江城》作为非虚构作品已经相当成功。但事实上，这种眼光低估了非虚构作品的构成基础。非虚构作品的野心是面向人和生活，千丝万缕和琐碎如屑。《江城》只不过是一部更大的非虚构作品中被发表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们愿意知道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对非虚构写作的认识，就会明白非虚构写作其实是一个气象万千的领域。
按照这样的理解，让我们再回到何伟写出《江城》这本书时最初的感受，或许能理解一些不一样的情愫：
“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位于江河的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但那个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总是满怀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这最终成为了我的写作主题，这与其说是对源流或归宿的探究，不如说是对我在大江中流所度过的两年光阴的记录和写照。”
何伟的记录和写作，会不会变成我们记忆河流的一个源流呢？这个的确需要时间去说明。好的作品不会抱怨等待时间的漫长。《江城》不是何伟最成熟的作品，但有可能是何伟重要的作品之一，乃是因为《江城》这本书处于何伟在陌生与熟悉之间最直接的记录。我们知道，有些经历一旦熟悉之后，反而会失去一些本真。
记录要完成的工作和目标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发生了什么或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总之，记录与写下记录的那个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然后记录会以这个人为圆心，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把相干的或是不相干的人和事圈进来。非虚构写作诞生在那个圈的圆心位置，非虚构写作要做的事就是让一加一大于二。正如那一句古老的智慧箴言：整体永远大于局部。当非虚构写作开始之后，它会向四周蔓延，努力越过每一个事先划定的圆圈，找到每一个圆圈和另一个圆圈彼此的关联，它最终停留的地方，往往超乎意料。作为非虚构作品的读者而言，也会在阅读中经历盘根错节，在熟悉的场景中获得惊愕的错觉。
非虚构作品善于在容易被忽略的人和事之间找到各自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松散的。正如我们在阅读《江城》时，容易将目光聚焦在何伟的身上，而快速扫过他眼中的那些人之间的关联。阅读非虚构作品，就像是拿起一个望远镜一样，在别人的指点中看景象的不同之处。有些遗憾的是，限于文字表达，我们看到的视野范围受制于望远镜的大小。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细微之处才得以显现出来。
按照何伟和他的老师给到我们的忠告，在记录之前，不要询问什么可以记录或是什么值得记录。记录本身是一个肯定句，而不是疑问句。《江城》这本书从完稿到发表，再到以中文版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经历了一本书天然的命运坎坷。中文版译者李雪顺在译后序中有详细的记录。李雪顺对于这本书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为这本书的命运增添了一些美好的想象：
“希望他（指何伟）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们、当街补牙的郎中们、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师们，还有正在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们都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节。” (---《江城》译后序)
何伟的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的源头发端于《江城》，在这本书中有着他最开始的切入点和观察视角的设定，也顺带着九十年代中国的微小记录的一部分。作为中文读者而言，我们不能确定的是，这些记录有无可能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但从这本书的出现开始，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中文和中文读者曾经以最大的宽容和包容。在他人的文字里看看自己，哭哭自己，笑笑自己。
这，或许是何伟当初写下《江城》时没想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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