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明君周世宗柴榮爲什麼要大力倡導毀佛？
文 和運超
柴榮毫無疑問是五代時期最優秀的人物，加上某種天賜機緣——郭威的親生兒子在後漢時罹難。哪怕姑母柴氏早就過世，郭威本身對這個侄兒兼養子的柴榮一直也是很器重的，儘管很不幸地失去了親生兒子，最終還是決定把大位傳給了柴榮，可這也並不意味着柴榮得到龍椅全不費工夫——實際上對他的挑戰也不算小。
如果從非親子的範疇，單論在親屬關係的親疏之中做選擇，郭威可以考慮的並非只有一個柴榮。當時還有外甥李重進（郭威姐姐的兒子），甚至還有女婿張永德（娶壽安公主，兩家聯姻其實蠻早，但畢竟後周建立，張永德就自然屬於攀龍附鳳的親貴了）。如真論要血統的親密來說，恐怕女婿張永德才算最接近，畢竟從古時就說好女婿可頂半個兒子；退一步的外甥李重進好歹也與郭家血脈沾點邊；反而柴榮在古代血脈淵源上畢竟要算柴家的，只是被認作郭威認養過繼的兒子。
柴榮能夠被郭威選中，自然是經歷一番考驗和考察。近年以王育民先生在《宋太祖傳》分析趙匡胤能夠順利得到後周的龍椅大位前後脈絡，從古到今很多人都在困惑，如此英明的周世宗柴榮爲何臨終前會沒有防備趙匡胤，真的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實際當然不會如此，以柴榮的睿智怎麼會對身邊的人沒有過判斷呢？柴榮自己臨終前的傳位一開始也曾考慮能否交給張永德，對他進行過試探或者評估，首要一條就因爲他是太祖郭威的親女婿。
說一代雄主想要傳位自家孩子肯定是事實，但雄主考慮肯定也會顧及長遠角度，最終也不完全是柴榮自私，張永德的爲人確實性格豁達，他不適合或者從來沒有想過坐在風口浪尖。
如張永德是與趙匡胤長期合作的上級，兩人在公在私的關係都非常好，幾乎可以說親密無間。趙匡胤能在後周憑藉短短几年時間迅速出風頭上位，個人能力當然是硬件，可張永德的大力栽培和提供機會也堪稱必備的軟件。每每遇到作戰他都願意放手讓趙匡胤主導，身爲上級還都肯配合。
從個人性格喜好來說，張永德屬於受到唐五代的重要文化潮流影響——崇道（五代崇道之風絲毫不亞於唐代，北方藩鎮劉仁恭、王鎔都是癡迷者，後唐李存勖、李嗣源也很信奉，南方王建、孟昶、錢鏐、李璟、李煜、王審知等等全是好道之輩，包括柴榮毀佛也有崇道因素，這一風氣還蔓延到宋代），平時愛穿道袍，趙匡胤有時就直接稱呼他“張道人”。所以張永德不適合坐在龍椅上，他也從來沒有這個心思，也可能沒有這個才幹。就算勉強坐上去，好一點結果恐怕就是宋真宗水平，如果糟糕一些恐怕就會是宋徽宗了。
另外一個李重進屬於典型的五代武人，郭威臨終前還特意招李重進入宮，當着柴榮的面下令跪拜“以定君臣名分”，後來李重進對柴榮還算是敬服的。因爲柴榮安排李重進做侍衛軍主帥，與張永德的殿前軍屬於兩大系統，他對趙匡胤這種躥升很快的晚輩就一直看不慣，尤其居然是趙匡胤以陰謀奪位，李重進在宋朝建隆初還上演了爲後周反抗到死的悲劇一幕。
雖然這些人的故事在後人眼中大都變成圍繞趙匡胤產生的各種糾葛，如果將焦點回到以柴榮爲中心就能發現，他們或多或少都是被柴榮所折服的人物，大家並沒有因爲柴榮接替郭威有過什麼明顯的不滿。可以說，柴榮其實很早就顯露雄心壯志，所有人都看在眼裏，對他比較欣賞和佩服，這一點也無須忌諱。
據說早年階段，柴榮也體會過民間疾苦，歷來流傳唐末很多豪傑不避危險去販賣私鹽，從王仙芝、黃巢、王建都是如此。十國裏嶺南南漢劉巖的祖輩曾經是漂洋過海也爲經商。柴榮在少年時也曾去南方荊湖地區販賣茶葉補貼家用，古代的鹽茶二物歷來是地方財賦的命脈資源，私自販賣肯定會充滿危險，柴榮閒暇時也不忘讀書習武，所以他和郭威、趙匡胤等人沒有太大分別，年輕時都是跑過幾年江湖的豪傑。隨着郭威的地位逐漸提升，身邊需要心腹協助，柴榮便棄商從軍，隨郭威征戰四方。
柴榮繼承後周大位後，對人才的渴求更視爲頭等大事。很多稱讚柴榮的文章都會提到顯德二年（955）的開科取士，包括宣佈朝野各方大膽舉薦人才的事情。其實柴榮對人才的搜求遠在繼位前就開始，幾乎一直是他最看重的根本舉措。區別僅在於他繼位後，把過去暗中在做的事正式拿上臺面罷了。
柴榮很早就注意蒐集優秀的文臣武將，在人才方面堅持唯纔是舉，如前面說郭威時提過的魏仁浦，他就不是科舉出身，最初是樞密院的普通文吏，由郭威發掘出來極爲倚重。建立後周一下就升到樞密院副承旨，柴榮繼位後更升樞密使，最後還任宰相，顯然柴榮是延續郭威對魏仁浦的器重，對他是傾心接納。
如史書曾專門提到郭威臨終時對柴榮囑咐：“你可重用魏仁浦和李洪義（指後漢李太后弟弟，後漢末主動歸順，郭威念着一份功績，其兄李洪信也是大將，改調京兆府，爲人驕縱，郭威一直寬容），不要讓魏仁浦離開樞密院。”
更著名是王樸、範質和王溥三人，都是非常優秀的宰輔人才。像範質是後唐明宗時的進士，一直很受推崇。衆所周知，唐代是科舉歷史上的一個高峯，尤其進士科的門檻很高，越到晚唐越突出。但唐末留存的科舉出身人才，能夠活到後晉階段的就鳳毛菱角，即便還有年紀也很大。五代時期雖然也有科舉，但考試不太穩固，所以真正出現了優秀人才還是很受朝廷重視的。
像後晉樞密使兼宰相的桑維翰就對範質很賞識，在石重貴繼位後，提拔爲翰林學士，參與起草詔書，不管其他人是不是真的懂，反正經常受到石重貴和一班親貴好評。所以，範質的才幹名聲很早就傳開了，當時已經地位頗高的劉知遠、郭威等對他就有較深的印象。
到後漢階段，範質加官爲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由於劉知遠在位時間太短，還沒有來得及提攜範質發揮更大的作用。等郭威起兵進汴京開封以後，首要事情就是派人到處尋找範質，當時他躲在百姓家中，等找到以後，郭威就把自己的外衣給他穿，立刻就提升爲樞密副使。
不久，加拜範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再兼任參知樞密院事。可以說，郭威對範質的欣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此風光的情況，自然會對柴榮也產生很深的印記，繼位以後對範質繼續重用，再加司徒作爲禮敬。跟着柴榮進行南征北討，也帶着範質負責撰寫各種詔書、檄文。尤其範質對柴榮處罰一些大臣經常秉公進言，第二次出征南唐時救竇儀最爲典型。
竇儀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科舉出身官員，是後晉天福年間的進士，早年跟隨景延廣做身邊從事。後周初年也被郭威提升爲翰林學士，掌知制誥。竇儀對當時後周重新開科取士進行了一些建議，所以改任禮部侍郎與劉溫叟一起負責貢舉。之前劉溫叟選了十六名人才被指徇私，貶爲負責編寫前代史書的文官，後來查清是誣陷。而竇儀希望借鑑後晉天福五年的舊制，調整一些選士方法，受到郭威認可。
柴榮繼位後，竇儀剛剛完成父母的守喪，受命支援淮南的糧餉，但受到批評，要對他進行嚴懲。範質主動澄清，擔保竇儀清白。事實上竇儀的確爲人公正清廉，最典型就是在南唐一事中，《宋史·竇儀傳》有記載，趙匡胤在攻取滁州時立下大功，想要把一些繳獲物資自己拿走一些分給手下人。竇儀受命前來清點府庫，對趙匡胤說：“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能取。”趙匡胤就因爲此事對竇儀也開始留意，後來北宋初也曾打算任命竇儀爲宰相，但是文學之士和吏員出身是一大矛盾，尤其竇儀爲人剛正，趙普當時有一些忌憚，就改任相對個性溫和的薛居正做搭檔，但竇儀一直受到趙匡胤欣賞。
柴榮也是對範質的忠直非常欣賞感動，讓他主持後周刑律的修訂，就是當時的《大周刑統》。範質提攜竇儀做副手，成爲最主要的編寫人員，而竇儀後來也是趙匡胤任命負責編寫《宋刑統》的主要人員。當時範質這種榮譽和地位，也給趙匡胤留下深刻印象，範質能夠被拉攏是趙匡胤後來能夠順利成事的重中之重。
範質對趙匡胤的印象和交情的確都不錯，在顯德末年聽聞北方有軍情時，就讓最得力的趙匡胤領軍前去，但是沒有想到這會是趙匡胤籌劃的計謀。大軍出城到陳橋驛兜了一圈，趙匡胤搖身一變又回到汴京，範質和王溥是極爲震驚錯愕，好幾本史書像《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東都事略》和《宋史》，無一例外都專門寫出範質感到極爲痛悔，掐着王溥的手都流血了，慨嘆：“倉促遣將，吾儕之罪也。”見到趙匡胤時，範質還責問說：“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趙匡胤兄弟二人都一時無語，當時身邊衆將環列，之前軍校羅彥環帶王溥、範質來見趙匡胤時就曾舉刀要挾，聲稱“吾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範質知道大勢所趨，這才表示可以再次舉行禪讓典禮，還叮囑他不要辜負先帝舊恩，等於還是同意支持趙匡胤成爲新君。
由於範質和趙匡胤確實關係不差，所以他繼續當了一段時間宰相。《宋史》傳記還強調範質對趙匡胤身邊的人才經過觀察也瞭如指掌，最後病重時，趙匡胤專門前往家中探望，範質向他分析各種人才優劣，像趙普、呂餘慶等都直指要害，包括兩位兄弟光義和光美。不過，由於宋史資料後來經過趙光義不斷修改，刻意強調了光義的各種優秀，暗示他值得趙匡胤特別器重。但史書之所以在範質的傳記專門記下這一幕，自然也爲了說明範質確實很受趙匡胤敬重。範質最終在北宋建立不久的乾德二年（964）身故，年僅五十四歲。
雖然五代十國的人物平均享年不太長久，但後人一般還是認同範質是對後周懷着無比內疚的一種負罪感，所以《宋史》的傳記也刻意點出宋太宗趙光義後來的經典評價：“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事實上範質應該是抱着沉重的懺悔之心，僅僅在入宋多活了四年而已。
另外一個王溥則比範質、魏仁浦要小十歲左右，他是郭威受命征討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三鎮時纔開始提拔啓用。廣順初年（951）任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二年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廣順三年加戶部侍郎，改任端明殿學士。
在郭威病重時，柴榮已經和王溥有較深交往，很快任命他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郭威聽到以後感到非常滿意，也認爲沒有後顧之憂了。
柴榮登位之初對征討澤潞的軍事決策上，以馮道爲首的保守元老大臣都或明言反對，或心存疑慮，唯有王溥堅定支持柴榮，後來順利成功，柴榮對王溥更是極爲感激，加禮部尚書和負責監修史書。
隨後征討後蜀，王溥舉薦向拱爲將，再到征討南唐，一直都緊跟柴榮，深受信賴。連遇到父喪，柴榮急着未滿期就要王溥回到朝廷任職，最後出任參知樞密院事，足以顯示柴榮對他的倚重。
不過另一方面，王溥也是在後周的主要朝臣中與趙匡胤有着不錯交情，所以宋初同樣繼續當了短期宰相，他還一直活到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死的時候也才六十出頭。
在五代的後期，尤其是後周的十年左右到入宋階段的文化事業領域，王溥都要算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他在文學和史學都有一定的建樹。因爲後來的文學史上，很多五代十國後期人物難免都會被劃入北宋初期，像王溥畢竟也活到宋太宗繼位，可真要選擇代表後周的恐怕也就是王溥這種。他與徐鉉、李昉等著名入宋的文士都有交往，對宋初的詩文也起到一定推動，只不過本身文學的成就並不算特別突出。史學方面也曾負責過《唐會要》《五代會要》，還有後周的《世宗實錄》等幾部重要史書的編撰。
還有一個後周的重臣就是王樸，年紀反而是他們幾個中最大的。在後漢的幾年裏，一度依附過樞密使楊邠做祕書郎，不是很得志。後周建立的廣順元年，改做柴榮的掌書記。王樸要算被柴榮親自提攜起來的，廣順年間的職務很不起眼。就在柴榮入汴京做開封府尹時，王樸不過是開封府推官這種小角色，若換一個角度看，王樸才稱得上是柴榮最親密的心腹謀臣。
當柴榮繼位以後，王樸升任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跟着改左散騎常侍、端明殿學士。這時，他最著名的一個舉動就是拋出了流傳後世的《平邊策》。
當時地位更高的能臣當然也不少，可柴榮對王樸的欣賞和信任是無可撼動的，柴榮在位幾年的主線戰略，可算一直堅持王樸的主張來解決五代十國的大局，這一點甚至還深深影響到後來的趙匡胤。因爲我們通過歷史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北宋最後結束五代十國的大方略，確實也沒有跳出王樸當初的謀劃。
更大的信任體現在柴榮親征江淮時，任命王樸爲東京副留守，回師後就提拔王樸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不久，升爲樞密使、檢校太保。有王樸坐鎮樞密院掌握軍機大事，對當時覬覦大位的人就是一種有力威懾，譬如趙匡胤就對王樸一直非常忌憚，這一點也被史書點明。
歷來很多後人都哀嘆柴榮過世太早當然值得惋惜。事實上，假如王樸沒有在顯德六年意外過世，如果他可以再多輔佐柴宗訓十年八年，培養到接近成年。趙匡胤到時也不見得會有那麼大的膽量冒險了，所謂時機往往就是那一陣短時間，意味着轉瞬即逝。所以趙匡胤在史書上留下有經典的感嘆：“此人在，朕不得着此袍。”顯示了他的快人快語真是一句大實話（王樸的長子也非常出名，就是後來和潘美一起坑了楊業的兵馬都監王侁）。
之前論述北漢的時候提過，因郭威在家人遇害一事報復後漢之主，就扶持劉崇的兒子劉贇拖延時機，設計奪了後漢基業。而劉崇爲此在河東另立北漢，對郭威非常痛恨。郭威之死對劉崇來說，自然也是一個報復後周的大好機會。柴榮即位不到十天，劉崇就親自將兵三萬，聯合契丹兵馬五萬一同討伐後周。朝臣大驚，紛紛不知所措，所以表現爲多數有些惶恐不安，而柴榮爲了鞏固地位，提出要御駕親征，遭到了大臣們幾乎一致地反對，這一幕在《資治通鑑》裏，寫馮道與柴榮的“互懟”非常生動。
柴榮道：“劉崇趁我國喪，欺我年輕，想吞併中原，我必定親自征討他！當年唐太宗創業，無不親征，我又何懼？”馮道說：“陛下不能和唐太宗比。”柴榮道：“我兵強馬壯，破劉崇必定猶如泰山壓卵。”馮道說：“陛下並不是泰山啊。”柴榮惱火到極點，雖然他不喜歡馮道，但對方畢竟是資深大臣，此時柴榮新立，必須要樹立某種“尊老”“敬老”的親和形象，不得不對馮道表示面上的禮節，只有不再糾纏。
在柴榮繼位這一年，馮道已經七十多歲。他之所以顯得特殊，主要是當年在後晉與契丹的維繫上，馮道於兩方面都顯得受到青睞。馮道此人能夠安享殊榮長達幾十年，確實他頗有才華和才幹，而且在打交道方面，他也有一技之長，否則不會顯得那麼圓滑。
如前所述，馮道在石敬瑭時已經曾有託孤的地位，是他扶持石重貴繼位。後來馮道也曾在後晉覆滅時被帶去契丹，他和契丹的淵源其實頗深，早年就在邊關被擒獲往契丹，他憑藉口舌說服契丹放回。後晉之時，他曾主動請命出使契丹，很得耶律德光的賞識，馮道在北方塞外不習慣，雖然把自己裝作是契丹的臣下，但內心還是有點敷衍態度，並不肯誠心效力，然後花了兩三年終於回來中原。
假如認真分析馮道的生平經歷，可以發現他一直有比較彈性圓滑的作風，有着不俗的適應能力。客觀來說，實在不能輕易認爲是缺點。試想他一個文臣，在五代十國這種複雜艱險地環境下，多少也該算是一種長處。
那麼，馮道能在後周受到重視，完全是因爲和他差不多時間後唐、後晉出道的老臣，比如李崧、趙瑩等輩全不在了，馮道幾乎要算是僅存的老人（前面提到王樸、李谷等也要小馮道十歲以上，而魏仁浦、範質、王溥，包括薛居正、竇儀更是小二十歲左右的子侄輩），且活過了七十歲，自然面上會受到不同對待。馮道想以老資格出面壓一壓柴榮這種年輕人的傲氣，哪知道柴榮完全不在乎，親自領軍大戰高平，打出一股生猛的銳氣和豪氣。馮道完全看錯了柴榮，一氣之下就病故了，這時候，太祖郭威都還沒有來得及下葬陵寢。
柴榮親率禁軍與北漢軍遭遇於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之南，第一波進攻，周軍大敗劉崇，但劉崇畢竟是與契丹軍一起作戰，很快調整隊伍。第二波交戰，後周禁軍侍衛大將樊愛能、何徽居然領着步騎兵四散逃跑，周軍頓時潰敗，史書稱有千餘人投降。
柴榮親自冒着箭雨領導督戰，身邊的侍衛將領趙匡胤於關鍵時刻顯露出非凡氣度，對將士們喝道：“我主處境危機，我們怎可不死戰求勝！”周軍士卒見君主身先士卒，頓時膽氣倍增，拼死力戰。最終周軍在高平大戰獲得全勝，後漢劉崇領兵奔逃，大將張元徽陣前被殺，再無主動出擊的實力。後周軍威大振，從此四處出擊，幾乎所向無敵。
但是，高平大戰的勝利畢竟經歷一番非常驚心動魄的危機，暴露後周禁軍隊伍的缺陷。柴榮回汴京以後，決定重新調整禁軍，斬殺七十餘名臨陣脫逃的各級將領。侍衛親軍在關鍵時刻出亂子，反而依靠身邊殿前侍衛人馬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柴榮開始提拔趙匡胤來組建新的殿前軍。
在高平之戰時，趙匡胤還不是特別有地位的大將，甚至在史書都公認，由於這一戰表現亮眼，也是他顯山露水的成名之作。如前所述，趙匡胤長期位居郭威的女婿張永德之下，這一組建擴充殿前軍的重大使命機緣巧合地給了他能夠迅速上位的最佳平臺，正如一句經典俗話——“近水樓臺先得月”，因爲他不光是和帝位的距離拉近了，而且手下還有大量親手選拔的自己人了。
因爲趙匡胤和郭威出身更加相似，是比柴榮更帶草莽豪傑氣質的職業軍人，他很快就在殿前軍中擁有了依附自己的親信團隊，比如老百姓耳熟能詳的“義社十兄弟”，基本全是這期間的產物。不僅如此，趙匡胤還從中發掘了像王彥昇、潘美、曹彬這些後來北宋初期非常重要的人物。
再如上級張永德對趙匡胤一直都非常信任，兩人幾乎是生死之交。雖然名義上張永德才是殿前司的主將，可操辦做事的全是趙匡胤，相當於給了他足資利用的平臺機遇。
那麼，這就需要再一次回顧柴榮如何進一步調整了禁軍系統，如此就能明白趙匡胤後來爲何能夠輕易的取得改天換地的機遇。
前面筆者論述後晉時提過五代時期禁軍的一些組織變化，五代的禁軍和唐朝的情況很多在名稱上保留一些相似，可實際已經完全不同。像唐朝後期的禁軍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策軍，在末年早已經衰弱和瓦解。
從朱溫挾持唐昭宗開始，他已經另外組建屬於自己的人馬。取代唐朝以後，後梁是將原宣武軍節度使轄下的藩鎮軍悉數升格擴編組成新的禁軍，在表面上還是沿襲唐朝舊制，設立左右羽林、左右龍虎、左右神武、左右天威、左右天武和左右英武，六個軍號，十二支隊伍。這些軍號只是在字面上襲用唐朝早期的禁軍名字，但禁軍的組建淵源與唐朝的禁軍系統毫無關係，完全是來自各藩鎮舊有的各路主力部隊，然後伴隨新的君主出現，擡升地位成爲禁軍，然後再收編前朝的部分人馬進行整合。
五代時期的禁軍中最重要的核心力量就是侍衛親軍，到後周前期的高平大戰也是如此。顧名思義也就是皇帝最親信的部隊，像梁太祖朱溫原本是唐末的宣武軍節度使，爲了預防那些桀驁不馴的其他地方藩鎮兵馬，特別設立了直屬於自己的貼身部隊，屯駐於節度使府邸附近的“親軍”。五代十國諸君主大多起自藩鎮，當搖身一變成爲各地的帝王時，其直屬親軍往往便被改稱爲侍衛親軍。
侍衛親軍與別的禁軍身份之不同在於，以後梁爲例，前者是禁軍中最可信賴、武器裝備最精良的嫡系；後者雖也是天子之兵，大多是收編整合的其它藩鎮軍隊，然後經過挑選裁汰的人馬。所以忠誠度還不那麼可靠，當然也不會配備最好的武器。
若從職能上說，侍衛親軍與六軍本質並沒有太多區別，同樣既擔任宿衛又從事征伐。比如後梁著名的侍衛親軍中有控鶴軍，主要職責是守衛京師宮城，也會擔負一些外出征伐任務。還有著名的廳子都，戰鬥力極強，選拔自汴州的富家子弟，裝備有“急龍車”這種連發機弩，據說是沙陀晉軍最懼怕的武器。朱溫對廳子都高度信任，經常將其用於決定性戰役的關鍵時刻。
再有著名的落雁都，也是朱溫任宣武節度使組建的精銳，將士在左右臉頰各刺兩隻飛雁，他們有點敢死隊性質，實際是古人頗有一些迷信色彩，據說朱溫認爲這種“圖騰符號”有壓制對手的“厭勝”功能。
再有龍驤軍是後梁馬軍的精銳，多擔任野戰任務，很多名將都從此軍出身。比如威震河朔的“鐵槍將”王彥章就統領過龍驤軍。還有天興軍，一開始就是朱家親王擔任指揮使的宿衛部隊，號稱禁軍中“最爲親衛”，朱溫特別以第四子均王朱友貞擔任指揮使，後其擢升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之後沙陀後唐形成的侍衛親軍與後梁沒有很大區別，一般不過是個別軍號和成色有不同，比如後唐的鐵林軍來自李克用早期組建的精騎，類似還有橫衝都，也是重要騎兵，尤其李嗣源是出自這支部隊。
還有出名的帳前銀槍都，本來是後梁魏博鎮節度使楊師厚組建的驍勇長槍兵，是標準的地方人馬，約八千之衆，戰鬥力很強，但紀律很差。楊師厚帶魏博鎮投降後唐，李存勖非常喜歡這支人馬，就改成侍衛親軍大加封賞，果然楊師厚的銀槍都率先攻入汴梁。李存勖還將其改名爲奉節軍，後來這支隊伍在鄴城一帶搞事，就被李嗣源平定後解散。包括李存勖還在幽州專門提拔重用了一批歸降契丹人組成的騎兵，訓練爲契丹直。
後唐對侍衛親軍進一步調整的標誌就是專門設都指揮使和都虞侯作爲統領職務。接下來石敬瑭的後晉階段，繼續重視發展侍衛親軍，軍號有一些繼承，也有一些獨創，比如興順軍就是後晉新設。然後最最重要一點，前面論述後晉時已經捎帶提過，殿前系統最早就是出現於後晉，這正是後來周宋之交的關鍵一步變化，柴榮就是抓住這一機制特徵，發生了巨大變化。
因爲劉知遠的後漢整個時間非常短，原本後漢到後周的前期基本禁軍還是以侍衛軍爲主力，所以高平之戰時，像樊愛能、何徽當時正屬於侍衛軍的核心骨幹將領，一個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一個是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當時柴榮試圖依靠他們兩位是正常的操作，也顯示他出動了侍衛親軍的全部力量。
實際後周當時的殿前將領職務中，像李重進出任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殿前都虞侯，他們帶領的殿前軍原則上就是皇帝身邊的少量宿衛人馬，起初並沒有想到過會運用在外出作戰。由於高平之戰是一次御駕親征，是出於非常危險的境遇下，趙匡胤等將領士卒爲了保衛皇帝奮力拼殺，居然扭轉敗局獲得意外勝利。
柴榮親眼所見身邊殿前軍的表現，再對比侍衛親軍的失望，這才轉變念頭，想要專門擴大殿前軍的力量，如此一來，趙匡胤一手擴建的殿前軍，自然成爲他的班底。
而經過柴榮的一番調整，最終後周禁軍形成有四大主力：殿前軍名下有鐵騎軍爲騎兵，控鶴軍爲步軍，這是兩大主力。此外有內殿直和散指揮等傳統的其他護衛兵馬。而侍衛軍名下有龍捷軍爲騎兵，虎捷軍爲步軍，也是兩大主力，也別有一些其他零散兵馬。
四大禁軍主力兵馬各自統軍的將領依然都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但是柴榮把所有負責將領全都重新安排，各軍的新任將領像李重進、韓令坤、慕容延釗、趙晁，同時包括趙匡胤之父趙弘殷，後來再提升的李繼勳，幾乎都是從殿前軍調任過去，正爲了方便對侍衛軍進行整頓和聽命，這實際也是柴榮以殿前軍後來居上，完全控制改編侍衛軍，完成禁軍改編的一大重要舉措。爲此又進一步提升殿前司的地位，專門設立兩大官長就是後人非常熟悉的都點檢和副都點檢。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微妙，萬萬沒想到，這一步無形中居然也是給趙匡胤後來能夠舉兵順利得手起到助推作用。因爲四大禁軍主力將領中，此後絕大部分已經全成爲擁戴或交好的人物，對趙匡胤能夠具備阻力障礙的力量已經非常弱小。
伴隨柴榮對這些重大機構和職務崗位進行調整，他又頒旨廣開言路，在朝野上下希望聽取各種意見，懇切要求臣僚們:“苟或聞聯躬之過失，睹時政之減否，無惜敷陳，以補寡聞；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茲多，翅佇惟切。”只要對朝廷事務有所補益，都可寫表章送上。如想要面談，也可請求隨時引見入朝，以此做到下情上達。
爲此，柴榮不止一次下詔鼓勵進言，像顯德二年三月再次下詔鼓勵羣臣直諫，他說：“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之人不逮哉！聯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嘗懼昏蒙，不克負荷。……至於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皿之事，豈能盡是?”又說：“應內外文武臣僚，今後或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膚躬之有閱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僚有出使在外迥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以廣聽聞。”
柴榮在調整職務之外對各級官吏進行大力整肅。像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因額外收稅被發現，最終自殺謝罪。柴榮重新規定，如果是官員推薦的任職官吏，到任後有不當行爲，比如貪腐，推薦者一併株連。在執法刑律方面，廢除了一些酷刑，比如凌遲。後來還制定了有名的《大周刑統》，前面提過就是範質、竇儀負責編撰，對《宋刑統》有着直接影響。
柴榮在位的六年進行了各種整頓，不斷推陳出新，令後周事業蒸蒸日上，各方面都讓後人好評，確實看到中原恢復一統的希望。但爲了使經濟財力可以儘快實現天下一統，柴榮還是做了一些引人爭議的事，其中最大的一條自然就是毀佛。
原本以柴榮這樣非常愛惜百姓，渴望恢復民間安寧的一位明君，居然也上演這麼一出，以至於被野史筆記用“報應”來針對他享年不永。因爲很詭異的是，史上號稱“三武一宗”的釋家劫難，發起毀佛的這四個皇帝的確無一長壽。當然，今天我們來回顧歷史，這種報應之說自然無根無據，而柴榮要針對天下佛寺，和之前北周武帝、唐武宗的情況基本相同，主要還是爲了儘快聚集財力，從佛寺下手，可以相對減輕民間百姓的負擔。當然，其實後周對百姓的財賦抽取，本身已經偏重，這是客觀事實。柴榮的確是希望走一捷徑，這才下令毀佛。
但從另外一面說，柴榮也和北魏太武帝、唐武宗一樣，他的個人興趣確實偏向道教，可能後人很少注意柴榮對道教的信奉。筆者曾多次指出，唐宋之際的道教，在五代十國階段根本不比唐朝差，柴榮本身對道教也非常推崇，尤其陳摶受到格外禮敬，同樣延續到後來的趙匡胤和趙光義。
顯德三年（956），陳摶因爲名聲顯赫，被請到東京宮廷，柴榮出於好奇和斂財，刻意向陳摶請教黃白之術，陳摶其實是一個學者型道士，對這些詭異之術並不擅長，所以就勸導柴榮：“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這件事被記入《宋史·陳摶傳》，既表明了柴榮確有崇道的一面，同時也表明他渴望財賦的初衷，柴榮絕對不是個人貪圖斂財，而是希望儘快能夠壯大國力完成天下一統。
當時柴榮接手的後周局勢，與之前的梁唐晉漢初立情況大體半斤八兩，形勢依然不樂觀，尤其後周的版圖一來就缺少了河東這一片不小的節度使轄區。郭威在位僅三年，還沒有機會開疆拓土，而柴榮一繼位就遇到北漢劉崇和契丹聯合攻打的情況。好在柴榮以非凡的勇氣在高平一戰打出了氣勢，當然更重要的是確立自己的威望，然後他纔有機會展開各種調整和準備。
後周雖然在北方擁有比較大的地盤，但河東的北漢是單獨一方，燕雲地區已經屬於契丹。而南方的十國局面，兩淮是南唐所有，楚湘一帶地是單獨一塊。後蜀的轄區總體是繼承前蜀，當時還深入到漢中和三峽的歸州。
也就是說，後周雖然是地盤較大，可仍然處於中原的中心位置，四面都有敵手。實際疆域只有河南、山東算全境，河北只有南部（燕京等北部就屬於契丹），陝西一帶只有大部，北部邊境有党項部落，像麟州、府州一帶則屬於北漢。
令柴榮感到緊迫而嚴峻的壓力，主要在於後周的這一片中原地區經歷五代頻繁更替和多年戰事，短時間迅速恢復的把握實在有限。若是真有充足時間讓他慢慢恢復，柴榮自然也不會焦慮，可當時南方的十國雖然大多地盤比較小，相對遠離戰事，像吳越、南唐從唐朝中後期就是財富聚集重地。南唐已經滅掉閩地深入福建（柴榮討伐南唐的前夕，南唐還出兵消滅馬氏南楚），加上江西、江蘇、安徽絕大部分和湖北、湖南的一部分，論地盤之大，恐怕已經不亞於後周。
另外，包括前蜀到後蜀的地盤雖在西南山區，實際也並不差後周多少，若論經濟實力來說，南唐和後蜀都稱得上當時數一數二，甚至他們的人口也具有很大潛力。假如南唐、後蜀遇到積極有爲的君主，用富庶的財力提升軍力，訓練出精銳的兵力，未來的形勢局面如何，就很難設想了。柴榮是以滿腔的雄心壯志，要想盡快擺脫五代變更之下的北方中原的種種窘境，而發展壯大的命脈就在於在短期內以最快效率擴大財賦，然後才談得上武裝和擴大軍力。
正是這個根本原因迫使柴榮不得不出此下策搜刮寺廟，他的想法和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如出一轍，尤其後周面臨的地盤侷促和四方威脅，明顯比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在位更加突出。但和其他毀佛的君主相比，貌似柴榮這一手段僅進行了一年多，主要把收來的銅佛像及各種銅法器用來鑄造錢幣，發展經濟。
傳世的“周元通寶”是仿唐代“開元通寶”小錢，由於柴榮從顯德二年纔開始鑄錢，六年就去世，周元通寶的實際鑄造量其實並不大，真正五代時的這種錢幣要算很罕見的精品。今天所謂古幣市場可見到的周元通寶，確實屬於古錢的往往也都是宋代以後的私鑄錢幣，雖也有一定價值，可後周的真品更少見，收藏價值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