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減一定金額的醫療開支（將削減範圍限於並非急需治療的外科手術和治療上）有助於延長大多數富裕國家，尤其是漂亮國人的壽命。
爲什麼呢？讓我們進行一個簡單的基本凸性分析，簡單地考察有條件的醫源性損傷：對輕度患者進行治療的錯誤會將他們置於凹性狀況。現在看起來，好像我們非常清楚該如何去做。
只要將最嚴重的病情設爲醫療干預的門檻即可，因爲在這種情況下，醫源性損傷的影響是非常小的。我們甚至應該提高這方面的開支，而減少非急需手術的支出，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好。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向後推理，即從醫源性損傷出發來考慮選用何種治療方法，而不是背道而馳。只要有可能，就用人類的反脆弱性來替代醫生。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則不要抗拒積極的治療。
讓我們來看看否定法的另一種應用：花更少的錢但活得更長，是一種減法策略。我們看到，醫源性損傷源自干預偏見；肯定法，或者想要“做些什麼”的傾向，導致了我們上述的所有問題。在此還是讓我們應用否定法：消除某些東西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行動（在實證上也更嚴格）。
爲什麼呢？消除一些沒有經過進化歷練的事物，有助於降低“黑天鵝”這種極端事件的發生概率，同時使人類有機會得到改進。如果人們能夠改進，我們可以相當確信，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看不見的副作
用比如，勸人不要吸菸似乎是過去60年中最大的醫學貢獻。德呂恩·布奇在《醫藥的真相》一書中寫道：“吸菸的害處大致相當於戰後發展起來的每一種醫學干預所帶來的益處的總和……戒菸帶來的好處大於治癒每一種可能的癌症所帶來的利益。”
同樣的，幸福最好用否定的概念來闡釋。現代的幸福研究人員（他們通常看起來很不幸福）往往都是心理學家轉行成爲經濟學家（或反過來），當他們給我們講幸福學時，就好像我們知道幸福是什麼，知道它是否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而且他們講這些時，並不使用非線性和凸性效應。事實上，他們應該教我們瞭解什麼是不幸福（我這麼推測是因爲那些講授幸福學的人看上去並不幸福，而那些教授不幸福的人看上去卻很幸福）；我們對不幸福瞭解得更多；“追求幸福”並不等於“避免不幸福”。我們每個人肯定都知道，是哪些原因讓我們不快樂（例如，出版社的編輯、通勤、異味、疼痛、在等候室裏看到的某本雜誌等），也知道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讓我們探究一下古老的智慧。普羅提諾寫道：“有時候缺乏營養會讓機體恢復。”古代人很相信潔淨身體的必要性（潔淨的一種方式就是，往往造成傷害但也經常有益的放血）。薩勒諾醫學院的養生法則是：愉悅的心情、充足的休息，以及適當缺乏營養。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延長人類壽命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卡路里攝入量。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爲糖尿病患者制定非常嚴格的飢餓式療法，來刺激他們的肌體系統，從而治癒糖尿病——事實上，我們很久以前就經由啓發法推導出了這一治療機制，因爲西伯利亞早就有使用飢餓療法的機構和療養院了。此外，有資料表明，英國40%的癌症通過否定法就可以消除（只要想想阻止人們吸菸的益處就知道了）。
店中有光澤的、據說能夠讓你遠離醫生的蘋果小得多。
至於飲料，我的原則是不喝少於1 000年曆史的飲料——因爲人體對古老飲料的適應性已經過測試。我只喝酒、水和咖啡，不喝軟飲料。也許最可能帶有欺騙性的有毒飲料就是我們讓可憐無辜的人們在早餐桌上喝的橙汁了，但同時我們卻通過營銷手段說服他們這是“健康的”。（除了因爲早年我們祖先喫的水果沒有那麼甜，還因爲他們從來不會在攝取碳水化合物的同時攝入大量的纖維。喫一個橘子或蘋果，在生物學上與喝橘子汁或蘋果汁並不等效）。從這個例子我得出一個規律，被稱爲“健康”食品的東西一般都不健康，就像“社交”網絡阻礙了人類的正常社交，“知識”經濟也往往是無知的一樣。
我還想補充一點，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在消除了一些惱人的刺激物後，我的健康狀況實現了一次飛躍：這些刺激來自出版社編輯，早報（只要提到諸如托馬斯·弗裏德曼、保羅·克魯格曼等脆弱推手，就會讓我心頭湧上一股無名之火），老闆，通勤，空調（不過供暖裝置不在此列），電視，紀錄片製片人發來的電子郵件，經濟預測，股市消息，健身房的“力量訓練”器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