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的《老读三国》最早在2016年结集出版，另外一本《三国如何演义---三国的历史叙述和文学叙事》是2019年出版。两本书在内容上有重合，不过后者话题更集中一些。以三联版为准，所以前一本有251页，后一本则有386页。
这两本书里的文章是李庆西在十余年间陆续写就的，人生的阶段不同，认识也不同。作为读者，我读到的是李庆西怎么读三国。他用的方法是从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开始，对照多个历史版本，读出其中的缝隙，也读出其中微妙的地方。
常言“老不读三国”，但我觉得此言偏颇。遍历人情，略懂世故之后，读三国将是另一种味道，当然，此处讲的“读三国”，指的是不仅仅是一部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至少还要包括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毛宗岗父子的评注版《三国演义》。
世人熟悉的《三国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之所以称之为“力作”，就意味着罗贯中的作品不止《三国演义》。罗贯中是元末明初时人，元朝亡于1368年，罗贯中大概是1330年生人，由此可知，罗贯中的青壮年是在种种动荡中度过的。按照有资料介绍说，罗贯中在1356年在张士诚幕府作宾，1357年张士诚因其弟而被俘降元，到了1363年，张士诚见蒙古人没落，有意起兵称王。包括罗贯中在内的幕僚建议张士诚缓称王，不听。罗贯中见此离开。在返乡途中罗贯中遇到了正在撰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并拜施耐庵为师。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1368年，在扫灭陈友谅、方国珍和张士诚等群雄势力后，朱元璋当年在南京登基称帝，之后朱元璋北伐中原，并收回燕云十六州，统一天下。所以，罗贯中在青壮年时看到的世相大多是攻伐战乱。
关于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有这样的说法：施耐庵因写《水浒传》被朱元璋禁锢，罗贯中闻讯后即赶往南京营救。得好友刘伯温周旋助力。施耐庵出狱后，罗贯中护送施耐庵回兴化，途中施耐庵病逝于淮安。罗贯中料理施耐庵后事后，携《水浒传》书稿赴福建建阳印刻。但无人敢承印。罗贯中在杭州暂住，并在此地整理了《水浒传》。所以有一说《水浒传》的后半部是罗贯中写的。
尽管在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之前，有关三国的“说话”、“话本”早有流传，但不能不说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最为波澜壮阔。现将罗贯中的生平与时代简略叙述，就大体能理解罗贯中为何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句来起笔了。
人的认识一般来讲不会超越时代独立存在。罗贯中自己身处的时代也决定了罗贯中在讲述三国故事中会如何穿插自己的观念。这一句“分合之语”贯穿了整个三国时代，不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在分分合合之间来往穿梭。而由《三国演义》精炼出来的这一句话在无意中成为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解释，转而又成为历史演化缘由的解释。这一话概括式地把个人遭遇的起伏和苦难，替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词汇：天下大势。
李庆西在《老读三国》和《三国如何演义》的文章中思索的恰恰是反方向探寻------在天下大势起伏不定时，人在其中如何浮沉。“史家叙事和小说家讲史各具要旨，但此中的差别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关键不在于真实或虚构，而是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
一、狠人中的狠人
董卓死了，可是兵祸更甚，也更让人惧怕。李傕、郭汜杀入了长安。仓皇中，即便像吕布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逃。走之前，吕布勒马急问青琐门内的一人 ，“公可以去乎？”这个人一番陈词后，转身没入门洞内。他拒绝了吕布，决意留在城内。这个人就是王允，时任司徒。诛杀董卓的人就是他。但是董卓死后不到两个月，长安城内又是天翻地覆。李傕和郭汜是急了眼的虎狼之师，与其说他们是奔着长安来的，倒不如说他们是奔着王允来的。李庆西在《王司徒之坚守》一文中重点分析了这个在《三国演义》中设计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
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骑射”。王允出身士族，很早被人视之为“王佐之才”。但王允入仕后，因为性格嫉恶如仇，仕途多凶险，几度死里逃生。董卓带兵入朝后，擢升王允为司徒，晋阶三公之位。在董卓当政期间，王允的表现更接近忍辱负重。《后汉书》称：“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身处无间道中的王允的内心究竟怎样呢？
刺杀董卓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吕布倒戈。导致吕布反水的关键人物则是王允。这事成了就成了，若败了，王允也会一并死。王允在策反吕布之事前必抱着一死的决心。董卓死后，汉献帝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不能视事。王允一度成为长安城内最有权势的人物。《献帝纪》中说：“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但《三国志吕布传》中则这样记载：“（王）允以（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但是，王允对赳赳武夫吕布的态度到底如何呢？尤其是大事已成之后。
按照史家记载，王允在长安城把持政局不足两个月，他的成功和失败都来得非常迅急。诛灭董卓后，在长安城内，大儒蔡邕成了王允整顿朝纲的目标。只因董卓被诛，蔡邕言语中不意间流露出几分悲悯，王允当即勃然叱之，认为蔡邕“怀起私遇，以忘大节”。便以通逆罪收蔡邕入狱，由廷尉治罪。王允现在似乎不记得，董卓弄权时，他与蔡邕一起同殿为臣。太尉马日䃅为蔡邕求情，直言此案“所坐无名”。况且蔡邕有志作汉史。但王允的一番话似乎透露出他的真正杀心-----“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件事的结果就是蔡邕死狱中。在长安城外。董卓余部派人到长安乞求朝廷开恩，但王允坚持深究其罪。董卓部将郭汜、李傕忧惧，率众西进，沿路收西凉兵。最终攻入长安城。王允被李傕杀，弃尸于市，并夷三族。
在演义故事和史家笔下的王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性格和行事，它们都是“三国故事”中的一部分，不能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当把一个人从繁杂的历史中抽离出来进行更为仔细地剖析，我们或许能看到最直接的个人动机。而恰恰是此个人动机在合适的关节处无意间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推手。
二、成就 “熬出来”
刘备在仓皇奔突之际遇到诸葛孔明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而那时，刘备和诸葛孔明年岁几何呢？之所以这样问，就是我们在读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常会以为他们永远年轻，永远不会老。但事实上，他们老去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以为。
按照诸葛亮《出师表》的记述来推算。诸葛亮上疏曰：“（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有二十有一年矣。”照此计算，刘备和孔明相遇时正是建安十二年，时为公元207年。诸葛亮的《出师表》上疏于蜀汉建兴五年，时为公元227年。的确，诸葛亮说得没错，时间过去了二十年了。诸葛亮在草庐初次见到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十年后，在卧龙岗上的草庐中指点江山、筹划三分天下的四个年轻人中，有三个人已经离开人世。
是不是可以讲，从隆中对开始，至《出师表》时，诸葛亮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大致完成这一个宏愿。如果不是李庆西在《三国如何演义》的提醒，这一个漫长的人生时间很容易被忽略过去。更何况《出师表》中还有“奉命于危难之间”这样耐人寻味的话。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诸葛亮出山协助刘备那时，他们两人不是在奔逃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奔逃中。的确，诸葛亮的回忆是不会错的。
诸葛亮，这个“多智近乎妖”（鲁迅语）的人身上，“一对、二表、三分鼎”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人生成就。但是我们在《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的文字中体会到的情感是什么呢？换成现代语言来解释，诸葛亮想说的就是-----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啊！
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也是诸葛亮身殁的那一年），七年间，诸葛亮几乎是接连不断的兴兵北伐。不过史家的结论，这七年努力振作的结果是：
寸土未得，无功而返。
诸葛亮在草庐遇到刘备时，时年26岁。他写下《出师表》时46岁。他在五丈原身殁时，享年53年。刘备在公元223年去世，享年62岁。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诸葛孔明安排了一个“七星阵”的情节，其核心正是“向天借时间”。这个安排，是不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暗示，诸葛亮的失败是时间上的失败，而不是他力不能及。
李庆西的《老读三国》和《三国如何演义》两本书里的文章，是断断续续十年间写下的。和其他讲述三国的著述不同的就是，李庆西重视人在历史中的选择。这也是我在读这两本书时莫大的收获。对于三国历史，能演绎它的只能是这些人，那些事。
历史是由人编织而成。历史和人之间的关联和关系，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