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和災異論
建元六年（前135年）春天和夏天的時候，發生了兩起火災。發生的地點都和漢高祖劉邦有關。二月份的時候，先是遼東的高廟起火，高廟就是祭祀劉邦的祖廟。本來郡國是不設高廟的，景帝朝才下令皆設。四月份的時候，長安高園的便殿也着了火。高園自然也是祭祀劉邦的一大塊園地，園中模仿帝王生前所居，既有正式場合的建築，叫做正寢，也有燕居休息的地方，叫做便殿，這次就是便殿發生了火災。
古代建築多爲木結構，起火本來是極爲正常之事，只不過因爲這處建築地位特殊，古人又異常敬奉祖先之靈，於是漢武帝劉徹爲此素服五日，這已經是對待災異非常謹慎恭敬的態度。
而在另一個人眼裏，這顯然還不夠，他認爲災異的發生並不是簡單的事，其中一定蘊含着上天的某種寓意。
這個人叫做董仲舒。
我們前面也提到過一筆董仲舒的事情，他在景帝朝就以治《春秋》爲博士，但由於竇太后的緣故，儒生在當時並不能得到重用。雖然如此，董仲舒還是憑着精深的學問和儒家的作派被廣泛尊奉。有志於學者紛紛前來向他學習，他隔着帷幕講授課程，由於人數過多，有的人無緣旁聽，只能成爲他的再傳弟子，甚至從頭至尾沒有機會見他本人一面。
那麼這位大儒、大學問家、大《春秋》博士是如何看待兩起火災的呢？
他專門爲此寫有一篇文章，文章模擬天子發問，自己作答。
董仲舒是這麼回答的：“《春秋》是一部聖人所作的經典，爲什麼經典呢，就在於它雖然記載的是歷史，是往事，但完全可以用來作爲現實的參考。所以要想知道某件事的警示意義，只要去《春秋》裏尋找類似的例子就可以了。”
《春秋》裏有沒有記載連續發生的火災呢？還真有，至少董仲舒找到了一個例子，認爲有借鑑的作用。第一起火災是魯定公時期，地點是魯國的“兩觀”。董仲舒認爲，這個“兩觀”本來是天子才能擁有的，現在魯國也有了，顯然是一個僭越的產物。這個建築發生火災，就好像是天在警告魯定公，你的國家也有僭越之臣，是時候引起注意除去他們了呵！但是魯定公並沒有領會到上天的意思，於是第二起、第三起火災發生了，起火的地點是魯國的桓宮和釐宮，這時已經到了魯哀公時期，可惜魯哀公同樣沒有引起重視。又過了一年，果然亳社也發生了火災。亳社是殷商遺民祭祀先祖的場所，董仲舒認爲魯國是封給周公族人的，保留亡國的亳社就不符合禮制，所以這四個受災的場所都屬於同一類，是“不當立者”，這是天在反覆警告魯君要除去國內的僭越之臣。
但問題來了，魯國的季孫氏掌權架空魯君並不是一天兩天了，嚴謹的人難免會問：爲什麼上天不早點發出警告呢？董仲舒當然對此漏洞打有補丁。他解釋道：上天會選擇最合適的時候給出信息。之前聖人未出，想要除去季孫氏並不容易，上天不會讓人冒這個險。而魯定公、魯哀公之時，聖人孔子已出，正是復禮的最好時機，上天這才發出連續不斷的提示。這就叫“不時不見，天之道也。”
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漢書·五行志》
這當然有些詭辯的味道，好歹也算能強行解釋得過去。在董仲舒的描述裏，上天和凡人一樣，有着鮮明的態度和主張，相當於扮演着一個“吹哨人”的角色。
有了這幾個《春秋》中的例子，就可以拿來參考當今社會了。董仲舒認爲，郡國不該設高廟，便殿不該居陵旁，這兩個建築和例子中一樣，屬於“不當立者”，故老天連續用兩次火災來警示天子。那麼老天這次提醒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董仲舒說，這不很明顯嗎，老天彷彿已經在親口對你說了：“現在困難重重，不拿出公平公正的態度，就無法解決。要殺掉諸侯宗室中最遠最有威望的，就像我燒掉遼東高廟一樣；還要殺掉身邊近臣裏最權貴而奸邪的，就像我燒掉長安高園殿一樣。
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漢書·五行志》
董仲舒所指的希望劉徹殺掉的諸侯和近臣，研究者拿後面的史實來套，多認爲是淮南王劉安和丞相田蚡，這種觀點有點像開了上帝視角，我認爲他在這篇文章裏只是一種虛指，沒有具體的對象。
這篇文章是虛擬問答，寫完之後，董仲舒並沒有呈交給劉徹看，不知道是不是對此災異理論尚沒有十足把握的緣故。他把文章放在家裏，之後不慎被人偷了去，造成了自己的牢獄之災，這是後話，暫時不提。
需要提一提的是，災異理論和董仲舒的關係。《春秋》裏面確實記錄了很多災異現象，西漢末年學者劉向曾專門作過統計，242年的歷史裏，記錄了36次日食，5次地震，2次山陵崩塌，3次彗星，1次流星雨，14次火災等等。這只是純粹對特殊現象的記錄，未必含有褒貶。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對《春秋》記錄災異如此評論：“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同時，早期的人類也的確因對災異的恐懼和不知其解，會作出對天意的揣測，不過只是出於個人的偶發行爲。到董仲舒這裏，他試圖將此理論化，建立一種天意和災異的關聯模型，而實質目的是希望藉此來指導政治活動。董仲舒的災異論思想，可以從他的著作《春秋繁露》裏窺見。這種模型，如果用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國家的政策有失誤→老天發出災異來警告君主，君主若不吸取教訓改弦更張→後面老天將用更大的禍患來懲罰他。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災異以驚駭之，驚駭之餘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
仔細看這樣一條邏輯鏈，其實從第一環的政策失誤，已經可以直接推至第三環大的禍患，這是很理所當然的思路。但如果臣下如此議政，一來過於直言不諱，二來理論底氣不足。董仲舒在這條邏輯鏈中間插上一個“代表老天意志的災異”，就可以借天的威嚴來壓天子一頭。
而這個理論最大的問題則在於，災異和前後的邏輯鏈其實都很脆弱。同樣的政治事件前後，顯然不可能保證都會發生同樣的災異，那不同的災異如何去關聯同樣的事件呢，最終全靠學者如何附會，這就導致了災異論從來沒有一套標準答案，學者不得不各據己見，各說各話的局面。
以董仲舒上面解釋的火災爲例，如果讓其他儒家學者來看，就會對“亳社”這一論據提出很大異見。董仲舒爲了前後不矛盾，把亳社和發生火災的其他地點歸爲同一類“不當立者”，認爲這不符合禮制。而實際上，《禮記》《公羊傳》這些同是儒家著作都解釋過亳社的保留完全合乎禮法。
董仲舒雖然初創災異論，但在武帝朝，並沒有被普遍認可。不過董仲舒名望甚高、弟子衆多，故災異論不斷被修正和擡高，儒家始終希望可以藉此來約束皇權。西漢末年劉向和劉歆父子，分別作了《洪範五行傳論》，爲災異論的經典之作。有意思的是，父子倆對同一災異所作的解釋，幾乎沒有一條是相同的。原因在於，劉向作傳論，是爲了反對王氏外戚專權；而劉歆作傳論，恰恰相反是爲了幫助外戚王莽造勢。立場相背，自然立意迥異。這也正是災異論的荒謬之處，它是一種人爲建構的主觀的政治觀點，可以根據目的隨意更換口徑。
陳侃理先生曾總結災異論雖然荒謬，但影響仍不斷擴大的三個條件：
災異論自身的完善，儒學權威的提升和擴張，漢朝由盛轉衰。——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
理論的自身完善是不斷用陰陽、五行、占卜等元素更新升級、打補丁，而儒學地位的提升則加強了儒生的話語權，漢朝轉衰則指導政治的機會增多，三者缺一不可。故到儒家地位更尊的東漢，災異論已經成爲一種君臣都需要的政治正確。因此，班固在《漢書》中單獨設了一篇論災異的《五行志》，在所有的十篇志裏，《五行志》的篇幅竟獨佔三分之一。我們回過頭看建元四年（前137年），《漢書·武帝紀》沒有記載其他大事，只列了三件異象：有風赤如血、大旱、星孛於東北。雖然《春秋》也如此記災異，但和《漢書》不同的是，班固會在《五行志》裏對有些災異代表了上天的什麼意志進行解答。
比如建元六年（前135年）這一年，也有一件異象被記錄了下來。八月份的時候，一顆長星竟夜出現在東方的天空中，三十天之後才消失不見。古人按照彗星光芒從短到長，分爲孛星、彗星、長星。《五行志》對此的解釋是：這顆長星有個獨特的名字，叫做“蚩尤旗”，當它出現的時候，往往代表着人間的王者即將征伐四方。
班固最後用十個字作爲“蚩尤旗”的註腳，也相當於爲劉徹接下來的時代作了一個冷冷的預告：
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漢書·五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