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生活在宋朝是幸運的，而武將生活在宋朝卻很是不幸。因爲重文抑武是兩宋的基本治國理念。而這一理念的形成和繼承，主要是源於宋太祖趙匡胤。趙匡胤原是後周皇帝柴榮手下的大將，柴榮英年早逝，繼位的是他的孩子，只有幾歲，朝政不穩。有人策劃陳橋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被迫”當了皇帝。自己的位置是奪來的，自然也會防着位置被他人所奪，而最有可能奪取自己位置的正是那些能征善戰手握重兵的將領，於是他一直對武將們極爲防範。在滅降各個政權江山趨於穩固之時，他來了一招“杯酒釋兵權”，把那些久經沙場身居高位，在部隊影響力極大的將領們全部免除軍權，讓他們解甲歸田安享幸福生活。從此開啓了文人集團治國時代，而且重文抑武成爲一種不成文的規定，被趙氏家族代代相傳。
文人受到趙家最好的政治善待。放眼整個宋朝，還真沒有什麼文人被處以極刑的。武將可就不怎麼被待見了。一直被防範壓制，到達不了政權的核心處。像岳飛那樣爲國家收拾了破碎山河立下不朽功業的英雄，不僅未得善待，還背上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被壞了性命。將軍們得不到信任重用，還經常被隨意調換，乃至於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如此一來，確實沒人造得了反，但打起仗來，一敗塗地就是必然的結局了，所以兩宋歷時兩百多年，對外作戰勝少敗多，著名的將領少之又少。
在寥若星辰的兩宋名將中，狄青絕對是一顆耀眼的將星。這個出身寒門的天才將領，一度做到了樞密使，也就是國家軍事部門的最高長官，這在兩宋時期是個異數。因爲宋朝的樞密使一職從來都是由文官集團的人擔任，絕不會任由軍隊武將掌握。而狄青居然破例被朝廷重用爲樞密使，手握掌管調度全國兵馬的大權，可見宋仁宗對狄青的信任與厚愛。
狄青也確實當得起宋仁宗的青睞和拔擢。狄青十幾歲時因犯事遭逮捕入獄，被刺配充軍，臉上從此留下疤痕，後被稱爲“涅面將軍”便源於此。狄青精於騎射，富有膽略，作戰勇敢，而又長於計謀，所以屢立戰功。衝鋒陷陣時，他總是披頭散髮，戴着銅面具，如天神一般，所向披靡，無人敢擋。尹洙出任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司判官時，曾與他談論軍事，對他極爲欣賞，並將他推薦給經略使韓琦、范仲淹，許他爲良將之材。二人考較狄青後，認爲他確實是個奇才，對他厚禮相待。范仲淹勸他讀《左氏春秋》，並說道：“將帥不知古今歷史，就只有匹夫之勇。”狄青從此折節讀書，深通兵法，更加英勇善戰。
因爲得到衆位軍中高層的賞識，狄青一路快速晉升，並驚動了宋仁宗。宋仁宗對他大加讚賞，不吝獎拔。狄青也很爭氣，在對夏用兵作戰中，身先士卒，英勇無畏，從無敗績，還輕鬆平息了廣原州蠻儂智高叛亂。宋仁宗索性將軍中最高職位樞密使一職賞給了狄青，這可是有宋以來的破例之舉，也違背了宋太祖趙匡胤的治國理念。遭到了文官集團的一致抵制，甚至當時讚賞他的人也開始排擠打壓他。宋仁宗雖然很愛護他，但架不住衆人的集體反對，最後只好免去狄青樞密使之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銜，離京出知陳州。未幾，狄青便鬱鬱而終。
據馮夢龍《智囊》載：狄青擔任樞密使時，自恃功勳卓著，傲慢不馴，偏袒手下。當時文彥博爲相，建議宋仁宗外放狄青爲節度使，讓他離開朝廷。宋仁宗爲狄青辯護，並說狄青是忠臣。文彥博冷冷地說道：“太祖（趙匡胤）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宋仁宗聽了默然無語。只好免去狄青樞密使的職務。
狄青不知就裏，還想爲自己辯白。文彥博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免職沒有其他原因，只是朝廷有些懷疑你罷了。”狄青嚇得倒吸涼氣，脊背直冒汗。狄青到任後，宋仁宗每個月都派使者去慰問兩次，這讓狄青驚疑不定。結果不到半年，就在憂懼抑鬱中生病去世了。
有人說狄青之死，乃文彥博之謀。確實，文彥博那句話實在是太銳利了，戳中了宋仁宗的死穴，讓他不得不從自身的利益趙家的江山重新考量。狄青乃是指揮千軍萬馬的武將，而武將最易成爲禍亂之源。即便是宋仁宗再欣賞狄青，畢竟不能拿天下作賭。所以犧牲狄青就是必然之舉了。武將如狄青，在宋朝已經到達了巔峯，榮寵得無以復加了。其悲劇性的結局，其實是一個時代武將整體命運的縮影。生爲武將，活在宋朝，實在是有些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