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宇宙的存在，无时不存在着竞争、毁灭和新生。人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样。从男性精子追逐卵子开始，成千上万的精子死去，到最后只有一个精子成功。女人即便怀上了双胞胎或多胞胎，那几个小东西在母体里也是你来我往地打闹竞争，更不用说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物种之间的争斗了。自从有了人类，战争便如影随行，以至于现在的不断地隐形战争和地域冲突。而便即有了血缘关系又怎样呢？历史上逆子弑父、兄弟阋墙的事还少么？
因此，竞争与斗争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本质。周朝以前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无法说明文字记载的文明的存在，或者那时的人们无时不处在虐待、杀戮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奴隶社会。待到周公制礼作乐，人们的行为才受到一定的约束。但是，随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到来，虐待和杀戮重新擡头，《道德经》的作者便幻想着小国寡民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了。
在作者的心目中，统治者不要去崇尚贤人，不给贤人高职位，因为那会导致人们争相去做贤人，甚至会出现伪贤人。不要把东西分个贵贱出来，因为那样会导致人们追求贵重物品而去做盗贼。统治者也不要把想要什么、想做什么表达出来，因为这样会导致人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欲望而乱了心。
因此，作者认为，圣人治天下，一定不要像现在的统治者那样尚贤、贵难得之货、现可欲，而是应当让百姓心里没有想法和欲望，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行了，让他们身体强壮就行了，也就是把百姓变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动物。要让百姓无知无欲，也让那些有想法的人不敢去实现。这样的话，天下就大治了。
这样的治国理念，必定是空的和无法实现的，最后只好变成了某些所谓的修行者的信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包括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是“道”。但是，因为文明的出现，使过去那种无序的竞争状态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尚贤，开始了文明政治；贵难得之货，使人们有了发展经济的动力；而统治者的想法和理念，更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都是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脱离了其基本意义的尚贤、贵货和可欲。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因为脱离了基本意义的尚贤、贵货和可欲而导致的所谓的民争、民盗、民乱，又何尝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另外一种原动力呢？
虽然道家和儒家的“道”的理念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落实上是不同的。道家主张对百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百姓无知无欲，有知而不敢为。而儒家则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张旗鼓地鼓励圣贤，大张旗鼓鼓励学习，大张旗鼓地鼓励治天下。那是因为儒家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类的生存，没有人类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而无序的社会必然导致人们的毁灭。
传说中的孔子向老子请教，就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考证，有关史籍曾四次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道。
《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即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史记》记载，孔子和老子的第二次相见是在17年之后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孔子适周，这一年他已经34岁。第三次，孔子年过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只有《吕氏春秋·当染》简单的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在这些记载中，孔子是对老子崇拜有加的。比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说，孔子把老子形容为“龙”：“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而在《史记·孔子世家》又记载说：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当然，孔子和老子相会的真实性可以存疑，对有关记载的孔子对老子的态度可以存疑，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差异。连司马迁都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