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宇宙的存在，無時不存在着競爭、毀滅和新生。人的產生和存在也是一樣。從男性精子追逐卵子開始，成千上萬的精子死去，到最後只有一個精子成功。女人即便懷上了雙胞胎或多胞胎，那幾個小東西在母體裏也是你來我往地打鬧競爭，更不用說沒有血緣關係的兩個物種之間的爭鬥了。自從有了人類，戰爭便如影隨行，以至於現在的不斷地隱形戰爭和地域衝突。而便即有了血緣關係又怎樣呢？歷史上逆子弒父、兄弟鬩牆的事還少麼？
因此，競爭與鬥爭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本質。周朝以前的歷史，因爲沒有文字的記載，無法說明文字記載的文明的存在，或者那時的人們無時不處在虐待、殺戮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奴隸社會。待到周公制禮作樂，人們的行爲才受到一定的約束。但是，隨着禮崩樂壞時代的到來，虐待和殺戮重新擡頭，《道德經》的作者便幻想着小國寡民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了。
在作者的心目中，統治者不要去崇尚賢人，不給賢人高職位，因爲那會導致人們爭相去做賢人，甚至會出現僞賢人。不要把東西分個貴賤出來，因爲那樣會導致人們追求貴重物品而去做盜賊。統治者也不要把想要什麼、想做什麼表達出來，因爲這樣會導致人們爲了迎合統治者的慾望而亂了心。
因此，作者認爲，聖人治天下，一定不要像現在的統治者那樣尚賢、貴難得之貨、現可欲，而是應當讓百姓心裏沒有想法和慾望，填飽他們的肚子就行了，讓他們身體強壯就行了，也就是把百姓變成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動物。要讓百姓無知無慾，也讓那些有想法的人不敢去實現。這樣的話，天下就大治了。
這樣的治國理念，必定是空的和無法實現的，最後只好變成了某些所謂的修行者的信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生物包括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法則，是“道”。但是，因爲文明的出現，使過去那種無序的競爭狀態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尚賢，開始了文明政治；貴難得之貨，使人們有了發展經濟的動力；而統治者的想法和理念，更是社會發展的原始動力。
當然，我們在這裏所說的，都是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不是脫離了其基本意義的尚賢、貴貨和可欲。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因爲脫離了基本意義的尚賢、貴貨和可欲而導致的所謂的民爭、民盜、民亂，又何嘗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另外一種原動力呢？
雖然道家和儒家的“道”的理念是一致的，但在具體落實上是不同的。道家主張對百姓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百姓無知無慾，有知而不敢爲。而儒家則主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張旗鼓地鼓勵聖賢，大張旗鼓鼓勵學習，大張旗鼓地鼓勵治天下。那是因爲儒家看到了社會的本質在於人類的生存，沒有人類就沒有了社會的存在，而無序的社會必然導致人們的毀滅。
傳說中的孔子向老子請教，就說明了這一點。有人考證，有關史籍曾四次記載了孔子向老子問道。
《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17歲時問禮於老子，即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地點在魯國的巷黨，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會面，“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史記》記載，孔子和老子的第二次相見是在17年之後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地點在周都洛邑(今洛陽)，孔子適周，這一年他已經34歲。第三次，孔子年過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地點在一個叫沛的地方。《莊子·天運》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體時間不詳，只有《呂氏春秋·當染》簡單的記載：“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在這些記載中，孔子是對老子崇拜有加的。比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說，孔子把老子形容爲“龍”：“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而在《史記·孔子世家》又記載說：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當然，孔子和老子相會的真實性可以存疑，對有關記載的孔子對老子的態度可以存疑，但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到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的差異。連司馬遷都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