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變，袁崇煥回援北京，可是崇禎皇帝卻聽信讒言，判了袁崇煥凌遲。
假如袁崇煥仍在，內憂外患的崇禎朝，是否可以免於滅亡的命運呢？
袁崇煥擅長軍事，卻在政治上粗枝大葉。“五年復遼”的許諾，擅殺毛文龍，都是犯了政治大忌。另外，袁崇煥性格張揚，因功自傲，又是一大隱患。
即使袁崇煥此時不死，也會在彼時獲罪。朝廷黨爭不斷，對袁崇煥的打擊定然會接踵而至。即使崇禎此時不信讒言，必然增加對袁的懷疑。一次不成還有下次，疑心日重，則反間計可成。
崇禎登上帝位之前，可以作爲旁觀者看清朝廷生態，所以他一上臺就處置閹黨，任用賢明。然而，時間日久，身處權力鬥爭中心的皇帝就成了局中人。在內憂外患的煎熬之中，黨爭之風明吹暗行，撲朔迷離，崇禎的焦慮和疲憊，恐懼和疑心，都讓其難以做出恰當的判斷和決策。所以，崇禎註定不是袁崇煥的堅強後盾。一旦局勢複雜，信息撲朔，崇禎便會首鼠兩端。
朱由檢雖然勤政，卻不是雄才大略的中興之主，雖利劍在手，卻不能才盡其用。何況，明朝的權力，看似在皇帝手中，其實大多被文官集團掌握。黨爭雖然內耗，各黨的主要目標卻是一致的，那就是掌握話語權，行政權，人事權。萬曆三十年不上朝與之對抗，也沒能鬥贏文官集團改立儲君；崇禎臨死前說，文官皆可殺。可見文官集團對皇帝的掣肘，對權力的掌控已是積重難返。
文官勢力之間的黨爭，除內耗之外，便是爲了反對而反對，只關心自身利益而不論國家安危。只要是敵黨，無論對國家是否有利，一概反對掣肘。可見明朝的官僚系統已經腐爛不堪。
與之相對的是，後金國勢蒸蒸日上，兵強馬壯，君臣團結，上下同欲。
千瘡百孔的明朝，官吏腐敗透頂，軍備廢弛，缺餉少糧，苛捐重稅致民生維艱。連年的天災疊加人禍，終致農民起義星火燎原。
外有後金強敵不斷進攻，內在天災人禍，官吏腐敗不堪，黨爭之下自斷軍事臂膀。
沉痾頑疾深入了明帝國的骨髓，虛弱的大明任誰也無力迴天。一個會打仗的軍事將領，只能解一時一地之困，拖延死亡的一點時間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