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張廷玉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明神宗，即萬曆皇帝朱翊鈞。
隆慶皇帝在位不到六年就駕崩了，十歲的萬曆皇帝繼位。萬曆是一個性格鮮明，經歷極爲複雜的皇帝。繼位的最初十年，他勤政節約，勵精圖治，事事順從老師兼首輔大臣張居正，是一個立志於大有作爲，開創一番事業的少年皇帝。
然而，十年後張居正去世，萬曆皇帝開始轉向，他甚至轉向了反面。他漸漸不再上朝，不理政事，以至於不上朝長達30餘年。
他不僅怠於政事，還奢侈靡費，沉迷享樂，對後繼之君疏於培養，將張居正費十年之力經營向好的“萬曆中興”重新推倒，加速明朝向腐敗、孱弱的放向墜落。
萬曆的極端變化，其實有跡可循。
最初，萬曆是個好學生，張居正是個好老師。可是張居正一死，那些反對張居正的政敵把張居正的貪腐，專權，狂妄都一一揭露在萬曆眼前。
萬曆受到的震動可想而知。一個一直以來被信任，被崇敬的老師，原來是一個貪腐跋扈的權臣，一個一直把自己當做傀儡的僞君子。感到被欺騙，被愚弄的萬曆，憤怒地抄其家，曝其屍，流放其子孫。
更嚴重的變化在於，萬曆的價值觀被顛覆了。之前被教育的勤奮節儉，勤政愛民的信念崩塌了。他逐漸怠於政事，幾十年不上朝，貪婪奢靡，縱情聲色。
雖然他依然大權獨攬，卻在幾十年中放任黨爭加劇，腐化蔓延，以至於沉痾難治的境地。雖然他不上朝的一個原因，是爲了與勢力強大的文官集團鬥法，卻客觀上加劇了明朝政治的混亂，損毀了社稷民生。
從人性角度來看，教育是反人性的。萬曆從小被儒學的各種規矩和要求限制束縛，雖然學業有成，能力不俗，可是他本能上是反感被束縛的。
張居正已死，那個最嚴厲的人沒有了；不僅如此，看到張居正被爆出來的各種罪狀，萬曆從小被教育的那些思想和價值觀也在震驚中崩塌了。
再進一步，大權在握的萬曆，突然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人性被壓抑後的反彈力量更加強烈。所以，勤政變怠政；節約變揮霍，自律變享樂。
自由是好的，可是自由的空間太大了，人性就容易膨脹，反而會走向反面，物極必反。
抗戰時，有米國新聞記者團到延安採訪，回來後他們感慨中國還有一羣積極上進，健康廉潔的人存在。宋米菱回了這樣一句話：“我承認，也許你們說的都是真的，但是，那隻不過是因爲他們還沒有嚐到權力的滋味。”
看來，她是對人性有深刻了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