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側面聽說，在伐叛之初，議事的人大多認爲易如反掌，都認爲有征無戰，時間不會超過一年，預計動員軍隊不需太多，預算軍費也不太大，只是一件沒有什麼煩擾的小事，也不會讓人太操心；沒想到兵禍連接，變故難測，日引月長，離大家最初的預料，越來越遠。之前認爲是國家禍患，都說除掉他們就可以天下太平的，是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之前認爲是國家所信賴的，都說任用他們就可剷除禍亂的，是朱滔、李希烈。既而李正己死了，李納繼續；李寶臣死了，李惟嶽繼承；梁崇義死了，李希烈叛變；李惟嶽被殺了，朱滔兵變。那麼，之前的心腹大患，四個已經死了三個，而禍患竟不能消失；之前所信任的，如今卻自己叛變了，而其他那些忠誠的將領，誰還能保證他們的忠誠？由此可知，國家的安危在於勢，做事能否成功在於人。勢如果安定，則異類同心；勢如果危殆，那本來同舟共濟的人，也會變成仇敵。陛下豈可不追鑑往事，改過惟新，厲行改革，收回權柄以安邦固國！但是，陛下卻孜孜不倦，勞心勞神，去追求達不到的目的，冀望實現不了的功效！如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經到了極限，而宮苑之內，武備禁衛十分單薄。萬一將帥之中，再出一個朱滔、李希烈那樣的人，或者在邊疆割據，引誘鄰國；或者在京畿發動兵變，驚犯宮闕，這是愚臣所私底下擔憂的，不知道陛下到時候如何防備！陛下如果能聽我的愚計，所派遣出去的神策六軍李晟等及退休將領的子弟，可以全部追回。明令涇州、隴州、邠州，寧州，只下令他們嚴密守備疆界，並強調朝廷不再徵發，讓他們各自保境安民。又降下德音，撤銷京城及畿縣房產稅等雜稅，希望已經繳納的怨氣平息，因沒有繳納而被處罰的獲得安寧，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
皇上不能用。
華杉曰：
陸贄的上疏，深刻，精采，而且生動，把事情全都說透了，路也指明瞭，但是皇帝不能用，爲什麼呢？我們先看陸贄說了什麼：
“立國之安危在於勢，任事之濟否在於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人都是跟着形勢走，沒有人一定要叛變，也未必有人一定會忠誠，作爲君王，要掌握的是“勢”，造成大家忠君愛國的形勢。這就是孫子兵法說的“任勢擇人”，統帥的責任是造勢，勢造好了，再選擇人；勢第一，人第二。但是，德宗李適沒有這個高度，他自己也是跟着形勢走，“勢苟安”，他就強硬；“勢苟危”，他就妥協。那麼大家都沒個定準了。
看問題，要往前看幾步；做事情，要往後退幾步。
往前看幾步，是能預測事態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不要讓你解決問題的舉措，製造出新的，更大的問題。往後退幾步，是空間換時間，獲得餘地，鞏固根本。
李適的問題，就是既不能往前看，也不能往後退。之前沒能往前看的錯誤已經犯下了；現在應該往後退，不要急於平叛。軍閥再強，此時還是皇帝最強，以重新奪天下的心態，先鞏固自己根據地，凝聚自己的人心，再做遠圖。
但是，李適心態不行。什麼心態呢？陸贄給他說得活靈活現：“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孜孜，是孜孜不倦；汲汲，是急促，心情急迫。極思勞神，他時時刻刻都在挖空心思想辦法，對不可能辦到的，沒有辦法的事情想辦法；而他想出的辦法，只會製造出更大的新問題，那他又需要想新辦法了。
“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這一個“必”字，是最大的毛病。儒家對“必”字解說很多。這種心態，叫“期必”，又叫“將迎意必”，期待結果必定會怎樣，《論語》裏叫“意必故我”，主觀臆斷，一廂情願，將迎意必，固執己見，做不到“無我”。他每次想出一個辦法，都認爲這次肯定行！然後急不可耐馬上就去做。結果嘛當然是一地雞毛。但是這一點都不會影響他的雄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他繼續想下一招。
陸贄劃出的道，是正道。政治的正道是什麼呢？孔子說，就是“近者悅，遠者來”。近處的百姓喜悅了，遠方的人心就歸附了。李適做的是相反，把近處的人也傷害了。陸贄的路線完全正確，但是要求時間長，來得慢。所以李適不能用，他要的招，是馬上解決！你要馬上解決嘛，就一招接一招，愈演愈烈，永遠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