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是从上文自然引申出来的结论，《大学》的主旨就是修身，治学和修身是一个概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落到实处都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法门；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社会实践；士人、君子、圣人是修身的心性之果。
所以，曾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所有人都应该以修身为本。修身不谨，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便是空谈；不落实于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便是虚无；无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将沦为霸术，甚至暴政。
“所厚者”，讲的是修身；所薄者，指的是我们缺乏的而努力追求的事物。应该重视修身却不重视，那么人们的任何追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接着，曾子马上总结说“此谓知本”，逻辑是非常严密的。然后呼应首段，说“此谓知之至也”，知道从哪里开始（始），目标在哪里（终）；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这才是真正懂得了大学之道。
朱熹却把曾子这句总结陈词特意掐掉，认为这是解释“格物致知”的，但原文亡轶了，并亲手补写了原文作为传文第五章，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想，朱熹的依据无非是下文有五个“所谓”分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唯独没有一个“所谓格物致知”。但把它放在“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前，却使原文发生了本质地改变，有夹带私货之嫌。因为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补写内容写在这句话之后。但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把“格物致知”擡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古本原文，就会发现，五个“所谓”的段落，除了“所谓诚其意者”以外，其他结构都高度一致，都是以“所谓XXXX者”开始，以“此谓XXXX”结尾。那么“所谓致知在格物者”，也应该以“此为致知在格物”结尾，而不是“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这一段，结尾为“故君子必诚其意。”一个“必”字，突出了“诚意”的特殊地位，所以下面有一大段展开论述，也都顺理成章。
----《我读大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