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青少年偶像王源抽菸的事，沸沸揚揚。
儘管在公共場合抽菸是不對的，但我在這裏並不想對這件事本身的對錯發表議論，我想說的是：王源抽樣的樣子真難看。
這種難看不是外在的，王源外表的英俊、帥氣，並不會在煙霧繚繞中損減半分；這種難看是內在的，是流露出的一種內在的俗。
他抽菸的樣子，不僅毫無美感，而且俗不可耐。這是一具沒有靈魂、沒有超然的追求、沒有內在的堅守、沒有情、沒有理，只有市儈的機靈和得志的淺薄——的青年肉體，在吞雲吐霧。
我的悲哀是在於，某種程度上，王源表露的是當代青年身上的一種世俗、圓滑、功利和張狂羣像。他抽菸的樣子，是一幅俗不可耐的精於算計、善於僞裝、無所顧忌的青年精緻利己主義者的畫像。
我這樣說，始終無意針對王源本人。我不是他的粉絲，我對他也不感興趣。
我想問的是：爲什麼我們的青年偶像如此之俗？爲什麼我們的很多明星總是自內而外流露出一種淺薄和油膩？——無論他或她的肉身和容顏多麼俊美、性感和驚豔。
我展開討論的前提是明確一點：明星是民衆的土壤上開出的花朵。
明星是一個特定的文化的和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
一
這裏我們對美與醜的評判並不是按照類似“高富帥”“白富美”那樣的世俗標準，按《世說新語》所開創的人格審美源流來說，一個人的“美”與“醜”是與精神世界脫不開關係的，這就好比《巴黎聖母院》裏雨果塑造的長相醜陋的鐘樓怪人卡西莫多絕不僅是一個簡單的“醜八怪”，而具有一種“美麗”,一種隱含的內在美。
如果我們只是沉淪於世俗標準的層面來判斷男神和女神，我們的精神世界就太猥瑣了。不得不說，關於美，You Know Nothing.
木心先生在《素履之往》裏講過一段話:
評定一個美子，無論是男是女，最後還得經過兩關：
一、笑。
二、進食。
惟有輾然露齒，魅力四射。吃起東西來分外好看者，纔是真正的尤物。
這是在從超拔的神智器識的層面，來評判美男和美女。他對尤物的審美認知，是依據的一個高級的判斷標準。
但爲什麼單提笑和吃？
因爲笑的裏頭，容易有一種不爲人察覺的驕媚；吃的裏頭，容易有一種沒法掩飾的貪俗。
王源的吸菸裏頭的俗，也跟木心說的“吃起東西來”的貪與俗是相通的，那是同一種慾望，同一種佔有。
二
錢鍾書在《說笑》一文中說：笑的確可以說是人面上的電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脣吻間閃爍着牙齒的光芒。
這大概近似於木心說的：輾然露齒，魅力四射。
我們看一個木心和他的學生陳丹青的笑：
我們再看一個林青霞當年的笑：
這種燦然明媚的笑，即使來自“老男人”，脣齒間都在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俗人。
這樣的笑跟顏值無關。
反觀今天國內的流量明星們，即使顏值爆棚，笑起來那種油膩、狎暱、膚淺和算計，都讓人“笑”不起來。比如經常上跑男的某女明星，眉清目秀聰明伶俐卻是笑得市儈乖巧、俗不可耐。
明星的笑某種程度上是時代性的、結構性的、社會性的。常芳菲在《流量明星去油膩指南》一文中，分析過國內明星們“成名即油膩”的現實生態，當明星們發現自己不需要靠作品來證明自己，而只需要“不斷向市場曬出曝光量，以及背後所代表的粉絲號召力即可”，作爲能在流量時代呼風喚雨的王者，巨大的經濟獲利、絕對的權力感，讓當代的明星們迅速滋生出油膩和自戀，這當然反映在一張張慘不忍睹的笑臉上。
與之形成比較的是：日韓的許多藝人即便已經超過30歲，也仍然保有少年感。究其原因，是絕大部分明星的收入與社會地位並沒有與普通國民拉開不可想象的空間。
這是“東亞的明星憑什麼不糊？”背後的社會分配的根源。
三
吃飯是爲了活着，爲了肉身的存續。
但凡夫俗子的吃飯，會吃出許多的口腹之貪和虛榮驕慢。
這是爲什麼吃飯的場合經常容易抓拍到醜態，其實不是醜，是貪慾。這跟吃啥喝啥沒有關係，吃肉喝酒也可以魅力四射。天龍八部裏的蕭峯，無疑是木心老爺子心目中的美男子。
進食之美，關鍵是從一己之私裏不同程度的跳脫出來，或者是爽朗清脆，或者是體驗人文意義，或者是對肉身慾望保持一個有距離的觀察。
當影視越來越變成金融，文化日益變成資本遊戲，甚至有的功成名就的“角兒”直接投身金融，這種“大鱷”般的貪俗和油膩是發自內心的。
如果從明星這樣的頂層羣體裏遍地也找不出幾個（有的，但是不多，而且現在的“偶像練習生”們甫一出道就開始油膩）木心意義上的“美男子”“美女子”，那麼可知，這種神智器識的丟失、這種精氣神的淪喪，是餵養明星成名的芸芸大衆、底層基層民衆的鄙俗化，結出的時代果實。
我們的精氣神去哪裏了呢？
四
王源抽菸的俗和鄙跟顏值無關，沒人說王源的鼻子眼睛嘴巴不漂亮，但這位當代青年偶像抽菸的樣子就是俗和鄙。
青年的偶像，某種程度代表我們對青春的想象。比如陳道明和他的妻子年輕時的照片，眉眼中的清澈光亮，就是一個青春時代的印記。
這也是在王源抽菸的“醜態”，最讓我如鯁在喉的一點：是鄙俗化的文化土壤，長出了外表乖巧而鄉愿、內在混雜了趾高氣揚和低三下四的鄙俗化的青年偶像。王源以及一衆流量明星的鄙俗，跟這個時代脫不開關係。
《流量明星去油膩指南》一文裏有這樣兩段來自2017年的數據：
在2017年公佈的明星收入榜單上，鹿晗年收入高達1.8億元，排名第二；李易峯和吳亦凡分別以1.7億元和1.4億元的年收入排名第四和第九。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呢？可以給出的參照系是，整個2017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前十名總計1.66億元，不足前十位明星總收入的10%。
日本女星新垣結衣出演《逃跑可恥卻有用》時，每集片酬在8萬人民幣左右，到《code blue》第三季時漲到每集9萬人民幣左右；日本一線男星中，堺雅人、木村拓哉的最高片酬爲單集2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萬元）。小栗旬最高片酬爲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萬元）。
這讓我又不禁聯想到劉曉慶回憶80年代上春晚時候的一段問答：
新京報：當年黃一鶴導演是如何說服你上春晚主持的？
劉曉慶：黃一鶴導演當初請我的時候也沒有怎麼說服我，只是我自己鬥爭了好久，因爲當時我是拍電影的，電視機在中國觀衆家裏很少，一個聯歡會，犧牲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因爲我一個月工資只有50塊錢，買一張車票（當時還不是飛機票）很難。好不容易一年攢下的錢，要坐車回去和家人團聚。但是春節聯歡會的規定就是要現場直播，就是說的是一個聯歡會，當時也沒有覺得是多大的一個事兒。後來我在春節晚會上還是向家人表達了祝福，然後從春節聯歡會的舞臺上就直接去了火車站，趕回成都和父母團聚。
——可見，那個時候明星和老百姓的收入差距並不大，明星還是有着接地氣和真誠的普通人的情感的。不像現在所謂的流量明星那般油頭粉面。
養出這一堆俗不可耐的明星，我們怪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