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上 |徐愛| 十一
徐愛請王陽明評價韓愈和王通。
王陽明說：韓愈是文化人中的英雄，王通是賢能的儒家學者。韓愈因爲寫文章好，所以後來名氣很大，實際上韓愈的境界比王通差遠了。文章寫得漂亮不是判定一個人境界高低的唯一標準，文章寫得好多數時候體現一個人虛而不實的一面。
徐愛問：王通爲什麼要模仿經書寫作呢？
王陽明說：仿作經書這事是對還是錯不能一概而論。你覺得現在的儒生編著經書這件事和仿作經書相比怎麼樣？（詮釋經典和模仿經典哪個做法對？）
徐愛說：現在的儒生編著經書雖然也有追求名利的自私慾望，但是也有傳承發揚聖人思想的期望。仿作經書就純粹是爲了滿足追名逐利的慾望了。
王陽明反問：你說編著經書有傳承發揚聖人思想的目的，有什麼證據呢？
徐愛說：孔子刪述《六經》就是爲了傳承發揚聖人思想。
王陽明說：照你這麼說，那仿作經書，不就是模仿孔子嗎？有什麼不對？
徐愛說：編著經書是對書中聖人思想的解釋闡發。仿作經書是模仿聖人的語氣，照貓畫虎地寫經書。所以仿作經書似乎對傳承發揚聖人思想沒什麼幫助。
王陽明說：你認爲的傳承發揚聖人思想就是解釋聖人思想，那不就成了照搬照抄聖人思想了？你想以此返璞歸真，可是現實情況又怎麼樣呢？多數人還不是用譁衆取寵的辭藻，爭相把聖人思想解釋出新花樣來，爭搶着吸引眼球嗎？天下大亂就是因爲這種爭搶着用標新立異、譁衆取寵、吸引衆人眼球、卻不務實、不實事求是、不看重實際行動的風氣引起的。
所以想要使天下大道昌明，就不要爭搶着去編著解釋《六經》。不要爲了出名就急着提出什麼新解釋新想法，結果是使人心更亂。觀點越多越新奇，往往人們越難抓住根本。（納粹和前蘇聯都是有哲學理論作指導的政權，都曾導致了災難）
刪述《六經》是孔子不得已而爲之。因爲孔子那個年代解釋《六經》的書太多，大家標新立異，衆說紛紜，只有把錯誤的和沒用的觀點都刪掉才能凸顯《六經》中的真理。
比如從伏羲畫卦到文王周公，光是解釋《周易》的書就有《連山》《歸藏》等等，使得《易經》的宗旨被世人曲解了。《尚書》《詩經》《禮儀》《樂經》《春秋》也都是同樣情況。把那些亂七八糟的編著和獵奇的觀點刪掉，才能凸顯出真理。
《尚書》自《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之後，《詩經》自《周南》《召南》之後，像《九丘》《八索》這樣淫逸邪蕩的詩詞不知道有成百上千篇。《禮儀》《樂經》的名稱、實物、儀則、數目也多到無法數清。孔子把它們都做了刪述改正，然後各種說法學說終於消停了。在《尚書》《詩經》《禮儀》《樂經》的原文中，孔子何曾增加過隻言片語？
現在《禮記》的解說都是後來的儒者附會編上去的，不是孔子的本意。《春秋》號稱是孔子所作，實際上是魯國史書舊文。“筆”就是照抄舊文，“削”就是刪去繁複，本應是有減無增的。
孔子傳述《六經》，擔心繁文縟節禍亂天下，想精簡又做不到，只好警示後人務必忽略《六經》的表面文句，不要只追求字面意思，文章辭藻的華麗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文字背後的現實意義，現實生活纔有意義。可是《春秋》之後，繁文縟節越來越盛行，像韓愈這樣追求文章華麗，觀點新穎的越來越多，天下也就越來越亂。
秦始皇焚書而得罪天下，是出於秦始皇的私心，更不應該焚燒《六經》。如果秦始皇志在傳承發揚聖人之道，那麼燒掉那些反經叛理的學說，正好暗合了刪述的本意。反倒是好事。
秦漢之後，世間的繁文縟節越來越嚴重，想徹底廢止是不可能了，只能是模仿孔子的做法，收集記錄並表彰那些接近天道真理，接近聖人之道的學說和禮節。其他的奇談怪論，荒誕言論自然也就慢慢被人遺忘了。這正是王通所做的事，也是王通的境界和眼界比韓愈更高的地方。雖然不知道王通仿作經書的本意是什麼，但我對他深感同意，我猜如果孔聖人再生，也會像王通這麼幹。
天下之所以混亂不治，就是因爲繁文縟節的興盛，而實事求是，立足現實的人太少。人們立足各自的看法，堅持己見，以新奇觀點相互爭鬥，以花裏胡哨的說法和文章爭取虛名，歸根到底都是爲了自己的私慾，爲了名利雙收。這樣下去只會使天下讀書人的頭腦混亂不已，使天下人的耳目被矇蔽，使天下人都爭着用虛榮的文辭做表面文章來出名，使天下人完全忘了敦於本分、崇尚實踐、返璞歸真。這些道理都應讓那些著述經書的人受到啓發吧。
徐愛說：著述也還是不能缺少，比如《春秋》這本書，如果沒有《左傳》，恐怕也很難看懂。
王陽明說：《春秋》要等到《左傳》問世才能看懂，那《春秋》和《左傳》不就成了歇後語和謎語了？聖人何苦要寫那麼艱深難懂的書？《左傳》大多是魯國史書的舊文，《春秋》如果需要《左傳》才能看懂，孔子何必要刪它。
徐愛說：伊川先生也說過：《左傳》記錄的是案件，《六經》記錄的是判斷。比如《春秋》記錄了殺死某個君王，征伐了某個國家，如果不知道這件事情的經過，恐怕也難以判斷這件事情的對錯。
王陽明說：伊川先生這話恐怕是附和先前學者的觀點，但並沒有把握住聖人作經的根本意圖。如果記載了殺死君王的事，這事本身就不對，何必追究詳細經過再判斷對錯呢？征伐他國的命令應該由天子下達，記載了討伐別國的事，那麼這事就是罪過，何必追求討伐別國的詳細經過呢？
聖人著述《六經》只是提醒世人存養天理，格除內心私慾，達到端正人心的目的。孔子經常與人談論存養天理格除私慾的事。有時候是根據別人的提問回答，有時候又不想多說，只說“我不想多談。”孔子這麼說是怕別人在字眼上鑽牛角尖，最後只是落得個空談理論，光說得好聽，卻不注重實際的結果。
孔子和他的門生從不詳細解說齊桓公稱霸和晉文公稱霸的事。因爲這是倡導互相攻戰，吞滅天理，縱容私慾。齊桓公和晉文公的的行爲和政策的根本動機是稱霸，本質上是爲了滿足帝王自己的慾望。講這些是在助長混亂，鼓勵縱慾，誤導奸邪。（王道和霸道的區別）這是孔門家法。
齊桓公和晉文公的事蹟是稱王稱霸的學問（霸道），也是很多儒生以及學者研究的學問。研究稱王稱霸的學問這本身就包含了研究者渴望成功，獲得名利的私心私慾。所以研究這學問與聖人著述經書的本意相反。從研究稱王稱霸的學說出發怎麼能研究出來聖人著述經書的本意呢？所以後世儒生都走了歪路。
王陽明感慨說：如果不是通達天德的人，和他談論這個問題很難。
王陽明舉例名人名言：孔子說過：我見過史書中存在疑問疏漏的地方；孟子也說：完全相信《書》裏說的，還不如沒有書，而且《武成》這篇文章，只有兩三頁可取。孔子孟子都強調了獨立思考的重要性，不要盲目迷信前人所寫文章。
孔子刪述經書，唐、虞、夏、四五百年間的文章被孔子刪得只剩下幾篇。難道被刪的文章沒有一篇值得稱道的？刪述到了這個地步，聖人的本意就可以明白了：聖人只是要刪去華而不實，重複出現，過度修飾的東西。後來的儒生學者寫文章卻又把孔子刪掉的東西加上了。
徐愛又問：聖人寫《經》是爲了教育人去除私慾，留存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之後的事，也就是各國縱容權利慾望，互相打仗搶地盤的事，聖人並不打算詳細地告訴別人。但是堯、舜之前的事，爲什麼也都被省略不講了呢？
王陽明說：伏羲、黃帝時的生活都是淳樸，素淡的，大家坦誠相見，不重視虛華不實的東西，也就少有人寫文章炫耀。加上時間久遠，所以流傳下來的事情很少。這就是太古時期的生活，不是後世能夠比得了的。
徐愛問：像《三墳》之類太古時期的書也有流傳下來的，孔子爲什麼要刪掉呢？
王陽明說：因爲即使流傳下來，時代風氣變了，那些書和後來時代不相符了，過時了。後來的時代風氣越來越開放，越來越注重華麗的修辭手法。
周朝末期想恢復夏、商時期的風俗都做不到了，因爲社會風氣變化太大。更何況唐、虞時期呢？何況伏羲、黃帝時期呢？所以他把《三墳》刪了。
然而雖然各個朝代的風氣和治理方式不同，但是根本上遵循的“道”卻是相同的。周文王、周武王、堯帝、舜帝都遵循這個“道”，孔子遵循堯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但是畢竟各個時期的社會風氣不同，“道”在各個時期的應用也就有變化，所以各個時期實行的政令和政治制度不同。
不同時期的政治制度如果換個時期實行肯定是不行的，實際情況不一樣。該過時的就應該過時。這也是孔子刪掉《三墳》的原因。夏、商的政策在周推行肯定行不通，周公考慮三王的政策，對於過時的地方就抓緊修改，絕不照搬。
這就是聖人把過去的東西刪掉的原因。
王陽明又說：（兩種治理方式）如果只知道推行無爲而治，不能像三王一樣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政策，只知道推行上古時期淳樸的民風和政策，這隻能是佛教和老子的學說，不符合現實情況。
如果能做到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政策，但是又不能像三王那樣抓住一個根本（剋制私慾，存養天理，遵循“道”），而只是縱容稱王稱霸的私慾來制定政策，這只是春秋五霸之後歷朝歷代的治世方法。
後世的儒家學者所傳授的各種各樣的學說理論，基本上也都是在指導如何稱王稱霸，都是在講一個“霸術”而已。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
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
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
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
明道；擬經純若爲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
其跡，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
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注
1[nao]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
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
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
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
《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
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
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
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
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書》《詩》《禮》《樂》《春秋》皆然。
《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
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
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
《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
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
《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
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
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
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
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
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
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
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
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
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
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
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
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
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
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
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
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
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
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
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
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
注1，爭辯，論辯。引申爲喧鬧嘈雜。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
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
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
《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
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
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
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
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
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
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
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
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於存天
理、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
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
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慾、
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
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
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
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
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
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
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
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
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慾，存天
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
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
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
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
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
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
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
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未，雖欲變以
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
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
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
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
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
之治，岜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
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
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
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
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