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新聞源，TikTok與推特之間可能會共用一套呈現邏輯——即信息消費的3V媒體：視覺、語言和病毒性傳播（Visual，Verbal and Viral）重塑了新聞業。
“每種技術形態都伴隨着一定的限制”，很多記者認爲，十幾秒的短視頻可以讓他們更好地思考如何將內容濃縮、爆點突出，並在不同場景下進行搭配使用：環境新聞、聚合界面成爲媒體發行量的新力量。
雖然這裏的新聞不是新聞本身，而是與之相關的通過追熱點而帶來的流量。傳統的新聞傳播方式被挑戰，必須適應平臺規則是記者們經常提到的新聞實踐常規。除了被動適應，機構媒體能否將TikTok傳播“常規化”，並去主動“馴化”TikTok呢？
TikTok被稱爲“抖音”海外版，自2017年9月在國際市場上推出後迅速風靡全球。從2018年10月開始，隨着這款短視頻軟件成爲首個在美國下載量最多的中國產應用軟件，TikTok成爲大型互聯網公司、媒體、研究機構等關注的熱點。作爲國產軟件出海的代表性產品，TikTok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成爲任何個體想在最短時間內向儘可能廣泛的受衆傳播信息的最有效方法：它充分吸取了推特（Twitter）“簡潔”和優兔（YouTube）“視覺化”的優點，大大節省了傳播主體在網絡世界提升傳播能力的成本。
數字消費時代一直存在着一組困擾傳受兩端的深刻矛盾。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讓幾乎所有的媒體業務都可以藉助網絡進行生產和分發，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於，雖然媒體的數字業務量不斷攀升，但始終缺乏必要且可持續的盈利模式，“新聞價值”同“市場價值”之間橫亙着巨大的鴻溝。而TikTok龐大且迅猛增長的用戶量，智能化的算法推薦和內容呈現，青少年在平臺上的創造性使用等優勢，都吸引各類羣體爲了更好地下沉觸及用戶而爭相在TikTok上開設賬號，專業媒體也不甘示弱。
那麼，TikTok作爲一個“新興市場”，投放的媒體和全球力量是如何投入內容生產的呢？通過觀察，我們發現在TikTok上存在一個機構媒體和記者羣體構成的“圈子”。“圈子”既是一個專業職業羣體，同時也是社交關係、社會資本和生產實踐。比如在律師行業有所謂的“紅圈”（Red Circle）律師。有研究認爲，這樣的精英羣體所進行的是一種“協作化生產”，基於一定的性別、教育程度和職業流動網絡，專業羣體在固有的語境下生產出了專業化的職業實踐。
那麼，這些TikTok圈子中的媒體和記者是誰？他們與TikTok的主要使用人羣之間存在着怎樣的互動方式？他們彼此之間有互動和協作麼？這些對我們認識傳統媒體在社交媒體時代進行組織化內容生產的邊界和實踐有何借鑑和啓示？
從2020年3月開始，截至2020年12月7日，通過公開資料，我們在TikTok平臺上共蒐集關注了165個由個體開設或運營的媒體/記者賬號，在可能的範圍內通過郵件對其中的32個賬號進行了訪談。受制於TikTok平臺的可供性與可見性約束，所有的訪談均基於北美賬號內容，訪談語言使用英語。我們將蒐集來的資料與Allsides網站提供的“媒體傾向光譜”進行比照，發現了哪些類別的媒體和記者更有意願在TikTok上開設賬號、進行內容生產和觸達用戶羣體。我們還對這些媒體和記者的國別、種類進行了分類，據此來進行全球媒體投放的分析。
誰在TikTok上做新聞？
國別、類別
2020年8月，TikTok在美國大約有1億月活躍用戶，日活用戶數量約爲5000萬。此外，TikTok在全球範圍內的下載數量約爲20億次。《紐約時報》刊文聲稱，TikTok正在“重寫”世界。
1.TikTok上媒體/記者賬號的國別分佈
在此次蒐集到的165個媒體/記者賬號中，除了16個無法判斷之外，剩餘的149個賬號來自21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雙重或多重身份）。其中美國最多，有62個；其次是英國，有19個；歐盟國家的賬號分佈較爲均衡，意大利10個，法國9個，德國8個；此外，印度也有8個，表現搶眼。
這樣的分佈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TikTok上用戶分佈的國別結構：根據應用分析網站Sensor Tower2020年8月發佈的報告，印度、美國和土耳其一直以來都是TikTok最大的用戶市場。
同時，這也呈現出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有多個賬號存在跨國跨地區雙重或多重身份，這主要是因爲該賬號的媒體機構屬性同運營者自身的國籍不同，“外籍記者”在TikTok上表現活躍；又比如，雖然美英、歐洲、印度是賬號分佈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但還有7個賬號標記了自身的屬性是“全球”（Global）媒體，這是一種超出媒體機構或者記者個體地理位置、國別屬性、固有身份的“整合標籤”，體現出在TikTok上屬地認同並不一定是一種無可爭議的標記，這同行爲主體的自我身份認同或者傳播策略息息相關。
注：TikTok上媒體記者賬號的國別分佈（截至2020年12月）
2.TikTok上媒體/記者賬號的類別分佈
在165個賬號中，除個別非常明確地突出自身的機構屬性（如非營利性組織NGO，品牌推廣，博客機構，在線出版等）之外，能夠清晰界定出是媒體出版商的賬號有124個，佔比達到75.15%，相當於有四分之三的賬號都是媒體機構賬號；剩下最多的是記者個人的賬號，有29個，佔比達到17.58%。
這個類別的賬號也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有一類賬號是組織傳播（Org），它既不屬於媒體機構，也不屬於記者個人，而是帶有一定組織屬性的傳播主體，包括專業的諮詢服務機構、學術研究團體等，這也提醒了我們在社交媒體時代，在商業機構、媒體之外，有第三類組織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進行自我呈現，其中的目的不完全是接觸用戶，因爲根據訪談得到的信息，一些機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保持持久的曝光，藉此觀察和蒐集數據，打造自身“緊跟潮流，專業同步”的形象，一個活躍度高的平臺是該類組織保持與外部互動的高效方式；第二，還有一類賬號非常強調自身的“特定身份”，與普通的“記者”身份不同，他們是一些知名的博主、電視節目主持人、電臺節目主持人，這樣的身份已經不完全是記者，而更多是一種“社會名流”，他們在TikTok上擁有的社會資本遠遠多於普通人，因此會更多地進行社交、宣傳和自我推廣活動。
注：TikTok上媒體記者賬號的類別分佈（截至2020年12月）
如何在TikTok上謀生存？
四種核心觀點
基於蒐集到的數據信息，我們對可以聯繫到的32個賬號的擁有者和運營者進行了通過電子郵件的開放式結構問卷訪談。整體來看，幾乎所有接受訪談的對象都對TikTok平臺的傳播力給出了較爲正面的回覆，並且很多人之前也有過多平臺社交媒體使用的經驗，因此會將TikTok同臉書、推特、優兔、Instagram、WhatsApp等進行比較。由於本次訪談更多的內容是關於TikTok平臺上的新聞內容生產，訪談的話題和觀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TikTok新聞業？
TikTok很多時候被用來和推特等其他社交媒體相提並論和做比較。有記者模仿推特新聞業（Twitter Journalism）的提法提出了TikTok新聞業，而這樣的比照經常出現：比如作爲社交媒體，除了推特新聞業，還有Instagram新聞業等。而作爲新聞源，TikTok與推特之間可能會共用一套呈現邏輯——即信息消費的3V媒體：視覺、語言和病毒性傳播（Visual，Verbal and Viral）重塑了新聞業。
TikTok在視覺方面甚至比推特更具優勢，有記者仿照麥克盧漢的冷/熱媒介的劃分提出，未來的社交媒體新聞業將可能會拋棄原有的類似推特這樣的“熱媒介”，轉而更多擁抱TikTok這樣的“冷媒介”，更多的視覺元素會省去大量主動的腦力消耗，積極閱讀將讓位於消極觀看。
2.平臺工具論
相對而言，對於TikTok平臺的使用，記者們所秉持的“工具論”依然是一個基礎性觀點，但又有不同的偏向。比如將TikTok“作爲工具”的看法雖然非常主流，但是“有用的”“靈活的”“開放的”等多樣化的態度均有呈現。而將TikTok作爲一個多功能的“工具箱”，體現出在這樣的一個多媒體平臺上，組合形態的功能和適用不同場景的思路爲記者提供了豐富的操作環境。
很多記者並不認爲TikTok對於短視頻在時間流、智能推薦、信息流方面的“技術規制”限制了其使用，“每種技術形態都伴隨着一定的限制”。相反，很多記者認爲，十幾秒的短視頻可以讓他們更好地思考如何將內容濃縮、爆點突出，並在不同場景下進行搭配使用：環境新聞、聚合界面成爲媒體發行量的新力量。
3.記者角色重構
對於社交媒體的“媒介化”使用，新聞工作者會考慮其在該平臺上的角色扮演：是報道者還是服務生？而這樣的疑問還會涉及記者對自身的角色重構。比如有記者認爲，在TikTok上開設賬號、製作短視頻的時候，這些區別於傳統新聞生產的行爲是對記者身份的一種“重新發明”——“因爲你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的機構媒體的概念，甚至也沒有完備的記者身份，你只是一個內容生產者，同時可能受過一些新聞生產的訓練，會嘗試做‘專業的娛樂’內容。”
而另外一個同角色重構非常相關的問題來自記者對於“自身品牌”的建立和推廣。在TikTok上開設賬號的記者，包括職業記者和自由撰稿人，都非常關注個人品牌，而這種個人品牌不是一種單一的身份標籤，而是一種“從組織的、專業的、個人的”三個層面進行的“混合品牌”。還有一類記者在TikTok上的自我推廣甚至引入了社交機器人要素，呈現出一種人機雜糅的形態。
4.TikTok報道常規
雖然記者們不是很傾向於在TikTok上進行專業的新聞生產，幾乎沒有人覺得這是一件專業的事情，但在訪談中，很多人提到了在TikTok平臺上也會遭遇傳統新聞生產中的“搶新聞”的情況，雖然這裏的新聞不是新聞本身，而是與之相關的通過追熱點而帶來的流量。傳統的新聞傳播方式被挑戰，必須適應平臺規則是記者們經常提到的新聞實踐常規。除了被動適應，機構媒體能否將TikTok傳播“常規化”，並去主動“馴化”TikTok呢？通過對TikTok平臺算法、內容推薦機制的逆向工程，記者們也在主動地進行產出優化以獲得更多的平臺推薦。還有的記者提到了機構對於TikTok的重視程度已經遠超一個普通的社交媒體平臺，“必須考慮如何通過TikTok發視頻”的要求將TikTok作爲了新聞實踐的新要素，強制性地納入媒體的傳播過程中。
TikTok上的媒體圈子：
特徵與討論
本文對於TikTok上媒體圈子的研究目前還只處於初級階段，有很多有趣的問題和現象目前還未得到穩健的數據支持。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們嘗試對此做一個初步的總結：
第一，在TikTok上，媒體機構和記者開設的賬號，其分佈的國別、類別同TikTok整體用戶的結構組成相適應，更多人願意通過這種方式來和青年羣體交流，突破信息壁壘。
第二，通過構建混合敘事，媒體、記者和年輕用戶共同挖掘了他們所嵌入的文化背景，提煉出了爲公民所認同、與公衆關注問題相關的主題內容。
第三，通過共同的在線實踐，帶有親和力的網絡媒體和記者降低了用戶的觸達門檻，增加了和年輕用戶一起參與公民活動的機會，同時將媒體的議程設置混合進了用戶的關注興趣。
第四，通過發展跨媒體平臺的協作機制，媒體、記者同年輕用戶一起將這種互動“固化”下來，制度化、常態化的互動將鬆散的聯繫網絡變成具有社會組織性和自我維繫功能的在線基礎設施。
在以後的研究中，我們將試圖通過社會網分析的方法，揭示媒體和記者在TikTok上開設賬號、進行互動的做法是否存在一定的“合作化協作”——而這也是我們試圖將該研究同經典的新聞媒體社會化內容生產機制進行比照和對話的初衷。
編者按：
來源：青年記者；
作者：方師師，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