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第九》14：大成若缺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说：“我从鲁国返回到鲁国后，开始把乐厘正了，《雅》《颂》各自回复到它们原本的样子。”
孔子所处的春秋，周的礼乐风行在鲁。原本作为礼乐典籍制度发源的周伴随武力、经济的式微，连礼乐制度也散落在各个诸侯那里了。尽管鲁国已经算是“名门正派”了，但还是会有偏差，会有道听途书的成分。孔子从鲁定公十三年起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至鲁哀公十一年，自卫返鲁，十四年间周游列国，这十几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得以对各个诸侯国尚存的礼乐制度进行相互印证，取长补短。
孔子晚年结束周游生活，从卫国返回鲁国，这时的孔子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一个六十八岁的老者，知道自己去日无多。寻找贤德的君主来实现仁政的理想显然在此生已经没有可能，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天之木铎”的使命，决定潜下心来以教化天下为使命。
孔子生在鲁国，既是孔子和鲁国之幸，也是中华民族之幸。鲁国作为周公后人的封国，承袭了周朝礼乐制度的精髓。相对于其它诸侯国而言，这种承袭要完整系统的多。正因为如此，孔子自卫返鲁专心正乐才是可能、可成的，也是有需求、有价值的。
周的乐制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被鲁国集中传承和吸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正乐”这件事就像是在修复文物、典籍，对当时的鲁国而言是有价值的，对孔子教化天下的使命来说是有价值的，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来说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一滴水不至于干涸掉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注入到汪洋大海之中。孔子很睿智的选择了将自己人生意义的小水滴注入到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这个汪洋大海之中。
关于乐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正其乐章，一说是正其乐音。
《诗》分《风》《雅》《颂》三大部分，《雅》《颂》两部分多是反映上层社会的诗篇，有固定的乐章、乐谱和音律，是“雅乐”的重要内容。几百年下来，周礼、周乐逐渐失传崩坏，“乐崩”的具体表现，就是乐章、乐谱错乱或遗失，以及音律错乱，还有就是会演唱的乐师四散，鲁国的许多乐师或者适齐，或者干脆被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当时的晋国。孔子“正乐”便是纠正上述错乱，使《雅》《颂》各诗篇回归原来的乐章，恢复原来的乐谱，排除错讹的音律，从而达到“乐正”。
孔子反鲁正乐，显然是调动了鲁国的各种与周乐有关的资源的。《论语·泰伯第八》中，孔子讲：“师挚之始 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描述的便是乐师挚参与正乐后，所主导演奏的《雅》《颂》各得其所的美好与和谐。
今天我们读到的《春秋》，每有诸侯国与诸侯国的互访，大夫与大夫的宴饮，几乎都有《诗经》的章句出现。《春秋》为孔子所编著，严格来说，这些出现在历史叙事中的《诗经》章句，都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当时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功能，更重要的是还肩负着教化和展现秩序的使命。乐章也好，乐音也好，本身都体现着周朝礼乐制度对于人的期许。所谓各得其所，首先是各安天命，各就各位。
最后一个问题，孔子难道是到六十八岁才开始对周乐有兴趣和见地的吗，为什么他做司寇最有权势时不去正乐，周游列国有大把时间时不去正乐？
一个人在冬天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跑出家门能够感觉到冷，在三伏天里穿上棉袄出门会感觉到热。冷也好，热也好，好也罢，歹也罢，作为个体的感觉而言，相对于天下人来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在鲁国做司寇时的孔子和周游列国时的孔子，听到周乐不能说没有感觉，但那些感觉只是一种个人感觉和感受，对天下人来讲是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的。
只有当孔子以教化天下为使命，光大以周朝礼乐制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时，“乐正”这件事才开始与鲁国人，与天下人，与千秋万代的中国人产生关联。这个时候，孔子所做的工作才不是个人的偏好和感受，而是从文明传承角度的一种还原和光大。
也只有这个时候，大成若缺的那种天然的“集”的特性才会显现出来。鲁国集中了周乐的系统资源，孔子集中了周游列国带来的印证经验，鲁国的统治者更愿意接受这个以“乐正”为使命让鲁国名闻天下的孔子。这一切集合在一起，很难说是孔子成就了周乐，还是周乐成就了孔子。
或许，这才是大成若缺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