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艺术品，如果仅仅做到“美”这一步，还不够好，还需要一些“传奇”来加持。
所谓传奇，也可以说是故事、典故，或者文化底蕴。好比一块古代的玉石印章，材料是罕见的美玉，雕刻是精美的书法，但如果这块玉石就是卞和发现的和氏璧，后来被秦昭襄王开价使它“价值连城”，被蔺相如智勇兼施完璧归赵，又做了秦朝的传国玉玺，那么由这些璀璨传奇编织出来的身世当然会使这块玉石印章身价百倍。
艺术的世界总是这样。就拿众所周知的《蒙娜·丽莎》来说吧，作为卢浮宫镇馆三宝之一，它的周围永远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但它真的比卢浮宫里的其他绘画珍品更好看吗？显然不是。假如它当初不曾被盗，不曾一石激起千重浪，牵连出那么多后来成为传奇故事的新闻事件，不曾因为模特的身份问题引发那么多脑洞大开的狂想，不曾被现代派艺术家们拿来戏仿和恶搞，它很可能只是卢浮宫里默默无闻的一幅小画而已。也许，它的尺寸只要大上一些，就能使光环消失，因为尺寸大了，盗窃和藏匿的难度就会剧增，当年那名窃贼从一开始就不会打它的主意。
2008年，海德堡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16世纪的档案，以铁证给《蒙娜·丽莎》的模特身份盖棺定论：她是佛罗伦萨商人乔孔达的妻子丽莎。画的题目确实合理，“蒙娜”是“夫人”的意思，“蒙娜·丽莎”直译过来就是“丽莎夫人”。按说这份冷冰冰的证据打碎了很多趣味盎然的猜想，因此会减损这幅画的价值——但并没有，因为那些趣味盎然的猜想早已经固化为《蒙娜·丽莎》附加值的一部分了。
说回我这套书，它的装帧也有几分传奇色彩——传奇的地方恰恰就是“色彩”。
这就需要感谢郭浩老师。郭浩和李健明两位老师合著的《中国传统色》，我引用几句简介里边的话：“两位作者查找中日色彩相关文献400部，严谨考据384种中国传统色名，根据24节气72物候，在几十万件故宫文物中选取应时应节的96件，从文物中提取传统色。色名与色值两相对应，互为考证……”
为什么色彩问题也要搞这么复杂的考证呢？我们只从大处看，色彩问题远不止是小情小调的审美问题，而是严肃宏大的政治问题。一个朝代就像一家大型公司，有自己的一套VI（视觉识别系统）。用汉朝政治家贾谊的话说，改朝换代之后，新兴的朝代需要“改正（zhēng）朔，易服色……”简单讲，就是从历法的起始月和起始日，到服装的标准色，还有神灵、音律、数字、方位、食物、味道等五花八门的事物，打包换一套新标准，和前朝相区别，以示本朝和前朝不存在承接关系，本朝是上天赋予人间的一个全新时代。
标准到底该怎么改，背后有一套算法，叫作“五德终始说”。
“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终始”就是周而复始。
这套算法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反正跟现实总也合不上拍，所以不管怎么算，结论都说不圆，而说不圆就会被对手抓到破绽，然后吵翻天，哪派吵赢了就用哪派的标准。如果吵输了的这一派若干年后死灰复燃，打了一场翻身仗，那就会按他们的算法把先前的标准推翻重来。
“五德终始说”的基本算法无非就是五行相克。第一个应用这套算法的朝代是秦朝，说自己是水德，以黑色作为官方标识色。那么问题来了：水是怎么和黑色挂钩的呢？最有可能的答案是：500年前秦文公出猎的时候，水里出现过一只黑龙，那就是水德的祥瑞。
这样一来，我们看秦朝的官服、旌旗，都是以黑色为主的。但秦朝为什么是水德呢？因为战国年间，宣扬“五德终始说”的学者给历史朝代排出了一套完整的五德谱系，周朝是火德，标识色是赤色，那么能克火的自然是水，取代周朝的秦朝因此就是水德。
等到汉朝建国，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还穿黑衣服呢？
这大概有3个原因，一是“汉承秦制”，直接实行拿来主义，简单省心；二是秦朝二世而亡，国祚太短，堂堂水德似乎不能就这么仓促收场；三是刘邦发现秦朝祭祀青帝、黄帝、炎帝和白帝，4位天帝把青、黄、赤、白4种颜色都占了，唯独没有黑帝，刘邦就把自己当黑帝了。汉朝沿用水德VI虽然也说得通，但到底有点别扭，所以才有后来贾谊等人“改正朔，易服色”的提案。
汉朝该用什么标识色，答案貌似一目了然：土克水，汉朝该是土德，标识色就该是土黄色呗。但后来王莽篡汉，又搞了一番很复杂的理论建设，把汉朝重新定为火德。后来光武中兴，就借坡下驴，以火德自居，汉朝被称为“炎汉”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我们仅以“五德终始说”来还原历朝历代的色彩，显然失之粗疏。周代“色尚赤”，赤色，我们很容易简单理解为红色；又因为秦朝“色尚黑”，所以我们又很容易自动屏蔽在周朝其实很有标识意义的黑色。而在郭浩老师的考证里有这样一段话：“周代标识色的两个大颜色是玄和𫄸。因为敬畏天地，玄、𫄸就成为第一重要的礼服颜色，上玄下𫄸的衣裳（cháng）色彩搭配是周代服色制度的顶层设计。男性服色：自天子往下，诸侯、大夫、士在祭祀和婚礼时都是上衣为玄色、下裳为𫄸色。”
那么，玄色和𫄸色的搭配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我这套新书的样子。我跟你聊它的色彩和装帧的风格，其实也就是我讲《资治通鉴》的风格。没有什么历史是孤立的，它是古代史，也是当代史；它是物质史，也是观念史。我读《资治通鉴》，不是读一本书，而是让成百上千本书相互映照、彼此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