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1-12.2
在文學史上，花園與寫作者之間的關係從來都密不可分。對一些人來說，花園是個工作之餘用以勞作放鬆的地方；對另一些人來說，是獨處思索的安靜顧問。但對所有人而言，花園都扮演了某種哲學角色：爲人類的思想賦予新的生機。
本書作者～澳大利亞哲學家、作家達蒙·揚，帶領我們走近普魯斯特、盧梭、奧威爾、狄金森、薩特等十三位作家或哲學家，看他們如何在花園、公園甚至是盆栽的滋養中，成爲思想的巨擘。
在作者看來，花園不僅僅是休憩或體育鍛煉的場所，其本身就能激發人的思想，因爲它融合了兩個基本的哲學原理：人性與自然。從用於宗教祭祀的園林開始，每座花園都是這樣的結合體：人類對自然進行了切割、包圍和改造。人類一直在激進地改造自然，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這就是技藝的定義：實現自然界中無法自我實現的可能性。但是在藝術和製造業中，自然與人性的貢獻與結合往往是看不見的。例如，樹木變成木材，礦石變成金屬，浮游動物和藻類變成石油後又成爲塑料，它們源於自然，但不再“自然”。大自然被當成蠻荒、疾病、神祕的象徵和遙遠的“他者”。而人類的勞動也是無形的，我們看到的是產品和服務，但不一定是生產者。花園，則克服了這種雙重的異化，呈現了人與自然的結合。植物還是植物，石頭還是石頭，它們源於自然，但經過我們巧妙的安排、栽培與維護，根據我們的心意越發“自然”。它們展示了我們與自然的獨特關係：我們在外觀和思想上對自然的改造。在花園裏，這個通常被隱藏或遺忘的現實變成了引人注目的景，成爲一種展示、一份呈現，展示了我們的身心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自然”，一個尋常無奇的詞，因爲太過平常，以至於常常掩蓋了豐富多元的內涵。自然可以指整個現實，也可以指物質和物理法則，還可以指生命，更可以指令人舒適和習以爲常的事物。然而，即便從最廣義上看，自然也是難以捉摸、反覆無常的。早在亞里士多德出生前一百年，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就說過，“自然隱藏自己”，因爲人是一種尋求意義的動物，而其實宇宙本身沒有意義。
自然與人性，這些謎語在花園裏融爲一體。正因如此，花園具有一些特殊的哲學價值。它能爲宇宙學和存在主義的思想提供物質基礎，也能被人們賦予歷史價值、政治思想以及家庭生活的節奏。花園是人性化的自然。但我們也瞥見了某些超越自身的東西：一個冷酷的、不假思索的宇宙，讓人不可理解。它外在於我們，存在於動植物的“隱祕生活”中。人類本能與習慣中那朦朧而盲目的力量，將自然引入人類的心靈，成爲心靈的必需。花園將這一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人類是尋求象徵的動物，往往受外物啓發產生思想，借有形之物表達思想，尤其是當這些思想被賦予某種有機的、原始的形式之後，比如植物、石頭。花園賦予了基本概念以重要的活力和深深的吸引力。
這種思想和感官上的豐富內涵，是花園至今仍帶有神聖氣息的原因。許多宗教建築都有附屬的或相鄰的花園，從呂刻昂的狼神廟到佛教寺院，再到中世紀大教堂。花園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神學產物或精神產物，它植根於更基本的衝動：對一部分景觀進行切割、雕琢，使之顯露於世。這一點從“神聖”(sacred)一詞的詞源可以看出，它源於印歐語族的sak，意爲分離、劃界、劃分。花園是最初的神聖之地，其前身就是呂刻昂學園那樣的樹林：一個與純粹的自然或人類活動隔離的區域，但它又明確地將兩者合二爲一。
雖然花園是徹底的世谷之物，但它的圍牆、柵欄、溝渠或樹籬，象徵着它脫離了“平常感”。換句話說，花園是來自哲學的邀約。花園迎合了人們不同的品位：豔麗多彩或淡雅柔和、幾何規整或蜿蜒曲折、喧囂熱鬧或清冷寂靜。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加速前進、充滿過度刺激和干擾的現代社會，花園能給人一個放慢腳步、仔細觀看並大膽思考的機會，它是治療分心的一劑良藥。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寫道：“人類還在憑技術與理智生活。” 兩千多年過去，花園依然是二者難能可貴的保留地。花園是美麗的，有時美得令人窒息。花園可給予人慰藉與平靜，讓人精神抖擻，也可讓人懊惱與憤怒，而這，往往就是花園的哲學價值。
作者以上的論述，看得我蕩氣迴腸，直入心扉。在我的眼裏，花園鎖定了來自自然的喜愛之物，並提供了特定的場所，讓我們勞作、生產、佈置……直接參與到自然世界的生生滅滅中，與太陽、星辰、雨露、風霜、氣候共生共存共呼吸，並融爲一體。無論是花卉果實還是葉子，每一株植物都有形態都有產出，風動葉動我們心動，花開花落我們情動，每一個季節都有收穫都有驚喜。山石水土按着我們的心意佈局，透過我們的設計傳遞心意和幻想。
而在作者的眼中，那些名人巨匠又是如何看待和利用他們的花園呢？作者寫道：
蘇格拉底認爲，園藝本身就是一種鍛鍊。 在色諾芬的《經濟論》中，蘇格拉底說：“最富有的人也離不開農業，因爲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業是一種享樂，也是一個自由民常見的增加財產和鍛鍊身體的手段。”
亞里士多德的學府～呂刻昂學園，擁有世界上第一座植物園，和柏拉圖學園一直是地中海知識分子生活的中心。亞里士多德對生物分類的研究非常詳盡，一千年後仍然無人能及，以至於達爾文說：“偉大的分類學家林奈和居維葉不過是老亞里土多德的徒子徒孫罷了。”在這位哲學家看來，呂刻昂學園更像哲學素材的一個固定來源，是進行動物解剖、分析和綜合、演講的地方，融實地考察和實驗室演示於一身。
伊壁鳩魯是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希臘主義批評家之一，他蟄居雅典家中過着簡樸寧靜的生活。他的學園也被稱爲“花園”，這是他心中獨立的象徵，也是實現獨立的手段。普菲力歐斯引用伊壁鳩魯的話說：“追隨自然的人，總能自給自足。” 羅馬的文人雅士將花園作爲學習和交談的場所，此舉往往是在向他們的希臘前輩致敬。
簡•奧斯汀在其名作《傲慢與偏見》中寫伊麗莎白透過彭伯利莊園感受到達西豁達豐富的內心，並被花園的美和突如其來的情感觸動；而女主角的沉默與表哥牧師誇耀花園的聒噪形成鮮明對比。奧斯汀以此達到有趣的暗示，那就是她那帶有哲學意味的園藝愛好。這是默默沉思的簡，她在城堡廣場和喬頓農莊俯身照料鮮花，她一絲不苟地重新擺放盆栽，訂購庫柏筆下的金鍊花，採摘醋栗。這種愛好的特點是安靜的勞作和遐思，而非八卦或者家務瑣事。奧斯汀顯然認爲這樣的沉默彌足珍貴。奧斯汀像詩人蒲柏一樣博覽羣書，且對細節與風格有着敏銳的洞察力。蒲柏和奧斯汀的共同點在於，兩人都將熱情的世俗精神與沉靜思籍的信仰融爲一體。在奧斯汀作品中對婚姻、家庭、美德的描繪背後，在對自己毅力和耐心的堅持背後，是她對萬物秩序的信仰。
自小喜歡戶外生活的普魯斯特，卻因爲哮喘而遠離自然。普魯斯特喜愛日本盆景和小玩意。盆景具有優美或令人驚歎的造型，集即時性與實用性於一體，是高度濃縮的作品。盆景展現了一株平凡樹木微妙的複雜性，卻又小巧宜人。盆景與時間也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古老的盆景是對時間的蔑視，那多節瘤的樹幹和扭曲的樹形，常喚起人們歲月滄桑之感。盆景的根、葉和枝條都被修剪成一定的形狀和造型， 可能人們也會給它換盆，或者把它從門廊的架子上搬到室內的壁龕裏，也許它會在春天開花，在秋天葉子變紅，但盆景的本質是靜謐與不變。普魯斯特認爲，盆景是“想象之樹”，就像一粒種子引起我們去想象未來的花朵，盆景也促使我們去幻想那些悽楚的景緻和悲愴的時代。這是“幾百年來的古老夢想，是一片雄偉壯闊的偉大土地”。在《追憶逝水年華》中，他借阿爾貝蒂娜之口道出他詩意的展望。她對敘述者馬塞爾說：“人們仍然會覺得這些日本矮樹就是高大的雪松、橡樹、番石榴樹，這種感覺如此強烈，以至於如果我在房間裏水流滴答處擺上幾株，我就會擁有一片一直延伸到河邊的遼闊森林，孩子們在那裏可能會迷路。” 在這樣的幻想中，盆景是一種典型的普魯斯特工具，一份走進浩瀚與洪荒之夢的邀約。從微渺之物開始，徐徐展開宏大的記憶和幻想畫卷，這是普魯斯特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作家讓•谷克多在評論《在斯萬家那邊》時寫道，普魯斯特有一種畫家的天賦，能將人物角色、對社會的觀察和風景巧妙地壓縮成精緻的細節。“《在斯萬家那邊》是一個巨大的縮影，”他寫道，“裏面充滿了海市蜃樓、重疊的花園、時空的遊戲，那種宏大、冷靜的筆法頗有馬奈之風”。
猶太人倫納德•伍爾夫，1912年8月和弗吉尼亞結爲連理。夫婦倆雖然沒有孩子，但擁有充滿愛與溫柔、琴瑟和鳴的婚姻。他們都十分勤奮，專注於寫作，喜歡直率、機智的對話。他們從拍賣會上買下蒙克屋，構建自己的花園和寫作辦公室，留給彼此工作和社交的空間，並擁有每天的親密時間。倫納德一生鍾愛花園，弗吉尼亞把她的丈夫描述爲花園的“狂熱粉絲”。買下蒙克屋將近二十年後，弗吉尼亞在最後一次精神崩潰中選擇自盡，倫納德徹底失去了她。在飽受悲傷折磨的幾年裏，倫納德侍弄果樹、修理樹簡、照料溫室花朵，他的起居室裏擺着黃色和深紅色的秋海棠，還有百合花、大巖桐。他又添置了兩個蜂箱、兩個溫室，開拓了約兩萬四千平方米的土地。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倫納德和他後來的愛人在1968年的春夏園藝秀中獲得了十三項一等獎。這位八旬老人在他自傳的最後一卷《重要的是旅途而不是抵達》中列出了一生中令他愉悅的事情，包括了友誼、美食、運動和園藝。年幼時，花園帶給他的是悲傷與疏離感，是他所謂的“生之苦”。在萊克瑟姆花園裏，五歲的倫納德•伍爾夫度假回來，看到他的花兒凋萎，一幅腐朽死亡的畫面。但是，他的悲傷不是由某一具體的事物引起的，而是由世界本身引起的：萬物被摧毀或變得支離破碎；衝突很快取代和諧，死亡轉眼吞噬生命。對年輕的伍爾夫來說，宇宙是一個戰場，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永不停止的力量之間的戰爭，宇宙不是上帝的神蹟而是徒勞的鬥爭。這就是伍爾夫在《自然的溫柔》一文中所描述的自然：“冷酷而兇殘，黑暗而陰鬱的法則。”當伍爾夫投身追求真理時，他知道，絕對完美的知識是不存在的。人總是容易犯錯，無法周全。他在《播種》一書中寫道：“在內心深處，我深深地感覺到，一切最終都無關緊要了。”倫納德熱愛園藝，他的投入有一種哲學意味。 具體而言，他在直面外部世界和他內心世界的兩種劇烈衝突。他所有的作品裏都有一種秩序與混亂對峙的張力，這種張力表現爲各種形式：法律與社會失序、理性思考與非理性信仰、和平與暴力、理智與瘋狂。在每種情況下，倫納德似乎都站在前者的一邊。在漫長的一生中，他一直在追求安全、理性、精確、正義和心理平衡，不管這個願望多麼難以實現。花園，是他挑選的一座避難所，在那裏可以遠離公衆事務，也許還可以遠離弗吉尼亞反覆無常的精神病發作。花園讓他看到了在世界上以及在他內心不可避免的衝突景象。這呼應了他一生參與的公開鬥爭和生存鬥爭。他在認識到衰敗、暴力和腐化的規律的同時，享受着自己嚴謹、精確的品位。花園訴說着衰敗與生長、死亡與重生。待在花園，是他在親身對抗他又愛又恨的世界。這種努力是值得堅守的，因爲這恰恰是寫作與閱讀的意義所在：追求一種更清晰、更冷靜、更誠實的生活。
尼采式的花園是一個關乎存在的挑戰。 尼采有一句名言，借用了希臘詩人品達的話--“成爲你自己” 。顯然，大自然會讓人類遭遇地球上難以預知的力量。宇宙是無意義、無目的的，這種尼采式的領悟可以讓人獲得深刻的解放。它讓常識和傳統價值觀突然變得微不足道，而這可能是邁向養成獨立性的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它還表明，第二自然，即我們的天性或者物理性是尚未完成的，人性並不由字宙法則或者神聖律令來決定。這就是尼采的觀點：我們都是正在創作中的作品，就像索倫託的檸檬和冷杉--只有我們才能更小心翼翼地塑造自己。在尼采的哲學生涯中，他的思考大都是在花園、公園和樹林中進行的。尼采對他的居住環境非常挑剔，一定得是美麗風景與宜人氣候的完美結合。之所以挑剔，疾病是一個原因。1876年，尼采前往意大利之前就被醫生診斷出將會失明。他忍痛把閱讀時間限制在一天一小時左右， 這點兒時間，對尼采這樣的學者來說實在不夠。所以，他着迷於索倫託檸檬樹的樹蔭，藉此緩解眼部疲勞，並減輕意大利的驕陽導致的頭痛。另一個原因是尼采生性孤僻，很容易爲外界褒貶所傷。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中寫道：“我們如此喜歡置身於大自然中，因爲它不會對我們發表任何見解。”對這位哲學家而言，意大利的檸檬林是一片令人寬慰的野地，一片小小的“生存空間”。或者，借用他在《善惡的彼岸》一書中的話，是一種“美好的孤獨”。置身自然中時，這位哲學家也試圖尋找自己，一個“更高的”尼采，最好能在樹林裏、山坡上，而不是在教堂、研討室裏發現他。在《快樂的科學》一書中，他說他的理想要有高大的柱廊，這樣他就能更接近岩石、花朵與樹木，從而更接近自己。尼采寫道：“我們要化爲植物和磚石，當我們流連於這些走廊和花園裏時，就像徜徉於我們的內心城府。” 尼采的宇宙論尤共強調“過程”：創造與毀滅、生長與衰敗、出生與死亡。在尼采看來，自然並不規定“應該”或“應當”，它不具有道德性。自然的優點是善變與豐產。動植物會生老病死，而自然是一個整體，一直在進行新物種和新環境的試驗。這是一門殘酷的進化課程，但它也傳達了一種奢靡作風：千百萬年來，大自然爲了創新而心安理得地譭棄生命。無所謂發展，也無所謂目的，這只是一場新奇的遊行，有時帶來美麗、力量和健康，有時則引來醜陋、虛弱與疾患。他堅定地認爲，人類必須更加強大，要像植物和動物一樣存活，試驗自身，而不靠任何擔保和承諾傍身。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寫道，超人必須像懸崖上的一棵樹，“平靜而專注地傾斜於海面之上”（這裏用植物來隱喻孤獨和優越）。更確切地說，尼采心目中的偉人必須棄絕大學和沙龍，步入自然的偉力與恣意之地，而閉門苦思只適用於“虛無主義者”。“思考樹”要求他擯棄家庭、階級和傳統教育中令人欣慰的確定性，要求他跟自然一樣狂野暴烈、不可捉摸、標新立異。由此，尼采的花園幫助他在理論、文學和德語方面的創新上奮力前行。
“我的一切本性都在對我說：讚美我吧，推動我吧，安慰我吧。其餘的，我一概聽不見；或者，即使聽見也立刻忘卻。我們只與自己交往，一直如此。” --尼采 《快樂的科學》
科萊特的作品裏充滿了對植物和園藝細節的親切描繪，這些細節往往來自19世紀末她在勃艮第地區聖索沃度過的田園牧歌般的童年生活。她的母親茜多妮(暱稱“茜多”) 就是一個種花高手，園藝幫她排解了家庭的種種壓力。科萊特在《茜多》一文中回憶道：“她走到花園裏，滿腔怒火立馬就熄滅了。” 一年到頭，茜多都守護着她的“寶貝”：綠色木頭架子上的一盆盆幼苗。她在臆想的未來裏，同樣對園藝充滿熱情。1925年，五十出頭的科萊特在聖特羅佩購置了一處房產，命名爲“葡萄藤”。 她是衝着那兒的美景以及約一萬六千平方米的地中海土地和植物去的。房子一到手，她就開始打造理想的花園。她煞費苦心地列出了番茄、茄子、龍蒿、鼠尾草、薄荷，還有黃色、粉色和紅色的玫瑰，又用了一段華麗的文字描寫藤蔓，寫它們如何攀援在鐵拱門上，蜿蜒而上地生長。她的散文充滿沉醉的酒神氣息：“葡萄藤那緊緻的曲線…松香味的風…黃玫瑰散發出上等香菸的味道。”
“科萊特屬於20世紀性革命的一代人。”她是永遠的樂觀主義者，居然還結了第三次婚，嫁給了莫里斯.古德蓋。在她的一生中，科萊特令人驚歎地創作着，保持着她對散文的“無情掌控”，毫不收斂她的享樂主義和大膽出位的作風。科萊特那些大膽的風流事表明，她的行爲是由十分強烈的慾望支配的。但跟大多數嘗過放縱和禁忌滋味的人一樣，她知道快樂不會持續太久。因此，她的愛人們在《純與不純》中不斷地感到失落：他們渴望在彼此的互相掠奪中獲得些許喘息之機，但掠奪彼此就是他們的基本處境。無論如何，她對鮮花和花園的熱愛，讓她從自己殘酷無情的世界中獲得了真正的喘息。對性與食物的渴望，總是讓科萊特想要更多，而植物幫她擺脫了慾望，讓她不那麼飢渴，而是更喜歡沉思了。科萊特的玫瑰不僅是裝飾品，它會邀請你去想象它的獨特之處，這就是哲學家叔本華所說的“沉思”。 叔本華寫道，在這種狀態下“沉思與冥想不再考慮事情的時間、地點、原因和目的，而僅僅關注事情本身”。對科萊特來說，這是一種富有想象力的重構。首先要認識到花朵跟動物一樣，不具有特別的個性：它們的共性超越了植物的個性。科萊特觀察了花朵規則的外形、顏色和季節性，賦予它們一種普遍個性，就是叔本華所謂的“一個持久的植物理念”。到了生命的末尾，科萊特學會了與“旗鼓相當的人玩樂”。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爲慾望隨着年齡的增長減弱了，也是因爲她在花園裏的冥想使然：新的距離感、客觀和剋制。就像她的母親一樣，花朵教會科萊特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讓她獲得瞭解脫。
“我隨時都可以輕鬆地翻過一道門，跨過一堵牆，爬上一片傾斜的屋頂，以這樣的方式獲得自由，但我下來，一站在花園的礫石地上，幻滅與信仰又會襲上心頭。” --科萊特《茜多》
1762年，盧梭的《愛彌兒：論教育》出版，遭到了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當局的譴責和審判，罪名是借一位天主教牧師之口傳播異端思想，不僅書被燒燬，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甚至被當局下達逮捕令。盧梭從法國逃到了瑞土，棲身在瑞士比爾湖聖皮埃爾島上的樹林裏。
就這樣，在這個小島上，早飯後的幾個小時裏，盧梭都在寫寫畫畫，還常常把標本帶回家解剖、晾乾。他細緻地觀察了植物的結構和有性繁殖，並且編纂着他的《聖皮埃爾島植物誌》。這是這位聲名狼藉的哲學家獨處時的最大樂趣(《懺悔錄》中以令人震驚的細節描繪了他獨處時的其餘愛好)。1776年，也就是他去世前兩年，他回到巴黎後寫了《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在書中他回憶道：“每一個新發現都讓我欣喜若狂，沒有什麼比這更美妙絕倫的了。”他在《懺悔錄》中寫道：“這個島上的各類土壤爲我提供了豐富的植物，供我在餘生中好好研究和自娛自樂。”盧梭對植物的冥思不僅僅是憤世嫉俗的避世，對他來說，植物學是一種讓他感知、識別和恢復他最珍視的自然的方法。它讓他從煩躁不安和巴黎沙龍中得到了喘息之機，也幫助他重新發現大自然，以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
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指出，“自然...從不說謊”。盧梭非常謹慎地指出，自然對於道德和政治一無所知，善惡的理論概念對於自然來說毫無意義。然而他又認爲，自然是道德上的楷模。他說:“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你不會遇到任何虛假的東西。” 他又認爲，重要的是，人類本身就是誠實善良的，但只在理性和文明發展之前的“自然狀態”中才是如此。在人類尚未開蒙、社會產生之前的時代是一個野蠻、孤獨且真誠的時代。隨着思想和親密關係的產生(社會的產生)，現代法國之惡隨之而來。法律的出臺是爲了解決暴力和苦難，但是卻強化了跟出身、教育、外貌、才智有關的權利與特權。窮人在生活的溫飽線上掙扎，富人則爲名聲或皇恩而彼此爭奪。盧梭說，沒有人是幸福的，全都是各自慾望的奴隸。盧梭因此在《社會契約論》提出了政治和教育上的補救措施，在《愛彌兒》給出了育兒建議。而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盧梭最終發現植物學是他思想的一個重要出口。
盧梭對蒲公英、夏枯草、菊苣、洋薊進行仔細觀察，指出了常被忽略的驚人細節。研究瞭解剖結構後，又進行對生理機能的研究。他認爲這種帶着耐心、富有鑑別力的仔細觀察行爲本身，就足以給人教益，這樣的觀察能顛覆我們的認知。他寫道，他融化在“生靈萬物的偉大循環”中，與自然融爲一體，令他感到“欣喜若狂與難以言喻的心醉神迷”。植物學是一門講究精確和愉悅的感知課程。 因此，它是治癒文明生活中麻木意識的一劑良藥。
“我堅信，不管對哪個年齡段的人來說，探索自然都是用一種最值得深思的話題來充實心靈，給心靈提供有益的養料。” --1771年盧梭致德萊賽爾夫人的信
1946年春，奧威爾被診斷出患肺結核已有八年。他沒有在醫院休養，也沒有在療養院“治療”，而是租下了蘇格蘭布里底羣島朱拉島上的一棟房子，拿起了鐮刀、鎬頭，打造了一座嶄新的花園。房子租到手的第一天，他的日記裏寫的全是朱拉島上的風景：灌木果實、映山紅、蘋果、北美杜鵑、倒掛金鐘、風鈴草和野生鳶尾。1949年 12月，當他病得不能出門時，花園依然縈繞在他的腦海裏，他趴在牀上寫下這些話：“雪滴花開得到處都是，鬱金香開了幾朵，一些桂竹香要奮力綻放了。” 這是他居家日記中最後的內容。他已經完成了《1984》 的定稿，差一點兒把自己累死。那天，他離開朱拉島去往英國，此後再也沒有見到他的島上花園。一年多後，喬治•奧威爾病世，享年四十六歲。
奧威爾天資聰穎，受過良好的教育，又有雄心壯志，但他把這些全投入他的傳記作者說的“自我毀滅或沒有出路的追求”中去……當上了英屬印度的警察、四處流浪洗盤子、參加西班牙內戰。邁耶斯說，這是奧威爾的一種“破壞自己幸福生活的心理需求”。奧威爾長期被愧疚感折磨，無法體驗到正常的中產階級的滿足感。他爲自己享有的特權、他的國家的不公正和帝國主義感到愧疚，也爲自己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愧疚。他不僅在貧窮中看到了美德，也在骯髒、平庸和令人精疲力竭的勞作中看到了美德，因爲他相信痛苦與脆弱勝過無所事事的舒適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他是一位天才作家，但是讓他的小說和報刊文章超越普通報告文學的，卻是他的親身經歷。他說：“我寫作，是因爲我有謊言要揭露，我有事實需要公衆的關注。”
他像科學家一樣尊重事實，帶着懷疑精神面對事實。可以說，奧威爾帶着一種實驗精神活着。這種科學的思維模式，讓他始終堅持語言的清晰透明。他在他典型的簡潔散文中寫道：“因爲我們的思想愚蠢，所以我們的語言變得越來越醜陋且不準確；而語言的敗壞，使我們更容易產生愚蠢的思想。” 對奧威爾來說，清晰寫作和思考的能力是一種道德責任。沒有這種清晰度，詞語雖然可以很漂亮地連綴在一起，卻是一種虛僞。
“工作之餘，我最喜歡的事就是打理花園，尤其是菜園。” --喬治•奧威爾自傳筆記，1940年4月17日
與其說作者在談論花園，越往後看，越感到作者藉由這些名人與花園的關係，來展現他們一生的成長曆程、角色轉換、生活和成就軌跡，探索他們從自然到自我的追尋之旅。甚至乎，“花園”只是一種隱喻。人的一生，其實也是一座花園，你如何灌溉、如何耕耘、如何佈局，你的種種投入和奉獻，也會隨着個人際遇和社會氣候的更迭，呈現不同的景緻和收穫。正如伏爾泰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所言：“人生布滿荊棘，對此，除了種好自己的田地外，我認爲別無他法。”、“照料好你的葡萄藤，除掉害蟲。”一樣。你畢生的追求，就在你打造花園裏展現。
“害蟲”是“法國文學之王”伏爾泰給在任何時代都會破壞自由並阻礙思考的事物取的代稱。在他那個時代，正是狂熱的國教和法國專制主義的聯盟侵害了這位作家的道德原則，在公開和私下場合給他造成了許多痛苦。伏爾泰的夢想是推動變革：思想上的變革，並且越來越偏向於法律、技術和行爲上的變革。1729年，他從思想相對自由的英國回來後，完成了《哲學通信》一書，他寫道：“那些巧妙而無用的真理彷彿是離我們過於遙遠的星辰，並不能帶給我們任何光亮。”從這一-點來看，伏爾泰更接近古希臘哲學家，如蘇格拉底和斯多葛派學者：他們對科學和現實的本質很感興趣，但更關心用理性來改善自身和社會。18 世紀的法國人把這種人叫作“哲學家”。他寫下這樣的話以表達對基督教哲學家兼數學家帕斯卡的反對:“人是爲行動而生的，就像火花升騰....對人類來說，不行動與不存在，就是一回事。”
伏爾泰利用他的花園來避開俗名之擾。費爾奈莊園的小徑和涼亭爲他提供了舒適的避難所，讓他得以免受自己莊園裏很多客人的打擾。伏爾泰坐在他那被“常綠樹籬”掩藏起來的長凳上，重拾了他因成名而失去的獨處機會和寧靜時光。花園同時也是對同情、責任和實用主義的大膽隱喻，呼籲他去改善周遭環境。伏爾泰認爲，大自然賦予了人類理性和希望，改變命運要靠我們自己。我們不應該玩弄宏大的哲學體系，也不應該爲權力而瘋狂，而是應該從自己能影響的範圍着手：我們的婚姻、孩子、城鎮和簡陋的後院。因此，伏爾泰積極投身於對自己莊園的打造當中，最終將莊園裏的許多收穫都擺上了自家宴席，用來招待他絡繹不絕的賓客。
莊園傳達了一種善意和責任的信息：對一個神聖但不完美且難以預測的宇宙心懷善意與責任。1763年， 伏爾泰在《論寬容》一書中 以大自然的口吻表達了自己的信條：“我已賜給你們耕耘大地的力量，也給了你們一絲理智的光芒引領前行；我已在你們心中植入慈悲的元素，使你們在生命歷程中相輔而行。”
爲了凸現花園的意義，作者甚至不惜以存在主義的兩位代表人物來做對比：薩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二戰”期間在戰俘營中更投入地研究這本書。海德格爾在書中對人性進行了更令人矚目和系統的描繪，勝過其他任何現代哲學家，在他那裏，人性就是在一個無意義宇宙中曇花一現的意義爆發。但當海德格爾認識到我們令人焦慮的責任時，他從來沒有迴避過“存在”，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從“存在”這一赤裸裸的現實中退縮。尤其在後期的作品中，海德格爾表達了一種充滿敬畏的驚訝：存在是某種值得尊敬而不是厭惡的東西。他談到，我們從存在中退回來，不是退避，而是彷彿我們停下腳步，驚奇地欣賞風景。無獨有偶，這位德國學者喜歡被薩特厭惡的鄉村景緻：林地、溪流、簡陋的農舍。薩特尤其迴避與波伏娃和朋友們徒步，而海德格爾經常在寫作間隙遠足，他甚至有自己簡陋的黑森林小屋。而薩特對自然的厭惡、對一切花園的否定始於他的童年。他早期的作品強調意識的徹底自由。他說，這就是它的無根之源。所有薩特無法控制的，他的身體、 相貌，他的物質屬性，都讓他感到沮喪， 都讓他厭惡。跟在哲學裏一樣，薩特在生活裏也是個絕對主義者。他在《存在與虛無》中說，他的自由是絕對的：所有贏得他認可的東西都是無限的。他拿走了身上令人厭惡的部分，把它們徹底驅逐出去，它們由此變成了純粹的存在，愚蠢的、不正當的、噁心的存在。作者寫道：海德格爾熱愛存在和自然，而他最著名的法國學生對二者都有所詆譭。薩特的哲學，被視爲對不適、尷尬和笨拙處境的逃避，與其說他的哲學是一種有關自由思想的高明理論，不如說更像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機組織。簡單地說，這不是純粹意識的作品。薩特的意識充滿了本能和衝動，這些本能和衝動是認知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從自己的身體到整個自然，薩特選擇了逃離，在這個過程中，他又展示出二者不可避免的影響。真是諷刺，哲學家成了僞君子，在衆多這類事例中，薩特的慄樹厭惡症是自欺欺人的典型。
總的來說，達蒙•揚熱愛的花園，注入較多哲學理念。這些花園，陪伴作家巨匠們舒緩神經，遠離令人焦慮的社會現實。在屬於自己的自然環境下，勞作，在自己的力量下觀察植物，收穫花朵和作物，是最好的出世方式。出世，只爲更好地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