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形容繁重的工作，還會用到一個成語，叫“文山會海”，可見文書和會議是組織工作中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的中央政府裏，開會和處理政務文書，也是皇帝和大臣們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假如把中國古代的中央政府比作一個血液循環系統，那文書就是系統中流動的血液，而會議塑造了整個系統的結構。怎麼開會，決定了文書怎麼在官僚系統中流轉。
這本書的價值主要有兩點。第一，歷史愛好者們總是喜歡談論古代王侯將相的豐功偉績，但其實，傳奇的歷史事件在那些歷史人物的人生中只佔很小的一部分。他們大部分的人生，和我們一樣，也是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度過的。瞭解古代王侯將相的日常工作，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歷史更真實，更平凡的一面。第二，會議和文書制度並不是僵化的程序，制度的背後是對權力和責任的分配。剖析清朝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透過制度的表象，看到權責分配的本質，從而更深刻地理解制度的邏輯。
雖然常規的朝會變成了小會，大會仍然具有特定的功能，並沒有完全被歷史淘汰。開大會的第一項功能是提供儀式感。大會的人數多，排場大，更容易製造出莊嚴的氣氛，所以到清朝後期，朝廷還是保留了大朝、常朝這類禮儀性質的會議，在特定的日子裏，皇帝在大殿召見百官，接受朝拜。大會的另一項功能是分攤責任。在晚清時期，遇到特別重大的軍國要事，統治者還是會召開大規模的會議。比方說，1900年，慈禧太后在對十一國宣戰之前，就召集了一百多名官員開會。不過，這場會議上發言的人並不多，慈禧太后召開會議的目的也不是爲了集思廣益，而是因爲她知道，宣戰是一步險棋，歷史責任重大，所以至少在形式上，要讓這個決定顯得像是一個集體決策的結果，要讓所有的大臣一起來背鍋。事情後來的發展也證實了慈禧太后的老辣。宣戰後不久，八國聯軍攻進了北京城，爲了同列強議和，慈禧太后迅速誅殺了一批當初參加會議的主戰派官員，她自己則免於被列強追究，保住了權位。早在宣戰前的那場大會上，慈禧太后就爲事後甩脫責任找好了替罪羊。
《辨色視朝》這本書裏給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雍正以後的這套制度，本質上是確立了皇帝對奏摺的“先閱權”。所謂的“先閱權”，指的是皇帝擁有優先閱讀奏摺的權力。在雍正改革以後，全國的政務文書進入中央政府，首先要彙集到皇帝的辦公桌上，皇帝成了整個大清帝國的第一道信息閘門。
正是這封奏摺引發了後來的辛酉政變。其實，兩宮太后的勢力主要集中在北京城裏，在當時的承德，她們未必有實力和八大臣展開正面對抗。太后們扣下董元醇的奏摺，或許是想要不動聲色地從長計議。但是八大臣派人進宮索要奏摺，這一要，太后們也就瞞不住了。她們索性要求八大臣批准董元醇的建議，建立垂簾聽政的制度。八大臣當然不想讓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了。他們爲董元醇的奏摺寫了一份批覆意見，在這份意見裏痛批董元醇，隨後採取了罷工的方式，要挾兩宮太后爲這份處理意見蓋章授權。這場風波最後以兩宮太后的妥協收場，她們在八大臣痛批董元醇的文件上蓋了章，八大臣這才恢復辦公，讓朝政重新運轉起來。
經過這場正面交鋒，兩宮太后和八大臣的衝突就擺到了明面上。太后們表面上妥協，其實早就在暗中聯絡好了自己的盟友，在北京佈下了捉拿八大臣的天羅地網。不久之後，八國聯軍事件平息，承德的中央政府剛剛遷回北京，兩宮太后就發動了政變，將八大臣中的三人殺死，剩下五人革職充軍。在掌握了權力之後，太后集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八大臣發明的奏摺清單，規定全國各地的官員在向中央提交奏摺的時候，都不再向任何人提供奏摺的數量和上奏人的名單。
回顧清朝朝會和文書制度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隨着朝會規模的縮小，文書形式由公開轉向機密，皇帝在掌握更大決策權的同時，也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從分配權力和責任的角度來看，雍正改革之後建立起來的這套制度，本質上是確立了皇帝對奏摺的先閱權。這項權力對皇權的穩定性至關重要。在辛酉政變前，八大臣甚至還沒有僭越皇家對奏摺的先閱權，僅僅是在先閱權的前面加上了一個數奏摺的權力，就已經能夠監控兩宮太后的信息渠道，對皇權形成了嚴重的挑戰。
研究清朝的政治制度，能給今天的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啓示呢？在一次採訪中，本書的作者李文傑提道：“每一種制度下的決策，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具體到文書行政上，商討大事、簽署文書的責任人多了，似乎形式上是民主了。但權力分散，責任也就分散了。權力分散能避免權力被濫用，但伴隨而來的責任分散，很可能會造成決策的平庸化。”“所以，籠統地說集中或者集體決策好或者不好，都不太合適。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在上者有相對理性的共識，並且有一批具有專業和擔當精神的人來做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