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我五、六歲時，覺得十二、三歲的已進入大人的世界；十七、八歲便是真正的大人；年輕人的稱呼到二十九歲截止，上了三字頭便已太熟，不配賴在年輕人的世界；三十歲以後，便不再細分，反正都是中老年。
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到了三十六、七歲上，還不覺自己已長大，也不想混入那個複雜油膩的世界，仍當自己是半個少女，盡願做想做之事，說想說之話，爲想爲之人。除了看到自己已滿八歲的女兒，方纔記起自己進入兒時那個中老年的意象已快十年了。
長大並不代表圓熟。這也許既是諷刺也是驚喜。
想五、六歲的我，甚至十五、六歲的我，二十五、六歲的我都有一個同樣的“以爲”：以爲人只要到了三十多歲，世界便停止轉動，一切便固守原地，生活便猶經塑形，剩下的日子不過日日的重複，頂多再系統內升升級，換個圖樣是不再可能了。
總覺得自己可把握的時間不多，因此，並沒有信心把握自己的人生。何況，三十以後，混得個沒意趣的成人世界，比之青春，不過行將就木，還有什麼可把握的呢！
帶着這樣矛盾的輕慢與敬畏，既毫不安分又服服帖帖地過了前三十年。不安分的只有想法，行爲都是服帖順從的，有過抗爭，卻因爲擔心三十歲行將到來，爭來了也嫌晚，便把心灰掉了。
“出名要趁早！”張愛玲的勸嘆一直深爲我所共鳴。我的青春與她一樣着急，焦慮，她具體如何作想我不知道，我是擔心自己三十歲以後對生活只剩敷衍，也是對三十歲之後的生活不作嚮往。
而不知從三十歲之後的何時開始，竟突然茅塞頓開，算人生九十歲，尚餘近三分之二，有的是時間慢慢做想做之事，慢慢變成自己更向往的樣子。
反正還有一輩子，急什麼！
有了這個觀念，一切不可能都不復存在，我就如解除了全身的綁縛，忍不住要對着餘生大施拳腳。
他人讀曾國藩，往往感嘆於其“拙”、“硬”，我也肯定是震動的，反思的，受鼓舞和激勵的。但我心裏又另有一層欣慰，便是他人生中兩個“後知後覺”似的轉折：
一次是七考縣試而不第，卻突然在二十三歲那年“祖墳開岔”，命運之路從此轉向，之後一路飛揚；另一個是從江西奔喪回到老家荷葉鎮後，在“愧悔憧擾”與“愧恨交集”的極端痛苦中閉關反思，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獲得了“大悔大悟”。
歲月從不急於結果，時間可以成爲一個人最大的倚仗。
晚年，曾國藩總結自己的人生體會時曾說，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個果子成熟的過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與天的栽培，會讓一棵樹靜靜長高，也會讓一個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
勿忘勿助，即是信任時間。生命的困頓，終能化作舒緩——只要不提前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