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在上古時期曾被雅利安人征服，這以後創造了輝煌的希臘文明尤其以希臘哲學聞名遐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如雷貫耳。希臘文明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重視語言藝術，這跟他們的城邦制度有關。競選執政官需要在廣場發表演說，蘇格拉底每天就是帶着弟子們穿梭於大街小巷跟那些自以爲掌握真理的人辯論，這都是語言顯示威力的地方。西方在這樣傳統影響下，將語言藝術推到了崇高的地位，語言是人類最偉大的力量，西塞羅曾說“你有百萬雄兵不如我三寸不爛之舌”
而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文化卻不重視語言，老子就說“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說“君子敏於事而訥於言”。這種我們以不善言辭爲美的價值觀，導致我們越來越不會說話“沉默是金”。雖然中國先秦諸子有名家也重視語言的力量，但仔細看他們的著作你會發現他們的重視不是建立在追求真理基礎上，他們必然走向詭辯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名家後來又發展出縱橫家，他們也是一批以三寸不爛之舌抵擋千軍萬馬，蘇秦張儀舌戰羣儒，魯國後期就在子貢的一張嘴上，春秋後期吳越齊三國演義，他們之間的爭霸戰爭被子貢煽風點火，魯國才漁翁得利。縱橫家看似跟西塞羅接近，但他們的辯論卻主要在宮廷，而西方的辯論是在廣場。在宮廷的只能是統治，在廣場纔是政治。孫中山曾說“政治者乃衆人之事也”。
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雖然熱鬧，但在有一點上他們幾乎沒有爭論。那就是對國家制度設計，他們都是認可君主應當是國家統治者。因此你會發現中國的思想家們一直沒有對政體的探討，他們似乎一致認爲君主制是人類最好的選擇。可是古希臘的思想家們卻是會花很大精力來探討論政體，他們會認爲各種政體都有利弊，沒有什麼政體是不可以嘗試的。柏拉圖在《理想國》就談到了君主制、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僭主制五種政體，亞里士多德專門有《政治學》。正因爲這樣，董仲舒後來纔可以改造儒家，制定出“三綱五常”（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同時將所有思想都整合到他的新儒家體系下，最終完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業。這在希臘是不可想象的，他們從不認爲可以有一種思想來統合所有思想。
東西方的差異主要還是因爲地理環境產生，東方的專制大多是大河文明，而西方文明的搖籃古希臘卻是靠海，屬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只能依靠貿易商業，而商業最需要的就是自由民主。農耕的大河文明必然需要專制，只有專制才能統一農業發展才能避免以鄰爲壑。柏拉圖《理想國》發生地點會放在比雷埃夫斯港，也應當有他的這方面的考量。比雷埃夫斯港應該是雅典城邦裏最自由的。
雅典自由民主是整個希臘的典範，因此希臘大多數思想家，那些對人類文明有原創意義的思想都產生於雅典。而斯巴達雖然很強大，但在思想上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思想要繁榮必須有自由的土壤。中共著名理論家顧準先生意識到這點，後來花費大量時間研究希臘城邦，他成爲一位先知式的人物，最早覺得中共那一套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可行，積極推動中國走向全面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是他的弟子。
很可惜顧準先生沒有能看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就已故去，臨終前他仍然牽掛着祖國，特意將吳敬璉叫到病榻之上殷殷囑託。後來吳敬璉堅定爲中國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支持，特別是推進市場經濟，推動民營企業發展，可以說正是在落實他老師的遺囑，也是繼承老師的學術思想。
所有政治哲學必須面對財產問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也很看重財產對政治的作用。如果不談財產的政治哲學無異於掛羊頭賣狗肉。希臘羅馬早期的自由權利雖然也收到家父權控制，但是希臘羅馬通過“國”的權力支持公民的自由權利，自由和權利必須有“權力”在背後支撐，沒有“權力”支持的自由和權利不過是一紙空文。如果沒看到這些的政治哲學必然是膚淺的。福柯的偉大正是看到了“權力”重要作用。中國的權利和自由只有君主一人，而西方從希臘羅馬少數貴族、公民（自由民），最後到日耳曼人沖垮羅馬帝國，讓大多數人享有自由。中國的法學之所以幼稚，其實是因爲我們的政治哲學的幼稚。西方雖然有奴隸社會，卻證明他們有自由民，奴隸是跟自由民相對來說的，而且奴隸也未必如我們想的那麼悽慘，凱撒的大管家就是奴隸，可是安東尼都要看其臉色。
（探討：
1、像凱撒大管家的情況，是否只是個案？
肖老師：不能這麼說，奴隸跟自由民的區別不是經濟地位上的而是政治意義上的
2、中國古代也有“移孝作忠”的說法，父母去世官員必須回籍丁憂，但皇帝也可以奪情起復。這是否也說明，中國古代同樣存在國家對父權的限制？
肖老師：這種情況只是因爲家族利益跟皇權發生衝突的時候，一般情況下父權還是被國家維護的，他們大多數情況都是合作而不像希臘羅馬國家對父權進行抗衡，通過限制父權來解放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