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是怎樣化平庸爲神奇的

“金庸”二字正是其小說意義的詮釋


  金庸去世了,但並不如他自己說的“大鬧一場,悄然離去。”相反,去得很熱鬧。短短一天不到,朋友圈、互聯網刷屏,兩岸三地各個階層齊悼念,連國臺辦都發了言,稱兩岸同胞紀念他責無旁貸,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一位作家、報人,同時是商人,生前故後,取得如此大面積的關注和口碑,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這種成功,毋庸說是金庸作爲商人的成功。金庸小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前所未有,讓原本不入流的武俠小說逾越了文學的雅和俗,進入知識的高雅殿堂進行討論。人們說,他的小說有廣博的傳統文化內涵,有超越通俗小說的文學深度。金庸將武俠小說進行了一次雅化,然而殊不知恰恰因爲金庸的小說被注入了太多“正確”的東西,使他的小說試驗從一個希望的高度又往下靠近了平庸的地面。

  過於的老少咸宜,有時意味着某種平庸性。

  平庸是大衆的需要,是社會穩定的需要,是商業資本的需要。但平庸的東西很多,要在平庸中尋找到不平庸的東西,在高雅華麗中尋找一種不反對平庸的高雅,也許只有金庸的作品當之無愧。要樹立一個能夠聯接各階層各層次人們的文化共享標籤,甚至是兩岸三地,全球華人凝聚在中華文化旗幟下的道具,非金庸小說莫屬。

  金庸是高超的文化商人,總能巧妙地掩蓋其小說對最廣大庸衆心理的迎合,卻不留下媚衆、流俗的印象。金庸首先是報人,寫小說連載原是爲了擴大報紙銷量,讀者自然多多益善,用不着與大衆心理作對,這一點無可厚非。

  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宗師,但並沒有去除舊武俠小說一直存在的小市民白日夢情結。

  中國小市民都有暴富心理,潛意識中埋藏着有朝一日平步青雲、飛黃騰達的慾望。秉性排斥篳路藍縷、艱苦奮鬥、穩紮穩打,夢想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汗水,不費功夫就取得別人幾十年的成果。這種白日夢自然不符合現實生活,武俠小說便發揮了這一心理慰藉功能,像郭靖隨隨便便就學會了降龍十八掌絕技,張無忌幾個時辰就把乾坤大挪移練到前任教主一輩子也練不到的第七層,令狐沖不過看了下石壁上的劍招就打敗了武功比他強很多的田伯光等等。這些既沒有現實武術依據,也違背世間常理的荒誕描寫,因爲正中小市民的白日夢心理,而被金庸從舊武俠那裏完美地繼承。

  而多女逐一男是金庸小說的另一種常設,無疑是男權社會的慣常思維,這同樣也是爲了迎合男性小市民的意淫心理。金庸的主角總是被多個女性圍繞、愛慕,女性在金庸的小說中往往是男性的附庸。這與梁羽生形成了某種對比。梁羽生書中的男性中心主義沒有金庸那麼強烈,甚至多次出現以女性爲主角的情況。有人說金庸是洋才子,梁羽生則傳統文化氣息更濃。如果基於文體,這麼說無礙,如果是基於小說涵蓋的價值觀,我卻覺得相反。在梁羽生那過於傳統的文風與敘述中,對兩性的表現卻閃耀着比金庸更現代的價值觀。

  金庸作爲新派武俠小說宗師,主要不是他對舊武俠擯棄了什麼,而是他加入了一些創新的東西。

  敘述方式的進步就不必說了,有些故事架構也看得出從希臘神話、莎翁戲劇中得到過靈感。但最大的創新是在精神價值層面創造了一個非常“金庸”的東西,那就是“俠之大者,爲國爲民。”

  如果金庸只會照顧小市民口味,頂多只能成爲一個人氣武俠作家。而“俠之大者,爲國爲民”一下就把金庸作品的檔次拔升了。濃厚的家國情懷在金庸小說中處處閃現。家國,一面是家,他的小說常有着動人的親情、友愛或愛情等情感描寫;一方面是國,關心政治,心繫祖國前途,有意或無意將對政治的優思融入武俠小說的寫作中,這是金庸的特色。

  加上金庸知識淵博,才華橫溢,傳統文化知識的運用深蘊其中(有人說金庸小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也許有點過,但可見一斑),這些都使金庸的作品超越了市民讀物,躍升到了精英階層的法眼,擺放進文學的殿堂。

  至情至性的情感描寫。

  豐厚的傳統文化知識底蘊。

  喻於政治的家國情懷。

  這三大武器掩蓋了金庸小說因爲迎合小市民口味的平庸,也展示出金庸小說整體的“巧智”色彩,是文學商業的成功典範——他太知道各個層次的人的需要了,太明白各種讀者想看什麼了,各個層次的讀者他都要通吃,而且也辦到了。他的小說成了華人世界皆大歡喜的產物,而這種皆大歡喜正是平庸的本質。但這並不重要,作爲聯接各階層各層次人們的文化共享標籤,甚至全球華人在中華文化向心力下的標籤,這個東西不可能是高大上的,必然需要一個“平庸而又不平庸”的事物。現在,這個東西最適合的就是金庸的小說,這是其他武俠小說家望塵莫及的。

  只是那個“俠之大者,爲國爲民”總覺得有些彆扭,因爲太想通過武俠去整合所有優秀的傳統,像是沒有消化好一樣。以武俠來整合中華文化所有的精神價值是有難度的,這是金庸不自覺的士大夫心理使然,也是一種自我理想的倫理組合。如果俠客意義的最大化就是爲國爲民,那就已經與士大夫沒有了區別。這其實是用一種十分“正確”的東西把俠的概念給消解掉了。金庸試圖以士大夫文化覆蓋俠客精神,讓俠客這個原本處於江湖,與廟堂對立具有反叛和不穩定因素的符號消融於儒家士大夫的國家主義倫理體系中。儘管有點消化不良,但這種意願無疑爲一切國家主義思維和文化所樂見。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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