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話都交給滿天星斗了，唯憶她說：梅花真勇敢！而那個傍晚是屬於秋天的。
羣鳥撲哧掠過頭頂，飛回湖心小島上的密林中歇息。我們卻攀上夜幕，高臺四下無人，與萬家燈火齊相瞭望。她說：梅花真勇敢！
此話過於樸實無奇，卻成爲我對那夜話語最深刻的記憶。不是因爲這句話有多妙，而因它沒有修飾語，沒有附加之言，這是一句完全“主體性”的表述，使言說者成爲夜幕下的“在場者”，使我們的談話成爲“在場”的談話。人與人之間的防備、做作、修飾、擔心都收起來了，沒有誰想說服誰，也沒有誰害怕出醜。
因爲這句話，那晚的交談必然是“在場”的交談，沒有令人隔膜的“客觀式講話”。而“梅花真勇敢”使那晚的交談無論多麼樸實無華，也必然瀰漫着詩意的味道，並盪漾於微波粼粼的湖水，流動於習習晚風中。這也反證了我的話語也是“在場”的，只有兩人同時“在場”，“在場”的話語才能被激活。
她自卑於自己的形象，說自己土而胖。但“梅花真勇敢”這樣樸實的抒情最好就來自一個樸實形象的口中。假如她風姿卓約，雖然會令我喜歡，但那夜就是另外的景象了，就是夜色下的性感，跟那夜在我心中的味道完全不同，與梅花的勇敢也無關了。
何謂話語的“在場”？
這是一個帶有存在主義的概念。在寫作中，我們尋求“在場”的寫作，即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存在於他的寫作活動之中。這看起來理所當然，但福柯認爲，作者看起來是表現自己的想法，但實際上在更大範圍內是一種來自“外部”的話語運作決定的結果。人們以爲我寫故我在，其實是我寫故話語方式在。
這也是結構主義的經典詰問：究竟是人說話，還是話說人？
於是我們苦苦追求“內向化”寫作。內向化寫作就是爲了擺脫“被話語所說”，擺脫外部作用的結果，使自己成爲話語真正的主體，也就是成爲“在場”的作者。
在場的文字注入了自己的感受，最大可能地創造了自己的語句。在場有多種層次，包括寫作中對時代命運、政治的感受性。
“在場”的言語更能打動人
我不想扯遠，我想說的是，言語跟寫作的道理一樣，都有“在場”和“不在場”之分。
爲什麼有的人滔滔不絕、言辭華麗的講話並沒有給我們特別的好感？因爲跟不在場的寫作一樣，他們有太多不屬於自己的言語，被太多流行的話語程式、套話所驅使。就像讀者不喜歡看那些大而空的文章，與其說是作者寫的，不如說是一種程式化的語言運作借作者的口表達了它自己。
不在場的言語一般要通過引語來呈現，比如“我覺得”之類。而在場的語言是直抒胸臆的，比如她說“梅花真勇敢”。因爲不在場才須引“我”而出；“我”在的時候才無須強調“我”。所以不在場的言語是一種“客觀式講話”，不但向他人表達自己想說的話，連自己也成爲一個需要交代的對象。這樣我們就跟自己的話語也產生了距離，那麼與他人的距離就更遠了，感染力就會打折扣。
而一旦說話者親臨自己的語言現場，距離就消失了，自然更容易拉近和他人的距離，不經意地打動人。
“在場”的語言往往帶有抒情性質
造成我們的表達不必出現各種形式的“我”的引用的，常常是一些抒情的表達。只有抒情纔不需要交代“我”，因爲“我”天然存在。所以抒情常常是“在場“的語言。
“梅花真勇敢”就是典型的抒情，如果加上“我覺得，梅花真勇敢”，抒情效果就大打折扣。“我”的出現就變得理性了，往往意味着“我”被自己的言語劃爲一個獨立的存在，而抒情的本質是忘我的。抒情是言說者真正意義的“在場”。
“不在場”纔是我們談話的常態
遺憾的是，“客觀式講話”，也就是“不在場講話”，纔是我們談話的常態。因爲我們懼怕在他人面前抒情，我們懼怕在他人面前失去“我”。忘我、抒情會讓我們出於一種相對脆弱的狀態，我們不能輕易在別人面前呈現這種狀態。我們越是在談話中強調“我”，就越是與自己的話語保持了距離，脫離了話語現場。
因此，當一個人對與另一個人的談話表現出了抒情性質，呈現出“無我”狀態時，這意味着彼此間的信賴和好感。我們終於親自在場於我們的言語中，這是人與人彼此之間優厚的款待。沒有誰有戒心，沒有誰想說服誰，也沒有誰害怕出醜，談話從客觀的間接轉爲主體的直接，與自身話語真正地同在。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