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課筆記
《宋朝的治軍特點與邊防困境》
主講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峯
宋朝有一支龐大的常備軍（最高時超過120萬），裝備也不差宋代製造工藝達到很高水平。
騎兵遠不如漢唐，主要因爲丟失靈州河西走廊的天然馬場。
武備衰弱最重要的原因出在宋的統治思想上。在官制的設計上充分發揮大臣之間分權制衡——中書三省和樞密院、三司分管政務、軍事、財政，互不統屬。同時統兵權和調兵權相分離。這種以穩定壓倒一切，犧牲效率來達到政治的安穩，纔是宋朝武力衰弱的核心原因。
宋朝皇帝文臣對軍事喜歡插手，瞎指揮，古今中外歷代軍事戰爭，誰越能賦予軍事將領有自由指揮權，誰越能取得戰爭勝利。“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多是小說家言，宋《武經總要》就是一批理論家閉門造車。宋太宗經常賜給前方將領陣圖作戰。後周世宗採取的是先北後南，宋太祖則反其道而行之，過於求穩錯過時機。不過宋採取求穩的政治模式，也是介於唐中後期到五代動盪的教訓，太祖也不是完全放棄北方，只是死的太早，否則很可能會早點考慮北方問題。
蘇軾文集中有不少談兵略的，可以看看
歷史的反思
我們對宋朝有“重文輕武”的印象而且似乎這個頭就是宋太祖開的，其實仔細研究宋史，遠沒有這麼簡單。趙匡胤以武力國，本人也是武人出身，不大可能會輕武的，而且在那種由大分裂和大動盪的年代，離了武力輕視武將想重振河山是不可想象的。趙匡胤充其量僅僅是防着武將，因爲耳濡目染五代的戰亂紛爭，武夫們無不擁兵自重換皇帝如同過家家，他不能不引起警覺。但因爲個人絕佳的軍事素養，讓他在作戰中懂得不能對武將管得太死。太祖只要派出去的將領必然用人不疑，授予其臨機專斷之權。例如曹彬滅南唐之役，出征前太祖就授予曹彬尚方寶劍，讓彬以此來約束部下，保證曹彬能絕對控制軍隊完成征服南唐的任務。這方面太祖一點不像太宗，不但不授予武將全權，還派監軍嚴格監督武將。就是這樣太宗仍然不放心，賜予陣圖讓其按圖索驥來打仗，武將只是太宗手中的提線木偶。
太宗習慣於在後方遙控，這樣雖然管住了武將但也束縛了他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戰爭其實也是一門藝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指揮軍隊的主官都失去了指揮權，何談指揮藝術。正是由於太宗的這種習慣，使得他本想解決北方問題而發動的兩次北伐均功敗垂成，他自己都受了箭傷一直折磨他到死，更可怕的是從此遼國成爲他終生難以抹去的夢魘。加之太祖朝以石守信爲代表的武將趁太宗對遼用兵之際，發動了一次政變意圖推戴太祖之子趙德昭繼位，但很快被太宗察覺而消弭。他嚴厲懲處了石守信和另一位武將，雖然這是一次未遂的軍事政變，但敲響了警鐘，讓他考慮戰略轉型。由戰略進攻遼國轉向戰略防禦，而且是一種消極防禦，這種戰略思想的轉型，促使了北宋後來一系列的變化，包括重文抑武、官僚政治，尚武精神就是在轉型中逐步失落，從東漢到隋唐延續了近千年的士族門閥政治也逐步爲文官爲代表的技術官僚取代，開啓了下一個千年的時代精神。這之後幾乎看不到武將威脅皇權，董卓、曹操、楊堅、李淵這些軍功貴族再無法主導歷史的發展，五胡十六國、晚唐五代走馬燈般地更迭政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也一去不復返。軍隊不再是對外征服的武裝存在，而是成爲維持社會治安的力量，國家也失去了對外擴張領土的雄心，民族精神不斷內斂。明不遺餘力修葺長城就是這種民族心理極好的反映。漢民族的精氣神也日益委頓，終於抵擋不住女真、蒙古和滿洲的鐵蹄，三次亡國，兩度被外族征服。而蒙古、滿洲建國之初尚且有馬上得天下之勇，可是到了王朝中後期也會出於穩固政權考慮，接受宋以來的治國思想，軍隊逐漸失去戰鬥力。否則很難想象，橫掃歐亞的蒙古鐵騎不到一百年就被朱元璋領導的農民武裝趕回了草原。滿洲更是如此，入關時的精銳的八旗軍到太平天國起來的時候根本用不了，只能靠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這些漢人招募兵勇。
我們再細想一下中國歷史更爲有趣，自從宋用320餘年奠定了這一套精密的文官制度以後，中國社會再沒有大的不安定因素。地方沒有藩鎮割據，中央沒有權臣，外戚宦官這些最容易侵奪皇權給漢唐君主造成無盡煩惱的東東一股腦都消失了。有人可能會說明代不是有嚴嵩、張居正這樣的權相，清初不是有鰲拜專權嗎？可是那要不然是皇帝授權，要不是因爲皇帝年幼無力親政。一旦皇帝不滿，或者年長隨時都可以收回權力。嘉靖帝不是在嚴嵩任首輔二十年後將其罷官，後來甚至都對他兒子處以極刑，他也乖乖就範。張居正就更是如此，死後不久就被清算，兒子也被逼死，不管是張居正主政十年還是嚴嵩主政二十年，都無法像曹操、司馬懿、宇文化及那樣培植自己的黨羽，篡奪皇權實現江山易主。
因此你才能理解，以嘉慶皇帝不過平庸之輩（嘉慶除了懲治和珅再無可稱道的作爲）面對和珅這位乾隆時代權傾朝野一人一下萬人之上的人物，只要乾隆一嚥氣嘉慶分分鐘就可以收拾他。他也毫無還手之力，乖乖束手就擒。這跟漢唐魏晉的權臣完全不一樣。似乎他們始終無法完成權力的傳遞，他們與楊堅、司馬懿這些權臣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獨立於皇權的力量，他們的權力來源都是皇帝的寵幸，這纔是他們最大的軟肋。張居正要想得到獨掌前朝的權利力，除了萬曆皇帝年幼，還要太后這些人的信任，甚至連太監馮寶他也得巴結。而一旦失去皇帝信任，他立刻如土委地牆倒衆人推。他是死的早，否則活着就可能會被清算。你再也看不到誰敢上演禪讓的遊戲，袁世凱終結了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心有不甘客串一把卻成爲人生最大的敗筆。歷史就是這麼喜歡跟人開玩笑，帝制的末了還有再搞笑一次。
談完權臣，我們再看看宦官這個也是一直令皇權憂心的因素。特別在東漢和晚唐，皇帝都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他們竟然能夠對皇帝行廢立之事，似乎皇朝成了他們家開的了只是沒有哪個直接坐上去。唐代的宦官還掌握了禁軍——神策軍，這就是他們跟皇帝叫板的籌碼，唐憲宗算是一位有爲之君，朝堂之上興利除弊，地方上積極推進削藩，力圖在他手上解決安史之亂後一直困擾唐帝國的藩鎮割據，也取得了不錯成績收拾了不少節度使，一度大唐有了中興氣象。可就在他武功方面節節勝利的時候，卻因爲跟宦官不對付，後院起火被掌握神策軍的宦官王守澄等人殺死在寢宮。一場轟轟烈烈的“元和中興”就這麼草草收場。
同樣我們印象當中明代宦官權力也挺大，而且他們也掌握軍隊——東廠和錦衣衛，可是明代跟東漢和晚唐的宦官發揮的作用卻截然不同，他們在威脅皇權上根本達不到東漢、晚唐那樣。一是明代雖然有宦官專權但數量少得多，真正有影響力的就是英宗朝的王振他唆使皇帝御駕親征結果發生“土木之變”，英宗被蒙古俘虜，但這只是唆使而不是脅迫。另外就正德時代的劉瑾和天啓時代的魏忠賢，其餘都談不上專權。可是即便如劉瑾、魏忠賢之流也達不到漢代宦官孫程迎立漢順帝，漢桓帝時期以單超爲首的宦官集團又跟皇帝合作剿滅了當時權傾朝野多年將皇帝玩於鼓掌的外戚樑冀，更不要說唐代掌握神策軍的魚朝恩、王守澄這樣直接威脅皇權的宦官。一旦天啓駕崩，即便貴爲九千歲掌握廠衛的魏忠賢也只能迎立並不親善的朱由檢，他無法隨心所欲立一個小皇帝自己繼續操控政權。崇禎也果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剪除魏忠賢，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地盤頃刻間土崩瓦解。
劉瑾則更倒黴，正德皇帝還在的時候就收拾了。還是跟權臣一樣，他們也如嚴嵩、張居正、鰲拜都要仰賴皇權之鼻息，他們始終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勢力。
從此真是君臨天下唯我獨尊，這就是唐宋之變後形成的政治生態。皇權終於登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皇帝成爲可以凌駕於一切力量之上的存在，他之下再無獨立的力量可以與之抗衡。皇帝是絕對專制獨裁，其他權力則被不斷分化瓦解，當然這套機制不是一蹴而就，宋只是開啓了唐宋變革的序幕奠定了框架，後來的蒙元朱明都做了貢獻。如朱元璋直接廢除宰相制度，從制度上再一次杜絕權臣的機會。在皇權之下大家都是原子化的，彼此之間都互相掣肘權力分散，唯獨皇帝大權獨攬高度集權。例如明代皇帝雖然喜歡偷懶，但着意培植內朝司禮監和外朝內閣兩股力量，前提都是在我控制之下，讓你們互相制衡。甚至將草召交給內閣稱“票擬”，批奏摺交給司禮監稱“批紅”，內閣有首輔，司禮監有掌印太監。皇帝可以消極怠工，但是隻要他想幹，分分鐘可以收回權力，你甭想在他偷懶時篡奪帝位。因此你纔可以解釋爲何明朝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嚴嵩獨理中樞擔任首輔卻做不到司馬懿的功業，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也；萬曆皇帝更猛三十年不郊不廟不朝，也沒有出現權臣干政。
這之後就是天啓皇帝喜歡木工活殆政七年，魏忠賢趁機專權，可是一旦天啓蹬腿崇禎入主，立刻沒魏忠賢什麼事了。再看晚晴，我們很多人怪曾國藩，他的湘軍立下蓋世奇功給動亂半壁河山的太平軍送了終，手握天下雄兵，爲何不敢爲漢人爭口氣打到紫禁城再來一次改朝換代。他卻老老實實裁撤湘軍，對京城慈禧恭王之爭也不聞不問，告誡子孫不要參與政治。曾國藩不是聖人，他也有私心，誰不想做天下之主，俗話說“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是他是明白人，知道這麼幹無異於找死。他清楚湘軍內部不是鐵板一塊暫且不說，就是湘軍之外的淮軍不容小覷，李鴻章的能力不在曾之下，只是他不願意壓着淮軍諸將和慈禧的調令，否則攻下南京的頭功就是淮軍的了。淮軍的裝備遠遠優於湘軍，劉銘傳這種悍將曾國荃就很難啃的動。
但凡曾有稱帝念頭揮軍北上，李決計不會坐視不理。慈禧在戰爭後期着力培植淮軍，可謂未雨綢繆。而且不是太平軍這麼鬧騰，連曾、李、胡、左、彭這些漢族新興將領都甭想出來，滿洲一直嚴密控制漢族和地方勢力。曾國藩這種做法和行爲，若不聯繫“唐宋之變”的歷史背景我們很難理解的。當
然要實現這個轉型也是要付代價的，天下本沒有免費的午餐。代價就是犧牲效率來維護皇權，維護君主專制，維持一種消極的穩定。秦漢以來的帝制在宋得到再一次升級，元明清不斷強化終於形成中華帝國頗具特色的超穩定結構。
剛纔的感慨發的有點遠，我們收回思想的野馬，再來談談宋太宗吧。到底是什麼力量最終讓他下決心改變宋太祖定下的“先南後北”爲重內棄北，逐漸形成內重外輕的局勢。
北方的遼那樣強大，“斧聲燭影”得來的江山讓他不敢掉以輕心（北宋初期太祖和太宗的政權交接可謂撲朔迷離，一改父死子繼爲兄終弟及，可是到他自己這裏卻又鐵了心要傳子。趙匡胤兄弟兒子無一不是死在太宗趙匡義之前）
趙匡義不得不考慮應該花更多心思在內政上，這次石守信的舉動就是一個信號。與其跟強大的遼國拼命不如將內部收拾妥當，穩固已有的成果。遼國雖兇猛畢竟遠在北國，不過貪圖金銀糧食美女，可是太祖留下的這幫武將個個都是如狼似虎，他們纔是眼下的心腹大患。這樣的焦慮使得太宗對解決外患越來越沒有興趣，他逐漸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國家內部。改變趙匡胤對遼用兵的積極防禦政策，開始轉向對遼國消極防禦。北宋最終在太宗朝和真宗朝定型了重內輕外的政治方略。
另外爲了約束那幫驕兵悍將，將太祖的“防武”策略進一步發展成“抑武”。這雖然有矯枉過正之嫌，但此時的太宗也顧不了那麼多了。“抑武”的一個重要步驟便是“崇文”。說到“崇文”太祖並沒有大規模的發展文官隊伍，真正發展的是太宗。太宗一次科舉的進士是太祖乃至隋唐時期一次錄取比例的十倍，第二年又繼續開科取士。通過海量選拔，文人士大夫逐步走上政治舞臺，官僚集團開始成爲左右帝國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沒有軍功的根基，完全是因爲太宗真宗父子的器重纔有今天的榮譽和地位。勢必對太宗真宗父子感恩戴德，而且也是有力的制衡武將的政治勢力。這時候不需要太宗操心，他們都會打開腦洞牽制武將力量的發展。攻城拔寨不是文官們的特長，繼續對外用兵只會增加武將在朝中的籌碼，厭戰、重內輕外勢必也將成爲他們的選擇。因此不管是因爲太宗真宗是他們權力來源，還是因爲考慮自身在朝中力量發展來考慮，他們都會是太宗堅定支持者。你們不能怪太宗“以國謀私”，這就是人性，他首先考慮不是國家的發展而是他個人和子孫是否能控制這個國家。
由於他的這點個人私心，最終導致整個帝制中國的走向發生決定性變化，我想這種變化也就是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先生提出的“唐宋變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