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2017年11月2日《溫州日報》
今年是瑞安大儒孫鏘鳴誕辰200週年，瑞安市將於本月下旬舉行紀念大會。孫鏘鳴從清同治四年（1865）釐定蘇州的《正誼書院規條》開始至逝世，“四十年間所掌書院，其大者五：曰姑蘇之正誼，金陵之鐘山、惜陰，滬濱之龍門、求志。”（宋恕語）。其中任職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是上海龍門書院，開創了“據舊學之基礎，展新學之鑽研”之良好院風，爲我國近現代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
任山長十年
上海龍門書院，是今天上海中學前身，創辦於同治四年（1865），上海道臺丁日昌創設。光緒十年（1884），龍門書院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倡西學、購西書、學西語。光緒三十（1904）改爲道立龍門師範學堂，1912年改爲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7年改爲江蘇上海中學，是當時上海最高學府。龍門書院既植根於傳統，延續了傳統書院的精神命脈，又深受西學的浸潤與濡染，積極容納異域新知。
《上海中學校史》載，光緒十年（1884）至二十年（1894），孫鏘鳴任龍門書院山長，達十年之久。《孫鏘鳴集》載，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至杭，至滬，主講龍門書院”，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命次子詒績抵滬後“促上海道龔觀察於龍門書院築室數楹，爲山長攜家之所”，龔觀察是指時任上海道臺龔照瑗。
光緒十三年（1887）四月初，孫鏘鳴到滬。四月下旬，孫鏘鳴由龍門書院赴南京，兼長鐘山書院，作《戲爲雜詩寄遜學翁》有“八行書尺非靈券，竟向西官乞寶符。今日始知山長貴，不容關節到龍圖”。孫鏘鳴原注：京朝官請託私函，俗謂之八行書，龍門肄業生額三十六，今出缺三。求者紛至，竟有挾外國領事官書至者，擲還不收。士習卑鄙至此，向所未聞。
經過一年時間，年底，購得新居修理一新，“可省兩番（上海、瑞安兩地）往返之勞”，遂在上海度歲。
率先倡導西學
宋恕《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說孫鏘鳴“創置局譯西籍於龍門也，尤爲他賢掌教所不敢者。蓋當先生掌龍門時，通國議論蔽固甚，如李公鴻章及侍郎郭公嵩燾，皆以昌言西洋政法之善被大詬，幾無所容其身”。孫鏘鳴在龍門書院倡導西學，購西書、帶頭學外語，不但需要勇氣，而且還要一份智慧。
早在光緒八年（1882），李鴻章的《復孫蕖田讀學》一函中就有探討西學的實用性及學習西學的途徑等內容，“夫西學在它日必有實用，惟門徑甚多，要自語言文字入手”，學習西學先要學習外語開始。光緒十四年（1888），孫鏘鳴著《止庵讀書記》，附有《龍門書院讀書日記》一葉，寫有《西洋效中國音》及《西洋稱謂》。
《西洋效中國音》記載中西文的對應音譯，比如“孔夫子（康弗育休司），孟夫子（蠻弗育休司），北京（納俺開音），廣東（鉛湯），上海（秀哈哀），道臺（搿他愛），知縣（起憲）”。《西洋稱謂》中記有“父（法特），祖（藍法特），子（生），孫（搿藍生），女（道偷），孫女（搿藍道偷），母（墨特），母舅（墨特納而恩克而）......姨母（墨特納而挨恩脫），姑夫姨夫（挨恩此吼司盆疊），夫（吼司盆疊）”。
孫鏘鳴總結“此等字旨，試推其義，恩克而爲長輩兄弟，勃勒頭爲平輩兄弟，愛爾頭爲年長，盈搿歐爲年少，挨恩脫爲長輩姊妹，昔司偷爲平輩姊妹，音牢則姻親與家人同情者也”。
龍門書院學生姚明輝回憶，“斯時，院內羣處三四十人，長者四五十歲，幼者一二十歲，長者領導，幼者附從，據舊學之基礎，展新學之鑽研。一因徐匯天主教已有天文臺之設置；二因製造局翻譯館已出西學之新書；三因求志、格致兩書院之開風氣；四因耶穌教學堂之教授科學；五因英人李提摩太廣學會之譯書日出；六因張煥綸設梅溪書院，仿新學堂之模樣，龍門社會蒙其影響，而姚文棟歷東西兩洋十二年而歸，紹介其見聞所得，故乃發求新之大欲，啓請院長孫鏘鳴大置新書，購天地之球儀，展中外之輿圖。治算術則紬繹九章，觀星宿則攀登屋頂。科學、哲學、教育、政治，自我學習，朝此夕斯。理窟開而思想放，知識張而意氣豪，開風氣於士林，播風聲於社會”。在龍門書院時，孫鏘鳴還購置大量翻譯的西書。據同治《上海縣誌》記載，龍門書院前期的藏書以經、史、子、集四部圖書爲主。而民國年間修撰的《上海縣續志》所列龍門書院存院書籍，較《上海縣誌》記載的數量新增了172種。其間，中國經史舊籍所佔比例已不足三分之一，而翻譯的西書佔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包括《幾何原本》《制火藥法》《汽機發軔》《化學鑑原》《代數術》《光學》《天球儀地球儀》等新學、西學書籍，涉及數學、格致、光學、聲學、化學、土木、手工、航海、礦石、冶金、兵炮、博物、測量、繪圖以及外國教育、歷史、地理等各個方面，還有很多地圖。
龍門書院學生沈恩孚回憶說，“所研除理學外，或兼經學小學或兼文史掌故天文算術，或兼工詩古文詞，至少必有一二專長”。同爲龍門書院學生的袁希濤，除了研習宋儒性理之學外，亦“治漢儒通經致用之學，旁及天文、地理、博物，凡當時號爲新學者，靡不畢窺，而於國故，地理尤精“。
問增飛在《上海龍門書院文化空間研究》一文總結，“傳統學術在西學的浸潤與濡染中逐漸融入西學元素，緩慢嬗變。龍門書院深蒙影響，書院學術也逐漸增添了西學的成分，進而融西學於傳統之中，使師生治學的學術氛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自孫鏘鳴接任山長之職開始的”。“其主講時期，順應趨新、趨西的時代大潮，大量購置西學書籍存入院中，供師生閱覽，且主動學習英文，與院內師生共勵共勉，使龍門的西學氛圍日漸濃厚，以後的幾任山長，大體沿襲了這種中西結合的講學之風”。
弟子多人才
孫鏘鳴在龍門書院十年，不但結交了志同道合的良師益友，也培養一大批“學西學、辦新學”的棟樑之才，比如袁希濤。
袁希濤，光緒十二年（1886）以諸生肄業龍門書院，是孫鏘鳴當山長的學生，龍門書院西學教育影響了他的一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舉，任廣方言館教授。光緒三十年（1904）赴日本考察教育，議改龍門書院爲師範學堂。籌設復旦公學、太倉州中學，被任江蘇學務議紳、上海總工程局議董。曾赴天津任學署總務科科長兼圖書科科長。入民國，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長，後任教育部次長，1919年赴歐美考察教育，歸國後擔任江蘇教育會會長。籌商將德人創辦的同濟醫工學堂(現同濟大學)收回國辦，遷校於吳淞。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有良多的貢獻。
此外，在龍門書院學習的，也有瑞安人，如林慶衍，孫鏘鳴的兒子孫詒均、孫詒澤。
上海中學校慶紀念冊《史品上中：菁英教育的縮影》評價孫鏘鳴一生“其教人也，因質施術，不強一途”，“門下著籍蓋數千人”，倡西學，購西書、學西語，“主持龍門書院，以身作則，是我國近代最早用實際行動提倡學習西方科學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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