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小宇 原載於2016年12月31日《浙江大學校史研究》
近日來，我在收集宋恕在杭州的蹤跡史料中，發現紹興文理學院上虞分院鍾小安老師《宋恕在求是書院任教時間考辯》一文，此文2011年刊登在《魯迅研究月刊》第10期，2012年以《史志纂寫考辯二題》爲題，以“宋恕在求是書院任教時間考”爲部分內容刊登在《社會科學戰線》第7期，2015年11月《浙江大學校史研究》進行全文轉載。鍾小安老師分析了不同文獻中宋恕在求是書院任教時間“1899年”、“學校創辦次年”、“己丑年”、“1901年”四種說法，最後確認宋恕在求是書院任教時間爲1901年，但沒有具體月份和日期。
宋恕(1862-1910)，字燕生，浙江省平陽縣人，後移居瑞安，近代啓蒙思想家，與陳黻宸、陳虯並稱“浙東三傑”，瑞安名儒孫鏘鳴的女婿。著有《六齋卑議》等，他抨擊程朱理學，主張變法維新、設立議院、開設報館、興辦學校、振興工商等是晚清維新派的代表人物。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二十八日，宋恕在《致孫季穆書》書信中記載“是日爲進求是書院之第一日---五月十九日也”。孫季穆是宋恕的妻子，這封書信是向家人報平安的信，《宋恕集》刊登了此信的全文，書信的原件收藏在溫州博物館。2010年12月，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了溫州博物館編的《宋恕墨跡選編》，刊登了原信的影印件。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十九日是宋恕受聘爲求是書院中學總教習的時間，“孟冬辭館”，先後在館四、五個月。
一、名士推薦就聘書院
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月二十八日，孫寶瑄推薦他應聘杭州求是書院。“頃得陳仲恕來書，求是書院總教習馮夢香因病辭館，院正陳仲恕力薦先生任此一席”，陳仲恕即陳漢弟，時任求是書院監院，負責書院具體事務。孫寶瑄與陳漢第是同鄉既好友，並與求是書院有緣由，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求是書院總理陸懋勳想辭職，曾指派童亦韓前往上海邀請孫寶瑄擔任求是書院總理一職，並說“求是書院關浙江一省人才之消長，...若一時無人肩其事，則已成之局勢將墮廢，良可惜也”，後因“杭州諸老，以爭俄約病餘，故於求是書院事，肆其阻力”。
同時，孫寶瑄又與宋恕友情甚好，孫寶瑄雖功名不顯，卻沉迷學術，交友廣泛，他與宋恕及章太炎、梁啓超、譚嗣同、汪康年、夏曾佑、張元濟等維新人士都有來往，是“舊式文人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型的代表”。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十四日，孫寶瑄通過其兄孫寶琦，與宋恕相識於上海，之後，兩人在滬來往密切，孫寶瑄在日記中記載“ 餘比年僑寓海上、與先生交最密”，“凡讀書、論世，一得力於先生，心中師事已久”，對宋的人品評價爲“宋燕子先生風節爲當今第一”，對宋的學術水平極爲推崇，“鄰優宋榮字，平情察物理，學術貫古今，理亂掌中指”；“其於古今政治利弊，民情隱微，瞭然指掌，蓋曠世之大儒也”。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初八，宋恕離瑞、十一日抵滬，“晤邱廣文知上海求志書院一席已被人奪去”，其實，宋恕在上海求志書院的教席，在去年9月新任監院邱贊恩等有意更動，宋恕也做好離職準備，“遣家眷離滬回瑞，本人（離開書院）則住胡庸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二月初，宋恕離滬回瑞“奔岳父之喪”時還沒有明確是否離職。
宋恕到上海第二天即十二日，孫寶瑄就上門拜訪“聞燕生到，造其客舍，已他出”，孫寶瑄留貼“聞公到，狂喜！午後一二點鐘，請在客舍稍待，當趨談也”；十三日，孫寶瑄“日中訪燕生，偕至雅敘園縱譚”，十七日，“日中訪燕公，與偕至雅敘園小酌”，宋恕是十七日下午（或晚上）離開上海赴杭，他在上海七天期間有三天與孫寶瑄在一起的，可以看出他們友情多麼深厚。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十七日，宋恕從上海動身坐“無錫快”赴杭，十八夜到杭州武林門外，十九日早晨，先到客棧，隨至養正書塾，託其教習轉告求是書院。“少頃，該院總理陸太史衣冠來拜，且致關書，關書乃總理出名”，陸太史即陸懋勳，字勉儕，“衣冠”意思是着正裝來拜訪，並且出具由總理正式“簽發”的關書（聘書）。之後、“監院陳君仲恕來拜，隨遣轎來迎入院”，宋恕到求是書院報到時，接待是比較隆重。
入院後，宋恕對求是書院印象良好，一是自己的住所大而明，“房間甚大，比去年借住之上海某學堂樓房殆大四倍，又甚光明”，“樓下另有一房歸我獨用，榻、幾、案之屬皆備”並配有僕人。二是書院規模大，“該院地廣近四十畝，同事二十餘人、學生百人、僕人二三十名”。三是經費多，“每年經費則萬有二千餘元，爲杭城大書院之最，蓋養正年費八千元，敷文、崇文、紫陽、詁經皆止年費三千左右也”。四是學風自由，“監院陳君頗能脫除官紳習氣，假學生以議論自由之權，教習亦多通品，故學生頗多思想發達”。
二、雜糅中西限規不立
五月“二十日上半日升講堂”即到院第二天，宋恕就開始上課“出《言志》題，使各作文一篇以察其志”。其實，宋恕在就聘求是書院之前，已有豐富的教習經歷和經驗。光緒十八年（1892），經李鴻章派充爲天津水師學堂教習委員，曾起草《條陳水師學堂事宜稟》提出“切實考求本堂諸弊漸滋、學生出色尚少之所以然，並推求中國水師未能爭雄歐洲之所以然”的辦學建議；光緒二十年（1894）代岳父孫鏘鳴閱上海求志書院癸巳冬卷，並代出本年秋季史、掌二齋課題；
光緒二十二年（1896）先後應海寧崇正講舍聘、安瀾書院時務專課。
宋恕主張變法維新並著有《卑議》，其中對書院教學內容提出了改革建議，在《卑議變通篇》“四科章第二”中，提出“課題改分性理、古事理、今事理、物理四科”，性理題出諸孔、孟、老、莊及印度、波斯、希臘、猶太諸先覺師徒經論；古事理題出諸內外史傳；今事理題出諸現行律例、現上章奏及外國現行律例，年、季、旬、日各新聞紙；物理題出諸新譯歐美人所著各種物理書。按照現在學科分類，涉及哲學、歷史、法學等社會學科及天文、地理、光聲化電(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
浙江大學金燦燦在《求是學院“中學教習”考述》一文介紹，求是書院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最早的新式高等學堂之一，在教習人選上、教學內容上、教學方法上“展現中國近代教育在這一時期兼課中西、救亡圖存的文化特色”。
宋恕在求是書院教學內容上雜糅中西、包羅文史哲，遠超傳統的科舉八股範疇，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九月授課的課題，分別有動物學題、論理學題（邏輯）、論理學題等，動物學題問：“世界動物皆有知覺。夫皆有知覺，必皆有言語，但蠢簡靈繁，相去甚遠。昔姬期分職，與言專掌，孔聖之門，或通鳥語。……今白人精察，新得可驚；赤縣古書非誣昭矣！但目界、鏡界恆沙羣動悉接其聲，悉解其意，遙遙來日，果有期歟？”；有論理學（邏輯）題雲：“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舉例”；社會學題雲：“國多海濱，民易進化說”。有歷史課題雲：“明末張李之亂考略”。在宋恕之前的海寧崇正講舍的課題中，也體現了“中西雜糅、包羅文史哲”特色，光緒二十四年（1998）六月課題就有經濟題“海寧商業盛衰論”、“海外經濟家有自由、進步兩黨，其持論孰長？”；農業題“農學校賦以日本設農學士科名爲韻”、“茶市賦以邇年茶業江河日下爲韻”；歷史題“（日本）創陽明學會、學報爲開宗明義第一章，諸君子豈有意乎？”，物理題“鐵路原始”、“電燈原始”等。
在教學方法上，宋恕重個性，強調啓發式教育，課堂教學以學生自行研讀爲主。求是書院學生許壽裳回憶說“餘年十九在杭州讀書，最得益的老師是宋平子，他勉勵學生要思想自由，不受前人束縛，要論理精嚴勿蹈馳鶩空虛之弊，他的教法因材而施，令學生於經史子集任擇、從事並不限定一科，所以學生的思想大闢”。求是書院學生錢均夫（錢學森的父親）也回憶說“宋氏在求是書院未到一年，學生受益甚多，校風頓變”。
杭州萬佳在《求是書院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極其辦學經驗》一文，提到“聘請平陽人宋平子主講國文，他博聞強記，學問精深”，“自從被聘爲求是書院漢文總教習後，他在教學中注重啓發，先有學生自己閱讀、研究，有疑問再做解答”，“從此，養成學生重自修、重思索的風氣”。
紹興文理學院錢斌在《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與求是書院事蹟述略》一文介紹，蔡元培與求是書院師生的交往影響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蔡元培與求是書院教員交往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與宋恕的交往。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宋恕到求是書院的第三天，蔡元培第一次拜訪了宋恕，至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三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裏，兩人見面有記載的就有16次。其實，蔡元培早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在宋恕來求是書院兩年前，就與求是書院師生開始交往了，爲何錢斌認爲蔡元培與宋恕交往最具有代表性，主要是宋恕對蔡元培學術思想和教育方式的影響，蔡元培對宋恕的《六齋卑議》作出“新會罪言，知行合一，責在時賢”的評價，蔡元培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較全面地介紹了宋恕學術著述，稱“與康、譚同時有平陽宋恕、錢唐夏曾佑兩人，都有哲學家的資格”，康是指康有爲、譚是指譚嗣同，夏曾佑三位都是維新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把宋恕與他們相提並論，他評價“燕生月旦人物，推論事理，不愧明通”。杭州學者楊際開說，“宋恕的思想對蔡元培人格形成打下了深深烙印”。
三、作詩八首 留別求是
宋恕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十九日就聘求是書院中學總教習，十月左右辭館，先後在館四、五個月。宋恕在《上俞曲園師書》（1902年8月13日）中，說出了辭館的原因，“其夏應求是書院之延往杭，雖承諸生謬重，而與院中同人新舊兩黨意見多相左，遂於孟冬概然辭館”，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月，求是書院總理進行替換，陸懋勳離職由勞乃宣接任。
與新舊兩黨有何種意見相左？宋恕在《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註解中提到，與舊黨相左：“諸生所業， 例定於師，畫一責遵 ”，而“自恕（宋恕）承令，取法象山，限規不立”，與學生是“夜夜共談心物理，朝朝同對質文書”，“心、物理”即“心之理”、“物之理”，就是探討人生追求、人生信念；探索事物的本質、發展規律；“質、文書”即“樸實”、“文華、 華麗”之書，就是博覽衆書、不論樸實還是華麗的書籍都要兼顧。這是宋恕學習的方法。而“同院中以浮囂爲新，閉塞爲正者，遂皆冰炭矣”，宋恕是從清代僕學旁證博引的學術方法向探究性理、古今事理、物理的關心轉變，無疑是觀念與方法上的突破，與舊黨大概是教育方式不同。
與新黨意見相左：“勞玉初史部來作總理，於諸同職慨續延”，“（我）與（勞玉初）約先開講堂吐宗旨，視離合爲去留”，“史部不願，即日辭席”，玉初是勞乃宣的字，他是理學家，信奉程朱理學，宋恕是佛學家，以佛理開智，大概是學術思想和教育理念不同，而道不同。之後，宋恕在《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中發出了“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生能舉隅”，幸運是求是書院的學生給他半尺講臺“能舉隅”的感慨；雖然“菊殘桐盡拂衣去’’，但忘不了“別意王、吳未易圖” 的悲傷情景。
宋恕辭館前後，孫寶瑄曾相勸宋恕“求是一節，弟已函覆仲恕兄，度足下曾鑑及矣”，併爲陳漢弟辯解，“仲恕兄人極好，請（公之來求是，非勉齋之意，系仲恕獨斷）”，同時，陳漢弟對求是書院一事，也作出解析“求是非漢私設，一切但求心之所安”，“凡前次略有不合公理之處，恭求詳細報告，以便遵改”。“求是”是指求是書院，“漢”是陳漢弟的自稱。
十月，宋恕辭館後，“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諸生頻來侯，愧感厚意... 作詩八章留別”。“諸生頻來侯”中“諸生”是“求是書院高材生十餘人”，宋恕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月十二日日記“贈（書）求是書院諸生許、沈、施、鄭、李、戴、汪、程、孫、張、史、吳、厲十三人”，許是許壽裳、沈是沈祖綿、施是施霖、李是李炳章、戴是戴克敦、張是張德驤、史是史久光、厲是厲家福。孫、汪、鄭、程、吳五位是誰？孫可能是孫智敏杭縣人，汪可能是汪寶珊。
宋恕雖離開了求是書院，但與求是書院師生來往還是比較密切。宋恕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至四月的日記記載，三月初一“又晤（求是書院學生）許、李、施、戴、沈六人於吳房，皆見我而來者。厲亦同來”，初五日“午下侯高夢旦...復過仲恕晤談...學生許、李、沈、施、鄭五人將至旗營訪我”，三月二十三日“高夢旦、陳仲恕、汪萬峯同來，仲恕贈手畫山水扇一柄”，一直到四月初九離開杭州赴上海爲止，但離杭前一天即初八日，“求是書院許、李、沈、施、厲來送行”，初九日“動身...高夢旦來送行”。從上述交往及宋恕在病期間“諸生頻來侯”來看，宋恕與求是書院是“人走茶未涼”，“藕斷絲還連”。
宋恕在求是書院教習雖只有短短四、五月，但給求是書院留下了教習要“中西雜糅、包羅文史哲”和學生要“重自修、重思索”的優良風氣，並一直影響至今。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