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象一下這個場景：
一個三口之家，父親因事在外流浪，剩下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和中年母親相依爲命。有一天晚上，家裏來了許多客人，歡聚一堂。那一刻，母親要求吟遊詩人改唱一首更歡快的歌謠，可是，她的兒子說話了：“母親，回到樓上自己的房間去，紗紡織布纔是你分內之事……講話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爲最，因爲此刻的一家之主是我，我掌握着整個家庭的權力。”
一個乳臭未乾的小男孩，卻喝令一個精明練達的中年婦女噤聲，你們是否覺得這一幕非常的荒誕呢。
這一幕來自荷馬史詩中《荷馬史詩·奧德賽》，兒子叫做特拉馬庫斯，母親叫做佩涅羅珀，父親就是英雄人物奧德賽。
2014年，現代英國著名學者瑪麗·比爾德應《倫敦書評》的邀請發表關於女性與權力時，開篇就引用了《荷馬史詩·奧德賽》中荒誕的一幕。正如瑪麗·比爾德在《女性與權力》的前言所說：西方文化在“讓女性閉嘴”這件事上，已經有幾千年的經驗。
瑪麗·比爾德是英國國寶級人物，是英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院的成員，在全世界享有學術聲譽。目前，她是英國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古典學教授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古典學編輯。在中國出版評分最高和最暢銷的書籍是《羅馬元老院與人民》。
其實，不止西方文化有“讓女性閉嘴”的傳統，東方文化也有相同的歷史遺毒。
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禁止日本皇室女性成員在公衆面前發聲，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美智子皇后。美智子是平民出身，嫁入日本皇室後陪同明仁出現在公衆場合時，多問了幾句，便會遭到“目下沒有殿下，太愛管閒事”的批評。類似的事情可以說不勝枚舉，致使婚前活潑開朗的美智子犯上“失語症”和憂鬱症。
在中國一些重男輕女的地區，比如福建閩南，常常《奧德賽》中類似的一幕：年少的兒子當衆呵斥母親，讓她閉嘴趕緊回家做飯。這些地區的女孩子，只要一張開嘴，任何一個男性都有權阻擋她說話：“一個女孩子，講什麼講”。
就像瑪麗·比爾德在《女性與權力》所說：“招致攻擊的並不是你所說的話，而是你在說話這個事實本身。”
可以說，讓女性閉嘴，在中西文化都有悠久的傳統。
但是，控訴西方文化對女性的不公平並不是瑪麗·比爾德的用意所在。
《女性與權力》收錄了她的兩篇演講稿：《公共領域中的女性聲音》和《女性與權力》，從文化敘事的角度揭示將女性排除在權力之外的深層文化結構，試圖喚起人們對女性與權力結構之間的反思意識。
福柯說，性別不平等並非自然產物，而是歷史構建，權力支配是非常識性的，非自然的。而瑪麗·比爾德通過古典文獻揭示，以男性爲主導構建的權力體系裏，女性獲得權力的便捷途徑是：雌雄同體。
雌雄同體，就是讓女性看上去頗像個男人。
瑪麗·比爾德是2017年發表《女性與權力》演講，當時全球最有權勢的女性是安吉拉·默克爾和希拉里·克林頓，他們在公衆場合一貫穿着衫褲套裝，或至少習慣穿一條褲子而非裙子。
這個現象到2019年稍微有點改觀，美國衆議院長南希·佩洛西和英國首相梅姨在公衆面前，穿裙子的次數多了起來，上半身仍是襯衫西裝。
除了衣服之外，女性接近權力核心還得練習自己的發聲。
瑪麗·比爾德以19世紀80年代小說《波士頓人》爲例表明當時男性的立場：女權活動家在公衆場合說話聲音的污染性，像疾病一樣傳播，並且對社會生活造成毀滅性影響。類似的言論，古已有之。
瑪麗·比爾德讓我們看到整個古典時代的文獻都一再強調：與女性的聲音相比，渾厚低沉的男性嗓音中天然蘊含着權威性。這套核心觀念仍然影響着我們看待公共領域中女性的聲音方式。
現在人們形容女性在公衆場合發言的詞彙大多是“喋喋不休”“咄咄逼人”等，最近的例子美國總統特朗普與衆議院院長南希·佩洛西因關閉政府的存在意見分歧的敵對狀態。
特朗普對着記者的鏡頭說，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比哭哭啼啼的舒默和佩洛西值得尊敬多了。
請注意：特朗普用“哭哭啼啼”形容舒默和佩洛西迴應邊界牆的發言，顯然他把舒默當成女性一樣看待了。
因此，在一個男性爲主導的世界，女性想要獲得權力就得訓練自己的發聲，就像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一樣，不能發出女性纖細、尖銳的聲音，應該是低沉渾厚的聲音。
但是，瑪麗·比爾德指出“雌雄同體”或許是個短時間內便捷的法子，但並未觸及問題的本質。至於當代女性應該如何合理地獲得權力，瑪麗·比爾德在《女性與權力》中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建議。
她就是清醒地指出問題所在:你無法將女性輕易置於一個已經被男性化編碼的架構裏，你必須改變架構本身。換句話說，必須重新定義權力。
瑪麗·比爾德所構想的權力的新定義，是一種“產生效用”、爲世界帶來某種改變的能力，以及被認真對待的權利——無論是作爲個體還是作爲一個整體。被認真對待地待的權利，首當其衝就是認真地傾聽女性在表達什麼，而不是延續西方幾千年的文化傳統——讓女性閉嘴！
原創文：靈林玖玖，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