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哪个更科学？
《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的作者是特立独行的猪先生，写的是民国文人的爱情故事。作者写了20对情侣之间的故事，有一见钟情、相伴一生，有移情别恋、朝三暮四，也有父母包办、自由恋爱。
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网络快，一生会爱很多人吗？看他们的故事，体会真实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带着现代的世俗眼光，追其究竟。
爱情是一种互相吸引的感觉，必须有相同的能量，才能一见钟情。
朱生豪和宋清如的爱情是有共同的爱好，志趣相投。朱生豪说：我是，我是宋清如主义至上者。他们用书信传递感情，更多的是真诚与痴情。
钱锺书与杨绛的爱情与朱生豪宋清如的爱情类似，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支撑着他们一路走来。在杨绛的《我们仨》里，有详细的写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点点滴滴，为自己爱的人写书，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把深刻的事情，变成文字，记录生活，回忆不再是虚空，有具体的载物，敢问几人能有？
民国时期的自由恋爱都是先写信，看对方怎么回应？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动作。女方内向的不敢回信，或者是害羞不敢直接面对，但看男方脸皮厚，直接去找，总有千万个理由能让两个人走在一起。这便是爱情，也有厚脸皮的元素。
但也有包办的旧式婚姻，两个人不曾见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共入洞房，掀开盖头才得知余生要过日子的人长这样子。面貌都不知道，别说性格和为人处世。但扶持到老的夫妻还是居多。他们被灌输的概念就是择一人，过一生。
思想自由后，大家越来越渴望婚姻自由。可近年来离婚率的增长，大龄青年的不婚主义，真的好吗？大家都在找寻灵魂伴侣，在相信真爱的谎言里等待缘分，一步一步地混大年龄，父母焦虑地为子女筹办相亲，还得不到子女的理解。他们大多觉得父母烦，管得甚宽。
如果等不到相知的那个人，找个人陪伴将就地过日子有何不可？
大多数人不愿意将就，遇事就吵，不合就分，各自寻找，总觉得世界上那么多人，总有一个适合我，可真正的适合是懂得包容与改变，不然哪里来的合拍？我们平日里所学的知识与在生活中的见识，圈子的大小，是爱情出现的机率。有了初见的冲动，热恋的激情，磨合的矛盾，最后归结为平静，这日子是婚姻，平淡而又复杂，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变成完美的婚姻，现实会把爱情折磨变没，婚姻需要责任来维持，身边诱惑太多，不得不静下心，把日子过成诗，把对象当西施。如果遇不到相知的那个人，一个人抵抗不住孤独寂寞的时候，找个人陪伴一生也是可以的。
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对它持有的态度。
比如朱安，她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嫁夫从夫，在夫家完全没有自我，不管丈夫对他如何，她认命，从不反抗。甚至在老年时，接受第三者给予她的经济补助，还会说她是个好人。换在现代，这样的女人估计是不会有的，女性的独立意识，赚钱能力，都不会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比如许广平，明明漂亮有能力，但就是喜欢跟鲁迅在一起，作为第三者，跟鲁迅一起生活，为了爱情，不顾世俗的眼光。她仍然过得心安理得，甚至熠熠生辉，她把爱情看得比名正言顺的正妻更重要吧。
比如沈从文，比妻子张兆和大八岁，婚前猛烈追求，婚后移情别恋。出轨的人叫家里妻子怎么想呢？可能直到死的时候也没能和解吧。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的遗稿时，才慢慢地理解他，或许又不是真切的理解，只是觉得他原来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比如胡兰成，胡兰成说：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又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男人怎生得如此脸厚？用情不专，还甚有理。
比如张爱玲，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在一次一次的失望中，终于看明白，甚至还很潇洒地把30万稿费给他作为分手费，可见她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奇女子。失败一段婚姻，再遇见另外一段姻缘，未尝不可。不必在同一棵树上吊死。
旧式婚姻未必就一定多么的坏，其中未必就没有爱情，只不过这种爱情总得婚后才能产生，不像新式婚姻， 是先产生爱情后结婚。但是话说回来，谁又能保证结过婚后当初的爱情就不会消退呢？因此婚姻说到底还是责任更多一些。——张幼仪
其实不管是自由恋爱，还是旧式婚姻，人们自身的认识和与之寻找的人的匹配程度很重要，在岁月中成长，感情难免会变。在婚姻生活中，像张幼仪说的，更多的是责任，还有担当。
本以为《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会是一个个完美的爱情故事，不曾想也有悲欢离合，缘聚缘散，看来爱情不一定完美，婚姻不一定是爱情。但曾经这份感情，一刹那间的爱意，像是湖边吹来的微风，温柔细腻的潜入人心底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