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上 |徐愛| 十二
（王陽明對文化傳承和國家治理的看法）王陽明又說：堯、舜之前，原始社會時期的政策顯然跟不上時代，過時了，留着沒用乾脆刪掉。
周朝之後的社會政策沒什麼可學習的，無非是披着仁義的外衣想方設法壯大自己，打仗搶地盤，然後改朝換代（魯迅所說：中國的歷史就兩個字——喫人）。所以周朝之後的社會政策也應該刪掉。
唯獨夏、商、週三代的政策有值得學習效仿的地方。
可是現在的人討論起夏、商、週三代的治世方法卻抓不住核心問題（存養天理，格除私慾），只關心那些沒用的細枝末節（複雜的禮節儀式等繁文縟節）。所以三代的治世方法一直得不到恢復。
又日：“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
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
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
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
矣
傳習錄上 |徐愛| 十三
（王陽明對歷史的表象和歷史的本質之間關係的看法）徐愛問：以前的人談論《六經》，認爲其中的《春秋》是史書，史書是專門記事的。其他五經是講道理的。《春秋》恐怕和其他五經的題材和內容不一樣吧。（徐愛質疑《春秋》這本書的價值）
王陽明說：記事的書叫史書，講道理的書叫經書。事是人做的，道理是人講的，人做了事，道理也就從事中產生了。所以事就是道理，道理就是事。
所以《春秋》可以看做經書，《五經》也可以看做史書。《周易》是伏羲時代的史書，《尚書》是堯、舜之後的史書，《禮儀》《樂經》是夏、商、周的史書。記的事一樣，講的道理也一樣，沒啥區別。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
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
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
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
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
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
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