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剛先生的《蘇軾十講》是一本安靜的書，這安靜鑲嵌在文字和敘述裏。按照朱剛在本書前言中的自述，《蘇軾十講》一書脫胎於他主講的“蘇軾精講”這門課程，這門課講來講去已有十餘年了，即便如此，還沒有把蘇軾講完。
讀完《蘇軾十講》一書，我想起的是切斯瓦夫 · 米沃什的一首詩《禮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裏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爲一人並不使我難爲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蘇軾是公元1037生人，亡於1101年。享年64歲。這個人距今已有一千餘年了，可是不論怎麼看他，都活生生的。
蘇軾的詩與文，我喜歡讀，他的人生起伏，我也願意多知道些。我在詩文中讀出來的蘇軾，不是寫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那個人，也不是“料得年年斷腸處，短松岡、明月夜”的那個人。我想在詩文見到的是被稱爲蘇軾、蘇子瞻、蘇東坡、蘇學士、蘇文忠公的這個人。《蘇軾十講》正好滿足了這一念想。
流傳至今的蘇軾詩文，一般是從他二十一歲中進士開始，到六十四歲爲止。蘇軾寫了四十餘年。在這些詩文中，我們看到的是，蘇軾在官場廝混了四十幾年，蘇軾二十一歲舉進士，少年得志。他做過大理寺丞、中丞，攝開封府推官，除杭州通判，繼而出密州、徐州、湖州，貶黃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團練副使。後被啓用：知登州，召爲禮部侍郎、起居舍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充侍讀。除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移知揚州，遷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定州，貶承議郎、知英州，又貶寧遠軍節度使副使、放逐於惠州，再貶瓊州別駕、放逐於昌化，復貶儋州，徙廉州，移永州，後逝於北上常州途中。
在由出、貶、移、遷、逐、徙等動詞勾畫的宦海生涯中看得出來，這是一份相當失敗的履歷表。不過也正是這個漫遊四方、居無定所的履歷，讓蘇軾搖身一變，成爲蘇東坡這個人。
蘇軾和他的弟弟蘇轍，屬於少年得志。嘉佑四年的冬天，雄心勃勃的蘇洵帶着青年蘇軾同他的弟弟蘇轍從四川眉州出發，沿着水道東下荊州，然後再轉陸路北行，入汴京（今河南開封）。正是自那時起，“眉州三蘇”的名字就出現在史書中了。大概那時蘇軾也不曾會想到，他的詩文將是言古人所未嘗言，寫時人所不能寫。嘉佑六年（1061年），蘇軾兄弟參加制科考試，位列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第三等。當時的韓琦說：“今歲制科，唯蘇軾、蘇轍最有聲望。”
從熙寧二年（1069年）到元豐二年（1079年）這十年間的官場生涯最跌宕處是蘇軾因“烏臺詩案”繫獄。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遣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將蘇軾公開逮捕，送京治罪。八月十八日下獄，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幾死。這一案審結後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爲“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由御史臺專人押送前往黃州。
蘇軾在元豐七年離開黃州，他在那裏住了三年。這三年裏，蘇軾收穫了一個更爲著名的稱呼：蘇東坡。元豐四年，朋友馬正卿爲蘇軾請到了黃州駐軍營地以東的一塊地，蘇軾躬耕其中，命名其地爲“東坡”，又在元豐五年在東坡營造了居所，名爲雪堂。這個住在東坡上的貶官自號東坡居士。這個時候的蘇東坡四十五歲上下。
蘇軾初到黃州時，其身份仍然是官。他寄居於定惠院僧舍。後來兄弟蘇轍將其家眷送來，全家便遷居到長江邊的臨皋亭。這一時期蘇軾自己說：
餘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餘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嘆，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蘇軾在東坡造了幾間屋，因落成在冬天，便稱之爲“雪堂”。他的家人還住在臨皋亭。從此之後，黃州就有了一個東坡居士，時常往來於臨皋亭和雪堂之間。到臨皋亭是回家，到東坡是勞作。
在泥坂之路上來來回回奔波的東坡先生大概是個什麼樣子呢？“同行皆狼狽”中是包括東坡先生的，渾身溼透，雙腳泥濘，搞不好可能還摔了幾跤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按照朱剛先生的講述，耕種自濟、養生自保、著書自見、文學自適、韜晦自存----這就是東坡居士在黃州的生活內容。在黃州的東坡筆下，策、論、答都暫時隱匿了。風雨竹酒、春夏秋冬撲面而來。讀蘇東坡的詩文，我們會發現自他離開黃州之後，詩文中甚少有“苦”這個字。頂多是狼狽，自己不覺得就好了。
來到黃州的人是蘇軾，離開黃州的人是蘇東坡。這一變，在《蘇軾十講》中至關重要。我們所深愛的蘇東坡，是從黃州走出來的。
不過還有一事需要知曉。蘇東坡的詩作在北宋末期是禁書。不準印，不準看，更不準讀。
宋徽宗執政之初，曾貶斥了宋哲宗時嚴厲整肅元祐黨人的幾個朝臣，並給司馬光等人恢復名譽。但這位擅長寫“瘦金體”的皇帝也是一個反覆無常之人，不久，就又再次整肅元祐黨人，且更爲嚴厲。元祐黨人也變爲“元祐奸黨”。宋徽宗下令將司馬光爲首的“奸黨”309人刻名於石，立於朝堂，各州各縣亦刻之，蘇軾、秦觀、黃庭堅均在其中。名列“奸黨”之列的人的著作統統焚燬。“奸黨”子弟無論有官無官均不得隨便進京，只能居住於外地。趙家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或“奸黨”之親戚結婚，已訂婚尚未成禮者應予退婚。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嚴罰無赦。
數年之後，宋徽宗又下旨毀掉朝堂的“元祐奸黨”石碑，各州各縣亦毀之，對“元祐黨人”的處分有所寬鬆，“可復仕籍，許其自新”，但蘇軾、黃庭堅的詩文仍爲禁書，收藏者必須焚燬，否則以“大不公論”。朝令夕改之下，宋廷已經是千瘡百孔。歷史書中的“靖康之恥”發生在1127年，距離蘇軾離世不過二十幾年的光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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