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的《老讀三國》最早在2016年結集出版，另外一本《三國如何演義---三國的歷史敘述和文學敘事》是2019年出版。兩本書在內容上有重合，不過後者話題更集中一些。以三聯版爲準，所以前一本有251頁，後一本則有386頁。
這兩本書裏的文章是李慶西在十餘年間陸續寫就的，人生的階段不同，認識也不同。作爲讀者，我讀到的是李慶西怎麼讀三國。他用的方法是從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開始，對照多個歷史版本，讀出其中的縫隙，也讀出其中微妙的地方。
常言“老不讀三國”，但我覺得此言偏頗。遍歷人情，略懂世故之後，讀三國將是另一種味道，當然，此處講的“讀三國”，指的是不僅僅是一部章回體小說《三國演義》，至少還要包括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以及毛宗崗父子的評註版《三國演義》。
世人熟悉的《三國通俗演義》是羅貫中的力作。之所以稱之爲“力作”，就意味着羅貫中的作品不止《三國演義》。羅貫中是元末明初時人，元朝亡於1368年，羅貫中大概是1330年生人，由此可知，羅貫中的青壯年是在種種動盪中度過的。按照有資料介紹說，羅貫中在1356年在張士誠幕府作賓，1357年張士誠因其弟而被俘降元，到了1363年，張士誠見蒙古人沒落，有意起兵稱王。包括羅貫中在內的幕僚建議張士誠緩稱王，不聽。羅貫中見此離開。在返鄉途中羅貫中遇到了正在撰寫《水滸傳》的施耐庵，並拜施耐庵爲師。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1368年，在掃滅陳友諒、方國珍和張士誠等羣雄勢力後，朱元璋當年在南京登基稱帝，之後朱元璋北伐中原，並收回燕雲十六州，統一天下。所以，羅貫中在青壯年時看到的世相大多是攻伐戰亂。
關於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有這樣的說法：施耐庵因寫《水滸傳》被朱元璋禁錮，羅貫中聞訊後即趕往南京營救。得好友劉伯溫周旋助力。施耐庵出獄後，羅貫中護送施耐庵回興化，途中施耐庵病逝於淮安。羅貫中料理施耐庵後事後，攜《水滸傳》書稿赴福建建陽印刻。但無人敢承印。羅貫中在杭州暫住，並在此地整理了《水滸傳》。所以有一說《水滸傳》的後半部是羅貫中寫的。
儘管在羅貫中寫《三國演義》之前，有關三國的“說話”、“話本”早有流傳，但不能不說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最爲波瀾壯闊。現將羅貫中的生平與時代簡略敘述，就大體能理解羅貫中爲何從“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一句來起筆了。
人的認識一般來講不會超越時代獨立存在。羅貫中自己身處的時代也決定了羅貫中在講述三國故事中會如何穿插自己的觀念。這一句“分合之語”貫穿了整個三國時代，不論是人物，還是事件，都在分分合合之間來往穿梭。而由《三國演義》精煉出來的這一句話在無意中成爲歷史發展規律的一種解釋，轉而又成爲歷史演化緣由的解釋。這一話概括式地把個人遭遇的起伏和苦難，替換成一個規模宏大的詞彙：天下大勢。
李慶西在《老讀三國》和《三國如何演義》的文章中思索的恰恰是反方向探尋------在天下大勢起伏不定時，人在其中如何浮沉。“史家敘事和小說家講史各具要旨，但此中的差別不像原來想象的那樣，關鍵不在於真實或虛構，而是各自表述中所傳遞的歷史消息。”
一、狠人中的狠人
董卓死了，可是兵禍更甚，也更讓人懼怕。李傕、郭汜殺入了長安。倉皇中，即便像呂布這樣的人物也不得不逃。走之前，呂布勒馬急問青瑣門內的一人 ，“公可以去乎？”這個人一番陳詞後，轉身沒入門洞內。他拒絕了呂布，決意留在城內。這個人就是王允，時任司徒。誅殺董卓的人就是他。但是董卓死後不到兩個月，長安城內又是天翻地覆。李傕和郭汜是急了眼的虎狼之師，與其說他們是奔着長安來的，倒不如說他們是奔着王允來的。李慶西在《王司徒之堅守》一文中重點分析了這個在《三國演義》中設計誅殺董卓的司徒王允。
按照《後漢書》的記載，“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騎射”。王允出身士族，很早被人視之爲“王佐之才”。但王允入仕後，因爲性格嫉惡如仇，仕途多兇險，幾度死裏逃生。董卓帶兵入朝後，擢升王允爲司徒，晉階三公之位。在董卓當政期間，王允的表現更接近忍辱負重。《後漢書》稱：“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身處無間道中的王允的內心究竟怎樣呢？
刺殺董卓之所以成功，關鍵是呂布倒戈。導致呂布反水的關鍵人物則是王允。這事成了就成了，若敗了，王允也會一併死。王允在策反呂布之事前必抱着一死的決心。董卓死後，漢獻帝還只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不能視事。王允一度成爲長安城內最有權勢的人物。《獻帝紀》中說：“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但《三國志呂布傳》中則這樣記載：“（王）允以（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但是，王允對赳赳武夫呂布的態度到底如何呢？尤其是大事已成之後。
按照史家記載，王允在長安城把持政局不足兩個月，他的成功和失敗都來得非常迅急。誅滅董卓後，在長安城內，大儒蔡邕成了王允整頓朝綱的目標。只因董卓被誅，蔡邕言語中不意間流露出幾分悲憫，王允當即勃然叱之，認爲蔡邕“懷起私遇，以忘大節”。便以通逆罪收蔡邕入獄，由廷尉治罪。王允現在似乎不記得，董卓弄權時，他與蔡邕一起同殿爲臣。太尉馬日磾爲蔡邕求情，直言此案“所坐無名”。況且蔡邕有志作漢史。但王允的一番話似乎透露出他的真正殺心-----“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這件事的結果就是蔡邕死獄中。在長安城外。董卓餘部派人到長安乞求朝廷開恩，但王允堅持深究其罪。董卓部將郭汜、李傕憂懼，率衆西進，沿路收西涼兵。最終攻入長安城。王允被李傕殺，棄屍於市，並夷三族。
在演義故事和史家筆下的王允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性格和行事，它們都是“三國故事”中的一部分，不能說哪個是真，哪個是假。當把一個人從繁雜的歷史中抽離出來進行更爲仔細地剖析，我們或許能看到最直接的個人動機。而恰恰是此個人動機在合適的關節處無意間成爲推動歷史發展的一個推手。
二、成就 “熬出來”
劉備在倉皇奔突之際遇到諸葛孔明時，大概是什麼時候呢？
而那時，劉備和諸葛孔明年歲幾何呢？之所以這樣問，就是我們在讀英雄人物的故事時，常會以爲他們永遠年輕，永遠不會老。但事實上，他們老去的速度遠遠超過我們以爲。
按照諸葛亮《出師表》的記述來推算。諸葛亮上疏曰：“（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有二十有一年矣。”照此計算，劉備和孔明相遇時正是建安十二年，時爲公元207年。諸葛亮的《出師表》上疏於蜀漢建興五年，時爲公元227年。的確，諸葛亮說得沒錯，時間過去了二十年了。諸葛亮在草廬初次見到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十年後，在臥龍崗上的草廬中指點江山、籌畫三分天下的四個年輕人中，有三個人已經離開人世。
是不是可以講，從隆中對開始，至《出師表》時，諸葛亮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大致完成這一個宏願。如果不是李慶西在《三國如何演義》的提醒，這一個漫長的人生時間很容易被忽略過去。更何況《出師表》中還有“奉命於危難之間”這樣耐人尋味的話。在《三國演義》的故事中，諸葛亮出山協助劉備那時，他們兩人不是在奔逃的路上，就是在準備奔逃中。的確，諸葛亮的回憶是不會錯的。
諸葛亮，這個“多智近乎妖”（魯迅語）的人身上，“一對、二表、三分鼎”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人生成就。但是我們在《前出師表》、《後出師表》的文字中體會到的情感是什麼呢？換成現代語言來解釋，諸葛亮想說的就是-----還有很多事要去做啊！
從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也是諸葛亮身歿的那一年），七年間，諸葛亮幾乎是接連不斷的興兵北伐。不過史家的結論，這七年努力振作的結果是：
寸土未得，無功而返。
諸葛亮在草廬遇到劉備時，時年26歲。他寫下《出師表》時46歲。他在五丈原身歿時，享年53年。劉備在公元223年去世，享年62歲。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爲諸葛孔明安排了一個“七星陣”的情節，其核心正是“向天借時間”。這個安排，是不是從另外一個側面暗示，諸葛亮的失敗是時間上的失敗，而不是他力不能及。
李慶西的《老讀三國》和《三國如何演義》兩本書裏的文章，是斷斷續續十年間寫下的。和其他講述三國的著述不同的就是，李慶西重視人在歷史中的選擇。這也是我在讀這兩本書時莫大的收穫。對於三國曆史，能演繹它的只能是這些人，那些事。
歷史是由人編織而成。歷史和人之間的關聯和關係，不能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