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二字最早見於《尚書》。《甘誓》中是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洪範》中載：“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甘誓》被認爲是夏書，《洪範》被認爲是商書，於是五行說只能起源於更早的年代了，太史公在《史記·曆書》中下了論斷：“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這種說法歷來是不認爲有問題的，第一個提出質疑的是梁啓超先生，他在《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中介紹到：春秋、戰國以前，所謂陰陽，所謂五行，其語甚希見，其義極平淡。且二事從未併爲一談。諸經及孔、老、墨、孟、荀、韓諸大哲皆未常齒及。四年之後任公弟子劉節先生又作《洪範疏證》，證明《洪範》成書於戰國之末，其中所載的五行之說，是戰國時期鄒衍等陰陽學家之言，並非上古學問。
這種疑古的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這是從黃帝時期傳承下來的學問，諸子們不可能不提及，縱然不反對，不提倡，也決然做不到隻字不提，之所以不被提及，是因爲他們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套主流學問。反觀戰國後世，漢代學問言論已經完全浸潤在陰陽五行學說當中了，到了魏晉王弼更是公然反對這種術數。一種學說在社會中的流傳一定會有各方面“反饋”的，後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學說不可能悄無聲息的繞過某個歷史時期而傳承下來，商代甲骨文不見，周代《易經》《詩經》不見，諸子書也不討論。指向只有一個：那個時期學說並沒有被創造出來。
唯獨提及“五行”的《甘誓》和《洪範》均被證爲戰國中後期的僞書，並非古書原貌。文中的“怠棄三正”，說的是夏爲寅正，商爲醜正，周爲子正，無論是誰伐有扈氏，決然不可能用後世的“三正”之說來要求前人遵循。就好比中國統一時區之後，返回去要求晚清或民國來遵守北京時間做事。這是歷史輪次的問題。董仲舒最終發現了這個問題，狡辯道：夏代之前就有已經存在寅正、醜正、子正三種曆法，故此討伐有扈氏可以根據他不遵從三正而作爲興師問罪的理由。似乎忽略了一個問題，有一朝一代會同時使用三種曆法嗎？同爲夏朝，同時使用三正？倘若有扈氏被虜，不禁也要問一句：你到底讓我遵循哪一正朔？我一天之中不能有三個開頭啊？
諸子書中《墨子》和《荀子》提到了“五行”之說：《墨子》被考定爲三家分墨之後的著作，或是在西漢整理成書，形成定本，戰國末期陰陽五行之說已經比較流行。《荀子》對五行的描述是出自本人的，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意思是子思按照往舊之傳聞杜撰出來一種學說，然後把五行說的不堪數落了一遍，認爲子思、孟軻是以五行騙人道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哪些愚昧的儒者不知道子思孟子傳播的並非孔子、子游的學說，造成後人把五行當作儒學，這是子思、孟子的罪過。然而我們發現《孟子》一書中連五行兩個字都沒有，子思之書不傳，無從考證，這中間是否存在什麼誤會呢？
荀子說的“案往舊造說”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弊端，但凡後世有所“造說”不敢以自己之名發表，僞託有一位上古先師，然後傳承而來。東漢時期仍有直接從黃帝手中傳承《黃帝九鼎神丹》的說辭，且不說丹法，試問既然九鼎的大禹所鑄，黃帝又何以得知世間有九鼎呢？造成這種現象的緣由大致有二，一是“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有道理的話須得打着名人旗號進行傳播。二是古人普遍缺乏質疑精神，明知說辭多不合理，也缺乏計較，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惟其如此，荒誕謬論竟能筆錄丹青。
我們考校歷來說辭，辨析道理，雖不能掌握究其真實的來龍去脈。必然可以確定了什麼說法其餘何時，通過質疑、辨僞，得出一個相對確信可靠的結論出來，而非依舊混沌無知的活在童話世界當中。由上資料及分析，大致可以確定“五行說”起源於戰國中期，僞託至上古時期，究竟何人首發，不得而知，然早期集大成者必是鄒衍。我們抽時間再討論鄒衍所處的時代以及五行學說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