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轨》

图片发自简书App

1

我家在洪河湾的谷底有一块田地,种水稻,收成不好也种大豆麦子。谷底被分成了很多块,弯弯曲曲,像是被劣质划分的屋顶。一片溪水正穿谷底中央,雨季来临,上游的遭殃,下游的却丰沛无比。地在上游,下完大雨坚实的土地就变得坑坑洼洼。我妈穿着雨衣,拉着我走在路上,去洪河湾扶那些浇死的禾苗。

五姨家的田地在下游,和我家挨着,种的水稻总能吃到适当的水,每年的收成总是很好。我妈不止一次为此抱怨,说非得想办法让河水改道,转身把一口浓痰唾到五姨家的地里。姥姥劝她:河水的流向不由人说,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改不得。

五姨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我不太懂两家之间的关系。反正这种亲戚之间的称呼,除了近一点儿的诸如亲姑亲舅,其他的我一概不熟。村子赶集时遇见,还有过年的串亲戚,其他很少打照面。五姨很瘦,脖子长长的,梳着那种文革时流行的学生头,黑色的发卡隐藏在发梢里。五姨年轻时候有些文化,大概是小升初的水平,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文化人。五姨笑得很开朗,跟我妈打招呼总是很热情:“姐,去哪儿呢!”

我妈回一句:“在了啊!我去我娘家串下。”

“今年的收成咋样?”

“就那样吧,能揭开锅就行。”

“听说东庄的谁谁谁又跑了?”

“那可不是!”

反正就这些废话,各种各样纠缠不断的琐事,两个娘们家家能吐什么象牙,后一句是我爸的原话。他递给五姨身边的五姨父一根烟,五姨父就赶忙摆手:“不抽,不抽”。并不是什么多近的亲戚,也就无需我出面问候。我躲在在大人的身后,贪婪的看着那些变形金刚之类的小玩具,他们铜墙铁壁的矗立在那里,仿佛没有任何忧愁。五姨父人高高壮壮的,两条粗壮的大手盘在身后,无论冬天夏天,他都很喜欢戴那种湛蓝色的解放帽,使我怀疑他是个秃头;但我又觉得不像,我们这里秃头很多,没一个同他这么遮遮掩掩。

五姨父大概和五姨过的挺好,五姨外出串门身边总有五姨父。五姨父不说话,就干杵在那里,等五姨问家里的水开了没?他就撤走板凳一声不吭的再回去。听大人说五姨是当年学校的一枝花,很多人抢着追,但五姨偏偏看上了五姨父这个老实人。五姨父大办了一场婚礼就把五姨娶了回来,平平淡淡的过了一辈子,跳井砸鸡蛋的事也没传过。

五姨夫脸很肥,皱纹蛮多,他的笑容很干煸,打招呼总是那么一句:“去哪了?”就算别人正在吃饭也会这么说。他不爱热闹,过年上山放炮的大人中我没见过他;他也不爱喝酒,老七家的麻将桌上也从未见过他。

我爸讲这就是老实人的胚子。五姨父的确木纳,他不像我爸整天鬼混,时常来田地上走动。五姨父来地里的时候五姨就停下手中的活,把一根扁担甩给他。五姨夫很壮实,他挑着一桶水健硕的在田里走来走去,那些飘洒的水珠很有节奏的打到泥土里,然后又被他一脚一脚的给埋下去。他的双脚很肥,泥土根本没有回弹上来的余地。干完活如果没事五姨父就蹲在地上,叼一根狗尾巴草,一声不吭的望向远方。我在的时候偶尔也会跟我搭话,从几岁了到上几年级一直这样的重复。我性格随我爸,我说姨父你不去打麻将?

他说,不打,没意思。

“那吃狗尾巴草有意思?”我反问他,完全没有那种辈分之间的束缚。

“这个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好吃啊。”他哈哈大笑,两双息肉跟着嘴巴股子上下跳跃,帽子跟着浮动,像是快要被掀翻的样子。我好奇的问姨父你是秃头?他一愣,想明白后把那帽子摘下,在黄土的反射下,果然是一个圆晃晃的秃瓢。

“秃头,戴帽子遮羞。”五姨父讲。

2

五姨夫那年春天的时候在一处工地干活,泥瓦匠,负责给人家粉墙。老式的三合架子年老失修,一个不稳就从楼板上摔了下来。楼房并不太高,刚起了一层楼,五姨父当场还能站起来。转悠全身就蹭破了点皮,走路有点歪,也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晚上就坐车回家了,都没给我姨说。

可谁也没想第二天五姨夫一睁眼,巴巴的就愣了在那里,两天腿迈不开了,手也麻木的失去了知觉。五姨父拼命的喊人,叫破喉咙的喊,五姨放下菜勺从厨房一脸怒气的过来问他咋还不下炕吃饭?进门一瞅五姨夫已经从床上划拉了下来。叫来邻居靠个车,赶忙就往医院跑。到医院挂骨科拍了个片子,人家说不好弄,得去大医院。于是又火急火燎的跑到省城,主治医生一检查,说是颈椎骨受损,无法恢复,瘫痪了。

五姨一下子就蒙在了地上。

我靠在炕上巴啦着米饭,像是在听一场动人的戏曲。没过几天这件事就传的满村风雨,人尽皆知。五姨夫过了几天从省城的医院被揹回来了:一天光不吃不喝的躺在那里都得一两百谁掏的起?

亲戚们闻风开始走动,我妈也去了,带了两斤米。过了很晚我妈才回来,她详细的跟我们描述了五姨父的惨状:瘫在炕上,一动不动,像个傻子。我爸在一旁就着咸菜没有吭声,我妈说完他叹了口气:

“你五姨这下不好过了。”

3

好不好过有钱就好办。五姨被几个婶子点醒,从悲伤中回过神来开始找“理”去。出了这事工地老板赔给她五万,理由是五姨父不是正式的合同工。五万块实在是太少了,瘫痪是一辈子的事,根本养不起。拿了钱五姨本来想告的,但农家人谁又懂得这些,再说打官司就不要钱了?

可没想到打官司的事还没上了台面,那个工地老板就像未卜先知般托人又送来五万。五姨一撑开卷钱的报纸,里面塞了一把亮堂堂的水果刀。送信的也是个狠角色,说让五姨掂量掂量,别傻了吧唧的最后把自己的命也赔进去。乡邻们也劝她,哪个村谁谁谁死了条命才赔了不到十万,你这算是好的了。

“活的咋能给死的比啊!”五姨死死的攥着钱,哭着说。

4

人没死日子就得继续过,从那时起五姨就很少出来走动。我路过她家,望向那低矮的影壁,隐隐约约能听见一丝叫骂声,心里头总感觉里面灰暗无比。五姨农忙的时候还是会来洪河湾,她不种水稻了,改种大豆,水稻太费神。我妈安慰五姨想开一点,人在就有希望。

“啥子希望喔,都成了那熊样。”五姨抹了把眼泪,把大豆苗扔在土里,右脚拌了几点土,鲜嫩的大豆就隐藏在了漆黑的土壤中。大家都劝五姨多去外面逛逛,五姨说:

“我不得给他做饭,不得给他屙屎把尿?”五姨很久都没有梳理自己的样子,头发白了一片,黑色的发卡显眼的出现在其中。

“别操太多心,心里头有个数就行了。”邻居们说。

5

夏天到的时候我上了高中,离开了村子。没考很高的成绩,算是勉强有个学上。再回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村庄变得很小,街道很窄,巷子与巷子之间空旷无比,只有一些野狗在泥路地上悠哒。

我见过几次五姨,她脸上的气色好了起来,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了她,她率先开了口,问我在哪上学?我说南昌。

“好学校,好学校,好好上。”她说完就笑着就走了,我看到她下身穿着浓黑浓黑的丝袜,头烫成了大波浪卷,黑色的发卡没了,可笑的是我都没给她说我上的什么大学。

五姨又有人了,这是坊间的传闻,不管是真是假,流言总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出现。夜晚掌灯吃饭的妇女们又有了谈资,大家都用那种小心翼翼的口气交谈,彼此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刺激感。夏天农活不太忙,我和我妈去洪河湾撸槐树叶煮大米稀饭。五姨也在,她在河道上洗衣服,我妈跟她打了招呼,让我坐在地下捡槐树叶。她们两个女人在那里唠嗑,五姨突然接了句嘴:“天又变了啊”。天又变了在我们这里是句俚语,我妈赶忙问福生又咋了?

“那老不死的不会说话了。”五姨笑着,用两双手狠狠的搓着那个搓衣板,河水从旁边流过,稀里哗啦的。

“不会说话了?咋接会这样?”

“天晓得嘞!反正就那样成了哑巴。”五姨说。太阳斜照过她的头发,我发现她的发卡成了金色,在溪水的映衬下明晃耀眼。

“姐,你晓得不,人瘫了脾气还大了嘞!都不会动了还想着打我!”

“他打着你了?”

“他敢打我?他能打着我?他叫唤的多了,我一个耳刮子就甩他脸上!”

“都瘫了还跟我硬气。”

“医生说活不过几阵了,难受了两年多,终于该享清福了。”五姨说。我蹲在草地上,弯下脑袋捡地下的槐桑,脑子里不自觉的显现出五姨父的模样:他一个人乏味的躺在床上,旁边的柜子旁放着陶瓷的筷碗,屁股底下是早已泛黄的床垫,几个枕头靠在没有直觉的背后,两双眼呆嗤的望向窗外,那是他仅存的活动器官。我回忆起小学课本上有一篇类似的课文,一个老头子得了绝症,最后被一个好心人用树叶子靠着信念救活了什么的。

“他再敢支吾,我就捅死他!”五姨笑着自言自语说了句,抱起衣服和桶,走了。

6

过年的时候我跟着大人去了次五姨父家。枯死的瓜藤子,生锈的鸡笼,几碟碗筷凸凹的摆放在正门的观音园内,影壁后的场景更加萧条。五姨捧着一个篮子,往里面拦我们,笑着说让小孩子们吃瓜子,吃瓜子。她眼巴巴的把篮子杵到小孩子们的跟前,小孩子低头一看是普通的瓜子就都默不作声,连连摇头。

进了门撩开里头的帘子,几个大人作为代表前去慰问,场面显得异常悲壮,如同哀悼一个将死之人。我也凑了进去,五姨父像根骨头一样放在床上,胡子卷成麻雀窝,米饭棵子凝结成固体。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握着一个大人的手,“嗷嗷”的叫唤着,眼里泛着泪光。我从大人的缝隙里看到电视里放着昨天重播的春节联欢晚会,老旧的电视机里冯巩出现了,他说出了那标志性的一段:

“我想死你们啦!”

几个小孩子一听着便在那里哈哈大笑,我妈和几个亲戚赶紧拍他们:

“笑啥子笑!”

小孩儿不敢吭声了,呆呆立在原地。“吃瓜子,吃瓜子,大过年的......”五姨出来,像喂小鸡米一样又围在几个小孩身旁,孩子们眼神发怵,躲瘟神一样躲着五姨。我蹭在里屋从大人堆里张望,猛地一晃眼就发现了五姨父:他握着别人的手,眼神却好似在看我,那无望的空洞的眼珠子仿佛一个恶鬼一般。我吓了大跳,匆忙跑出里屋却又回想起还没磕头,回身随便磕了个头就出去了,就点了下膝盖,地上没盖毯子,太脏。

带头的二大爷是最年长的,队伍出来的时候他吸了一口烟:“你说福生这要一下子死了多好,半死不活的多折磨人。”

大家都点头称是,小孩子们抽开裤兜数压岁钱。

后来我再也没有进过那个门。

7

五姨父死的时候我没敢去,我爸去擡棺,听说就剩下一根柴火棍。很多人前去吊孝,走到五姨前大家都说“熬出头了,熬出头了。”五姨眼珠子流着泪,嘴巴带着笑跟着应合:

“熬出头了,熬出头了。”

第二天一早就把人埋了,吹了一把响子,灵魂马扎了两个,家电冰箱洗衣机一个不少。上供的一个小伙子笑着说不给咱福生哥烧个轮椅?

“到阴间就从头来了!就你嘴滑!”住持说,人群跟着一阵哄笑。五姨在家守了几天孝,头七一过就开始走动了。听别人说,过了一年五姨就要和一个北方人结婚。五姨三十几,拉扯了一个女孩才三岁;对方是个工头,离了婚,没孩子,般配。大家都说五姨是个好女人,撑了三年,没改嫁的照顾了一个废物三年,不容易,是个贞洁烈妇。一切都向着好的发展,五姨很少来红河谷,毕竟马上要跟着工头过好日子了。

红河谷还是那个老样子,五姨家的田地也越来越荒芜,昨年埋下的大豆今年已经开成了遍地绿枝。我淌过那里,从岸上扯下一根狗尾巴草叼在嘴上,如同五姨父在的时候那样。

我坐到草地上,看向远方的陡坡,那里有一条马路,是村子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再过几个月,五姨就要从这里离开,远离黄土,过上新的生活。马路上静悄悄的,隐隐约约能听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村子里骡子拉磨的声音和远处汽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混为一谈,像是这个世界上绝顶美妙的音乐。风就那样拂过我的脸颊,痒痒的,如同刚出生的蚂蚱在我的面颊上蹦跶。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妙,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像是上天原原本本的安排,过程,颠簸,起伏,构成了这花白却又彩墨的人生。它们在该来的时候绽放,在该走的时候截流,最终交掣到一起,吹向远方,如同吹在旷野里的微风。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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