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文/書山花開

第一篇:《探尋紅色的中國》

第二篇:《去紅都的道路》

第三篇:《在保安》

這是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內容概述:

在第三篇的第一節“蘇維埃掌權人物”以寫意式介紹毛的基礎上,本篇濃墨重彩,以自述的形式,按照時間的順序,抓住成長、革命和發展等核心詞的幾個重要節點(童年的“造反”意識、青少年的長沙歲月、北京的革命“熱身運動”、南下的農民研究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的秋收起義、紅星照耀的井岡山等),具體展現了一個革命者的成長曆程,和他所參與和領導的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每一個節點都是一本厚重的書,有說不完的故事,所以本篇的內容也相對較多,值得細讀處也比比皆是。“簡要複述”本應儘可能的簡潔,可在刪去許多之後仍覺得留下太多,不忍割捨,因爲本身的內容實在太多,作者已然是簡縮版,倘若再簡縮過多,怕剩下的,就只有幾個標題了。

01.童年

簡要複述:

毛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我認爲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所以這些介紹毛的文字就是毛的自述。

父叫毛順生,母名文其美,居富農,一家六口人。

其父毛順生善於經營:家有十五畝田地時,靠收谷租,一年有“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憑藉這些積累,買地,收更多的租;後來,“做販運穀子的生意”,又“僱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從田地裏得到更多的收穫。

求學時的“罷課”:毛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怕挨嚴厲老師的打,逃學“罷課”,離家三天,跑八里地。“我回到家裏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和父親的“鬥爭”:(原因)“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閒着;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過程)讀了書以後,“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典地來駁他”;“有一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我們兩人在他們面前爭論了起來。父親當衆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父親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啓示)“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讀課外書:“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儘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我常常在深夜裏把我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裏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爲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越來越懷疑(宗教信仰)了”“《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厚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爲此我們發生了爭吵,最後我從家裏跑了。我到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裏讀了更多的經書,也讀了許多時論和一些新書。”

湖南饑民“造反”事件:那年發生嚴重饑荒,長沙有成千上萬的人餓飯。饑民派代表團到撫臺衙門請求救擠,但遭到撫臺的傲慢拒絕。大家非常憤怒,組織遊行示威。他們攻打清朝衙門,趕走撫臺。這以後,一個姓莊的布政使騎馬出來,曉諭百姓。可皇上不喜歡他,責他同‘暴民’勾結。結果他被革職,接着來了一個新撫臺,馬上下令逮捕鬧事的領袖,其中許多人被斬首示衆,他們的頭掛在旗杆上,作爲對今後的叛逆的警告。“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裏人那樣的老百姓,對於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哥老會的“彭鐵匠”:在韶山,祕密會社哥老會裏的人同本地一個地主發生了衝突。地主到衙門裏去控告他們,哥老會裏的人敗訴了。但他們並沒有屈服,撤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裏,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山寨。最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彭鐵匠被逼逃走,後來終於被捕斬首。但是在學生眼裏,他是一個英雄,因爲大家都同情這次起義。

到新學堂學習:“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識的年輕心靈上,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臺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對國家的前逾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學堂設在我母親孃家住的湘鄉縣。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裏上學,他向我談了這個新學堂的情況和‘新法教育’的改革”“不顧父親反對,要到那裏去就學”“我父親最後也同意我進這所學堂了,因爲朋友們對他說,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十六歲。”“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着講究。我的穿着比別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樣的短衫褲。”“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員,因爲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無心讀古文。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講的是康有爲的變法運動。一本是《新民叢報》,是梁啓超編的。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也學了一些外國曆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裏面有這樣一句:‘華盛頓經八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國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崙、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盂德斯鳩和林肯”。

讀後隨記:

以自述的形式,講述童年(八到十六歲)的經歷,以“造反”貫串始終:從富農的家庭背景,到父親的自私和冷酷的性格,與同他所進行的一系列“鬥爭”,自小萌發了“造反”意識;從課外書籍所閱讀到的“造反”故事和耳聞目睹所感受到的當時社會瀰漫着的造反氣息(如饑民暴動、哥老會造反等),以及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促發的救國思想,促使毛突破毛的父親所持實用主義的學習觀(會記賬就可以),突破私塾教育的狹隘,走出韶山沖(“學堂設在我母親孃家住的湘鄉縣”),接受新式學校的教育,擁有了不一樣的心胸與視野。

02.在長沙的日子

簡要複述:

“我開始嚮往到長沙去。那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我非常想到那裏去,進一所專爲湘鄉人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我的一位高小教員介紹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長沙去,極其興奮,一面又擔心不讓我入學,我幾乎不敢希望真能進這所有名的學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但是政局迅速發生變化,我後來在那裏只呆了半年。”

寫文章:“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力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着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這個時候,我也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當時全國處於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之下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爲、梁啓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所以我在文章裏提出,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爲當國務總理,梁啓超當外交部長!”

剪辮子:“由於修築川漢鐵路而興起了反對外國投資的運動,立憲成爲廣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覆只是下旨設立一個資政院。爲了發泄排滿情緒,他們反對留辮子。我的一個朋友和我剪去了我們的辮子。於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就這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主張全部取消辮子了。”

參加革命軍未果:“有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校長的許可,到中學來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當場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支持他的主張,強烈抨擊清廷,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聽了這次演講以後四五天,我決心參加黎元洪的革命軍。我決定同其他幾位朋友到漢口去,我們從同學那裏籌到了一些錢。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溼,必需穿雨鞋,於是我到一個駐紮在城外的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鞋。我被防守的衛兵攔住了。在長沙城外已經打了一個大仗。同時,城裏面也發生起義,各個城門都被中國工人攻佔了。我穿過一個城門,回到城裏。進城後我就站在一個高地上觀戰,最後終於看到衙門上升起了‘漢旗’。我回到學校,發現它已經由軍隊守衛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會的兩名首領焦達峯和陳作新被推舉爲都督和副都督。”

學生時期參軍半年:“我決定參加正規軍,爲完成革命盡力。那時清帝還沒有退位,還要經過一個時期的鬥爭。我的軍餉是每月七元。在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兩元。我還得花錢買水。士兵用水必須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個學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買水。剩下的餉銀,我都用在訂報紙上,貪讀不厭。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裏面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那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革命這時還沒有定局。清朝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而國民黨內部卻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湖南有人說戰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幾支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清朝,反對袁世凱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軍準備採取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達成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爲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子上去。我一共當了半年兵。”

跟着廣告去上學:“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還答應給些津貼。這則廣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說製造肥皂對社會大有好處,可以富國利民。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這裏也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命運再一次插手進來,這一次採取的形式是一則商業學堂的廣告。我真的參加考試而且被錄取了。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住了一個月。”“我下一個嘗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一塊錢報了名,多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個學校很大,有許多學生,畢業生也不少。那裏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爲我有文學愛好而很願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御批通鑑輯覽》,其中有乾隆的上諭和御批。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御批通鑑輯覽》以後,得出結論,還不如自學更好。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

省立圖書館自學:“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恆。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爲對我極有價值。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只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我天天在圖書館讀到關門纔出來。”“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湖南師範學校求學:“我在一九一二年進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度過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裏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這所新學校有許多校規,我贊成的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爲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我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必修課。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各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扯平了其他課程的壞分數。”“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啓發,寫了一篇題爲《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遊歷了五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爲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爲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的朋友和我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我們也熱心於體育鍛煉。在寒假當中,我們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游泳。這對於增強我的體格大概很有幫助,我後來在華南多次往返行軍中,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特別需要這樣的體格。”“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信關係。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讀後隨記:

在長沙的日子,對學生時代的毛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和當時的“政治”越走越近,從讀報紙瞭解時政,寫文章發表時政意見,到“剪辮子”,順應時代的趨勢,直接參軍,加入正規軍;在走向革命道路中,學習更爲重要,它步步緊逼,有時步伐顯得有些混亂,聽從廣告選擇學校不當,或一個月或半年就退學了,也有半年在圖書館自學的時期,最後選擇了湖南師範學校,讀了五年,遇到了好的老師,參加和組織學會,進行廣泛的社會實踐,“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裏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這是毛的評價。

03.革命的前奏

簡要複述:

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是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爲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於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着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着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長沙蔘加運動:“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特別是新民學會,都激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這傢伙很壞。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並且派遣代表團分赴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因爲那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爲普遍的反軍閥的宣傳,爲了促進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了,長沙建立了新政權。”

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爲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爲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讀後隨記:

介紹師範畢業後的一些經歷,是革命前夕的一些活動,包括在北平這個政治和文化中心,做管理員、做北大旁聽生,認識許多引領革命的著名人物;到長沙蔘加驅張運動,用報紙爲武器,通過罷課等鬥爭活動,取得了最後的成功;在第二次北京期間,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成爲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者。

04.國民革命時期

簡要複述:

參加黨成立大會:“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這次有歷史竟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那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

開展勞工運動:“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展開了蓬蓬勃勃的勞工運動。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恆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銓,這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恆惕的宣傳運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工人運動的一個領袖,以工業學校學生爲基礎,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是支持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已經組織成爲湖南全省勞工會。”“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着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

第一次國共合作:“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我到上海去,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革命運動的規模。”

組織農民運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該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恆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

開辦農運講習所:“我在廣州擔任《政治週報》的主編,這是國民黨宣傳部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爲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組織人員,爲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來自二十一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考察農民運動:“我於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我在上海指導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伐。在湖南我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會議並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誌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採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國共合作失敗:“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已經發生。在廣州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十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這時,黨內情況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之後,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臺了。”

讀後隨記:

講述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的開展及失敗,其中對農民運動的考察、撰寫相關報告、建議制定土地政治綱領等,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但他的那些意見並不受人重視,被人接受。

05.蘇維埃運動

簡要複述:

合作失敗的原因:毛認爲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着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

領導秋收起義:“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爲‘秋收起義’的運動。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纔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裏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只剩下兩個銅板了。”“新師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衛團的一個指揮員餘灑度,任第一軍軍長。”“這支領導農民起義的小小隊伍,穿過湖南向南轉移。它得突破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部隊,進行多次戰鬥,經受多次挫折。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餘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到達寧都時進行了改編。”“這支小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時候,人數總共只有一千左右。”

建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師守住了井岡山的根據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選舉出來了。主席是杜修經。在這個蘇維埃以及後來的蘇維埃中,我們推行了一個民主的綱領,採取溫和的政策,建築在緩慢而不斷的發展這一基礎上。”“一九二七年冬天,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當土匪頭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這使紅軍的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團人。王、袁都被任爲團長,我是軍長。”“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了師。我們一同制訂丁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包括六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爲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發展。”“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爲建立新蘇區打下了基礎。在西面的賀龍和在東面的徐海東,開始建立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去了那裏。一九二七年冬天,方誌敏和邵式平在鄰接福建的江西東北部邊界,也開展了一個運動,後來發展成爲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彭湃率領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隊到海陸豐去,那裏成立了一個蘇維埃,由於它執行盲動主義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毀。它的一部分軍隊在古大存指揮下從那個地區突圍,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繫,後來成爲紅軍第十一軍的核心。”“第四軍這時迅速而順利地展開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戰鬥。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當地的紅軍部隊會合。我們接着分兵挺進永定、上杭和龍巖,在這幾縣成立了蘇維埃。紅軍來到以前就存在於這些地區的戰鬥的羣衆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能夠在穩定的基礎上,非常迅速地鞏固蘇維埃政權。通過羣衆性的土地運動和游擊隊活動,紅軍的影響擴大到了其他幾個縣,但是共產黨人到後來纔在那裏充分掌握權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古田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以後,許多這樣的弱點都被克服了。這次會議爲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鋪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輝的勝利。幾乎整個江西南部都落入紅軍之手。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立起來了。”“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今後蘇維埃的綱領。當地黨、軍、政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蘇維埃,在這以前,紅軍只是組織地方的和鄉的蘇維埃,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於在後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讀後隨記:

講述國共合作失敗後,組織領導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後到達井岡山,在那裏建立蘇維埃政權,併爲鞏固政權,作出了多方面的嘗試和努力。

06.紅軍的成長

簡要複述:

規定三條紀律和八項注意:“逐漸地,紅軍的羣衆工作改進了,紀律加強了,新的組織方法也摸索出來了。各地的農民開始自願幫助革命了。”“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就給戰土規定了三條簡明的紀律。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曾經作了很大努力爭取農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條之外,又添了八項。”

游擊戰術:“我們在井岡山採取了四個口號,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我們所採用的游擊戰術,而紅軍就是從這種游擊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口號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後來許多的經驗都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一般說來,凡是紅軍背離了這些口號,他們就不能打勝仗。我們的軍力很小,敵人超過我們十倍到二十倍;我們的資源和作戰物資有限,只有把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巧妙地結合起來,我們纔能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爲國民黨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礎上作戰的。”

反圍剿戰爭:“這時南京被江西蘇區的革命潛力完全驚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當時紅軍能動員起來抗擊敵軍的部隊約有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術,迎擊並克服了第一次圍剿,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佔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僅僅經過四個月的喘息,南京就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以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爲總司令。他的兵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當時紅軍的處境被認爲非常危急。蘇維埃政權管轄的區域很小,資源有限,裝備缺乏,敵人的物質力量在各方面都遠遠超過紅軍。但是,紅軍仍然堅持迄今賴以制勝的戰術來對付這次進攻。我們放敵軍諸路深入蘇區,然後集中主力突然攻擊敵第二路,打敗了好幾個團,摧毀了他們的進攻力量。我們馬上迅速地相繼進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個擊敗他們。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滅。在十四天中,紅軍打了六仗,走了八天路,結果得到決定性的勝利。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一路軍,在其他六路被擊潰或退卻以後,沒有認真打一仗就撤退了。一個月以後,蔣介石親身出馬統率三十萬軍隊,要‘最後剿滅“赤匪”。協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將領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每人負責一路大軍。蔣介石指望用長驅直入的辦法佔領蘇區,‘蕩平赤匪’。他一開始就每天進軍八十里,深入蘇區的腹地。這恰恰給紅軍提供了最合適的作戰條件,蔣介石的戰術很快就被證明犯了嚴重錯誤,我軍主力只有三萬人,我們進行了一系列傑出的運動,在五天之中進攻了五路敵軍。”“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開始第四次,也許是敗得最慘的一次‘圍剿’。這一次紅軍第十仗就把敵兩個師解除了武裝,俘虜了兩個師長。敵第五十九師被部分消滅,第五十二師被全部消滅。這一仗是在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匯打的,紅軍一舉就俘虜了一萬三千敵軍。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國民黨第十一師,接着也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它的師長受了重傷。”“爲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而且採取了新的戰術和戰略。蔣介石根據德國顧問們的建議,在第四次圍剿時就已經開始採用堡壘體系。在第五次圍剿中,他就完全依賴這個了。在這個時期,我們犯了兩個重大的錯誤。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中沒有能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錯誤的單純防禦戰略。”“由於犯了這些錯誤,由於蔣介石在圍剿中採用新的戰術和戰略,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技術上佔壓倒的優勢,到了一九三四年,紅軍就不得不努力去改變它在江西的迅速惡化的處境了。其次,全國的政治形勢也促使我們決定將主要的活動場所遷移到西北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了第二次中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總結革命的成就。我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大會選舉了中央蘇維埃政府——就是現在的這批人員。不久以後,我們就準備長征了。”

長征:“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蔣介石發動他的最後一次圍剿剛好一年以後,這一年作戰和鬥爭幾乎不斷,雙方的損失都很大。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主力到達貴州遵義。在隨後的四個月,紅軍幾乎不斷地行軍,並且進行了最有力的戰鬥。紅軍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橫渡中國最長、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過一些最高,最險的山口,通過兇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區,跋涉荒無人煙的大草地,經受嚴寒酷暑、風霜雨雪,遭到全中國白軍半數的追擊——紅軍通過了所有這一切天然障礙物,並且打破了粵、湘、桂、黔、滇、康、川、甘、陝地方軍隊的堵截,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了陝北,擴大了目前在中國的大西北的根據地。”

讀後隨記:

毛以“我們”而不是“我”的口吻講述紅軍的成長過程:創造性地制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游擊戰術,確保有穩固的政治基礎和靈活的戰爭策略,這爲多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奠定基礎;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以及採用了錯誤的單純防禦戰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並基於全國的政治形勢的變化而需要“將主要的活動場所遷移到西北去”的實際,紅軍進行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長征,在殘酷的環境裏經受血與火的考驗,最後達到西北,開創全新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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