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山花開
王維《夷門歌》“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寫隱者義士侯嬴獻策救趙後，慷慨捐軀。
在《萬曆十五年》中，思想家李贄在獄中自殺，也說了這樣的話：
吳宓，1894生，1967年其爲73歲。《吳宓日記續編》（第8冊），爲了防止吳宓自殺，以“歸罪家人”進行威脅，並勒令寫下字據保證。所以，吳宓就不能像李贄那樣從容就死，慷慨地說“七十老翁何所求”。
寫交代材料、受訓，守糞池、搞清衛等，成其日課。掃地，本是小事，但對一個體弱的七十多歲老人而言，也非易事。掃地多，難免磨破指皮，傷口流血，觸物皆痛，但又不能不繼續執帚掃地，所以必爲“惟憂現今”的憂懼之事。
這段日記，如果看成是小說，別有一種趣味。看其以簡潔的文言敘述事情，似乎一件很神聖的事件，隆重交代，又用“戒備”“防守”“接續駐守”“注視”等帶有軍事術語色彩的詞彙，顯得嚴肅而重大。結尾“亦無異事出現雲”，可以看出作爲駐守看視者的心，由長久的緊張惶懼，而到最後的職守已了、警報解除、終於無事的釋然寬然。
陸游“利慾驅人萬火牛”，其實飢餓也是這樣的，所以陶淵明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這則日記很有意思，“疑是早餐時”，趕着去食堂打飯，結果吃了個閉門羹，知是錯了，還早着呢！誰知，途中遇到另一個像他這樣的“疑是早餐時”者，相攜同往，叩窗，才知“米尚未下鍋也”。懷慚而歸，耿耿不寐，大有陶淵明“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之狀。
這則日記，以旁觀者寫所見所聞，寫出彼時對待所謂的“保皇分子”的態度與言行。聲色俱厲，罵以“他罵的”，並批頰有聲，又肆無忌憚，廣播言“若遲到，格殺勿論”雲，較封建時代的皇帝更具“生殺予奪”的權力，營造出一種恐怖氛圍，使具有同樣遭遇的作者竭力躲避，並“爲之膽戰心驚”矣。
如果上一則多“聞”而隱約得之，而這則日記，對同類人的“懲罰”則歷歷可見。 叱罵、打臉、擊頭，罰跪階前且“拱舉雙手”，當衆施暴，肆無忌憚。
鬥爭大會時，親身感受，且頻被“侮弄”，而施暴者，居然還是一些“兒童”。剛開始時（見《吳宓日記續編》第八冊，p8），看到一些串連的孩子，他不明白這樣“幼稚之人物”有什麼用呢？想必至此必有感悟。見下面的圖片：
吳宓覺得自己死得太遲了，這一年（1967年）過得最爲“悲悽”，只希望能夠“速死”。當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用生命書寫的“日記”被交之後，則“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都已消滅了”，現在活着也是“破機器”，若行屍走肉，“忍受着寒冷與勞苦，接受着譴責與懲罰”，“有愧而無益也”。讀後，令人悽然。
以前讀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不曾有深刻的體會，現在看到這段日記時，纔想起杜甫的遭遇，那種莫可名狀的無奈與痛苦，可以想見矣！杜甫只能“自嘆息”，吳宓因爲上面有命對待兒童的侮辱，只能忍受不能還擊，所以即便“憤甚”，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儘管身心疲憊，備受勞動和侮辱的折磨，生意闌珊，猶不忘記錄桃李盛開，春色正濃，是文人的積習，還是因爲“八三一”的倒臺而給作者帶來一絲新的希望呢？於是不免關注桃李，寄託心聲。
黛玉焚稿等情節，或謂乃高鶚續作，未若曹雪芹之才而“續貂”，而吳宓“嘆觀止”，實在是讀書中照見了“我”之處境，因此感覺到其“極慘”而“不忍重讀”。
《紅巖》作者的遭遇，是一典型的“文字獄”，日記作者置身危地猶不忘秉筆直書，道其“誠冤矣”，“直在其中矣”，實在難能可貴。
以爲是古硯，面告原主取去，而實是麻將牌之“破四舊”查抄物，或大責其犯政治上甚大錯誤，或既往不咎“勿宣於外”，或謂“此事極小”“應勿憂懼”，同是一事而因立場不同、關係有別而具不同的態度或做法，躍然紙上，而處多事之秋，作者則筆之於書，毫無隱諱，亦可見其天真與實在也。
“八三一”倒而復起，兩派鬥爭激烈，趨於白熱化與公開化。像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顧家連着外面朝局那樣，小組的一室與外面的大氣候，密切相連，“心跳，欲嘔，且若暈眩”的生理反應，或也即是心理感受的表徵。
敘寫兩派鬥爭之場面，氣勢恢宏。欲用救火車重演“水淹七軍”之故事，而終於失敗，車爲所砸毀，門也壞頹，結局可知。
“汝之錢太多，應即打死汝”，一壞雞蛋之微，出口動輒打殺，而理由尤其可笑，作者不禁感嘆若此輩操生殺權“則我輩危矣”，殷鑑在前，惕然有思。
因以雞蛋餵雞爲浪費，少年曰“打死汝”，而“往取開水”，約十二三歲少女也說“打死你”，難道“打死你”是問候語，或竟成口頭禪，“人心惟危”的老話，來概括世道人心，也許很合適。
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平日恆共嬉戲，相親而無仇怨”，因玩槍，一個把另一個打死了。所以那些把“打死你”掛在口的孩子，有意無意間，真的把對方“打死”了，也不算稀奇。這從一個側面，寫出那個時代里人們的“生存狀況”，尤其是孩子的“問題”，更爲突出。
吳宓成爲主要批判對象的理由是，犧牲他一個幸福許多位。說盡管“事實錯誤”，但只有他好好改造就行，這些勸勉並斥責吳宓的人，抱着免禍的心理，看上去言之鑿鑿，其實很是“狡猾”。
一旦被評爲批判對象，且屬於“敵我矛盾”，吳宓最可憂懼的是會不會受到暴力傷害。諸人紛紛出主意，如何不被人想起，如何在受鬥爭中恭順以不激起衆怒。看上去，這都是好心，但無一不增加吳宓的憂懼。
“本無罪”而不得不做“典型”，實在是有意思的一種思維和理由。吳宓的應對之道，也結合着衆人所提的建議，“儲蓄錢財”是因爲被批判後，勢必降級，工資等大爲減少，生活費總是不能少的。一方也許是磨刀霍霍，另一面則開始準備被批鬥，迎頭而“戰”，面上妥協，迎合大局的需要，“精神不屈”，不可辱沒斯文。
代表領導“蓋棺定論”式的發言，將原先諸人所言如何應對的種種措施，歸於無效，越是想韜光養晦，不爲人知，以避其鋒芒，越是“脫離羣衆”“自以爲是”，“頑固、倨傲、孤獨”之人，“何以得生”呢？“生”的問題，確確實實地擺在吳宓的眼前，“山雨欲來風滿樓”，一番言論，或終將帶來慘烈的批鬥。
詳敘過程，記錄所遭遇到的帶有示衆色彩的責打、辱罵及公佈罪狀等細節，尤其強調“自1904年冬夜，爲祖母痛打一次之後，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最爲屈辱，哀哀無告。
三天後“陪鬥”。“紅衛兵一羣，從後猛挾、拉、掀、推，且以拳及鞭打擊。宓一再倒地爬起。彼等奪宓手中草帽擲遠處；其他人之草帽一二，亦皆踐踏破毀”，是具體情形，打擊手段多樣，但較上一次爲輕。
散會時的場景。“紅衛兵多人，立即挾、拉、推、排宓踉蹌出會堂，下階，跌倒在馬路上之雨水潦中”“紅衛兵大怒，驟以皮鞭猛擊宓背多次，皆中右背與右肩”，“宓急逃，彼追及，最後在宓右股之外側，用力着一鞭，乃退止。宓痛極，悽然急行”“驚魂甫定，視表則正11：30a.m.耳！”施暴者悍然不顧，無復人性，“戴罪”的老人惶懼慌亂，痛苦無奈，像電視劇一般，歷歷可見。
尤其可笑的，像黑色幽默那樣，事後吳宓知道這次批鬥大會他“本不需參加到會”，就稀裏糊塗地去了，結果被打。下面的圖片有交代：
根編輯者說明“1968年7月以後，作者以西師春雷戰鬥隊所派的專政管理員隨時檢查其日記，每日所記遂止於當日之經歷，而不涉及個人思想感情；有些事則另書於零星紙片，置於別處。今即按紙片所書時間編入是日日記，而以不同字體加以區別”（1968年七月八日日記後的註釋）。該則日記就寫出了檢查者對吳宓日記內容的不滿。按照對方的認知，吳宓所寫日記內容應該呈現如何改造自我並由此得以“新生”的經過，誰知他所寫竟然是“種種瑣事”。“何爲者？”此一問最引人深思。吳宓以生命寫日記，難道是爲了向當權者獻媚而獲得庇佑嗎？但可以想見的事情是，他此後所寫的日記，就有了不同的目的和意義，也就是他不得不考慮他所寫的內容首先需要“檢查”通過，至於如何才能躲過檢查者的耳目，像司馬遷寫的《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那樣，僥倖使其“垂於後世”，則應有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智慧。
對他進行思想管制和思想改造，所以連他寫的日記也需要提交“隨時查閱”，於是吳宓就開闢專欄，簡記數條，“以供謝君之所需求而已”。仗着強權欺壓的，內心膽怯，怕人記錄，流傳於後，所以必須“隨時查閱”，而“我有我法”，你所想要看到的，全部寫給你——“以供謝君之所需求而已”。
1968年，對吳宓而言，痛苦的旅程纔剛剛開始，“浩劫十年”“慘受無情打擊”，至於雖“耄”而“盲、跛”，乃至最後“含冤去世”。如果說侯嬴慷慨自刎爲的是堅守義氣，李贄的自殺是爲堅持學說，那麼，吳宓忍着不死（自然也不敢自殺），寧願備受折磨，也不放棄寫日記，爲的又是什麼呢？讀其留下的煌煌10冊《吳宓日記續編》（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後，想必就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