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山花開
（004）張煒《也說李白與杜甫》講到李白的干謁信，最著名的就是《與韓荊州書》，作者認爲“顯得那麼弱智”“他的詩文中幾乎所有的自薦文字都有類似的傾向，即輕狂與浮誇”（p16）。其實從寫作的角度看，求職信本該是應用文，是要求清晰的條理和詳盡的說明的，但李白卻把它寫成了文學作品，極其浮誇之能事，按張煒的說法是“它把對方和自己都誇過了頭，只顧筆下快感，大快朵頤，實在有些傻”（p15），所以是文體上的不當，如果是考場作文，那是審題的失誤。張煒將李白與孟子比，指出“在傲視一切的權力面前，孟子並未失去內心的裏充盈強大的中氣，總有一股浩然之氣在支持。他循循善誘地向對方灌輸自己的思想，勸解和引領。這是強健的能夠獨立思想的個體力量。理性給人力量、立場給人力量。權利者最好坦承自己寡人好色、寡人好利，而後孟子又是一番指教。”（p15）很顯然，李白是努力投其所好，可惜玩過頭了，孟子堅守着自己的原則與立場，以浩然正氣和獨立的人格，依靠強大的思辨能力和過人的勸說能力，愣是把頑固的國君說明白了，孟子也成功地將自己的思想推介了出去。備課《富貴不能淫》時和同事討論該文的思路，孟子如何從景春的話而說到妾婦之道，引出他所認爲的“大丈夫”內涵的。看了張煒的這篇文章，就很清楚地知道了，孟子這篇文章裏面其實省略了孟子的固有思想，就是他對於人的評價，即真正的男子漢應該是有獨立和健全的人格，有屬於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堂堂正正，有一股浩然之氣。以此來看景春所說的公孫衍和張儀，他們儘管很有權力和影響力（“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可是因爲他們本身就是牆頭草，看形勢的需要而改變自己的主張，迎合君主的需要而沒有底線，這就和“妾婦之道”一樣了（“以順爲正”“必敬必謹，無違夫子”）。這樣，二者的共同點就找到了。假如死扣住“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那一句，是無論如何理清不了孟子的論證思路的。
（005）張煒《也說李白與杜甫》有一文《杜甫的緋魚袋》（P37）很有意思。杜甫靠對權貴的依附和借重，得到了一個虛職，就是常說的“杜工部”，於是從此有了表明職級的“緋魚袋”，他一直掛在身上。“他和一些年輕人同在嚴武的幕府中，因爲披掛這個袋子，惹得年輕人的嗤笑，最後弄得極不愉快”。可杜甫一直捨不得解下這個袋子，直到身體極其虛弱的晚年，在死亡的威逼之下，才最後把它從身上解了下來。這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有很大的相似性。長衫和緋魚袋，都是表明身份的，前者用途是向大衆證明自己的讀書人，因此高人一等；後者是向和杜甫類似的人物表明職級的，藉以證明他是朝廷中人。自從有了它之後，這個徽標就一直在身上了，孔乙己是走投無路時才脫下它換做酒錢的，杜甫則是面對死神的威逼，不得已才解下那個袋子的。一個生活在世俗中的人，爲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就是離不開那些用以說明世俗榮耀的虛榮，這也是人性的弱點。
（006）張煒《外省書》有一個情節令人唏噓。史珂在農場苦熬了三個月冒雨返回家去看妻子肖紫薇，誰知被“小組”的人員勒令立刻返回農場，“逾期不歸，按逃離規定處罰”。史珂無奈只得重新投入雨幕之中，奔走許久之後他才發現，沒有車，找不到路怎麼返回農場，而且這麼回來由這麼回去心有不甘：“我死了也要和你呆上一夜，我寧可死！”這個“你”自然指他的妻子肖紫薇。午夜兩點時，他發現那個“小組”裏的小鬍子從樓上走了下來。史珂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了。儘管史珂知道肖紫薇也是被迫無奈的，但從此以後直到她死，都沒有原諒她，那道坎永遠也不過去。書中寫道“肖紫薇就在這個春天離開了。史珂從此將永遠是一個人。他在她生前想傾吐無盡的愧疚，只嫌太晚。他多想告訴妻子：自己是個殘忍的、罪孽深重的人；不錯，他愛她，可他生生折磨死了她。而另一些話——那僅是自己的隱祕了，他卻不想說。直到許多年後，在一個個無眠的深夜，他一直追問的還是這樣兩個問題：自己是否有權像酷吏一樣審問盤查妻子？另外，自己是否有權保存最後一點隱私？他找不到答案。”（P109）這個情節和嚴歌苓的《陸犯焉識》有相似性。區別在於，女的受不到了心理摧殘而早早變癡呆了，男的則重獲自由後抱着救治妻子的心態作着種種的努力。這裏相同的是心靈的創傷，遠比具體的傷害要來得嚴重。《外省書》的不同還在於原來的受害者對於另一個受害者所給予的傷害要沉重得多的。維克多弗蘭克《活出生命的意義》以親身在集中營受難的經歷開創的意義療法，其中也提到那些從集中營出來的人會很容易成爲施暴者：“獲得自由之後，他們覺得自己可以隨意而輕率地運用自己的自由了。對他們來說，唯一改變的是現在他們由被壓迫者成了壓迫者。他們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們痛苦的經歷成了爲所欲爲的藉口，這種情況在小事種就能清楚看出來。”（《活出生命的意義》P108）（2018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