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山花開
（上《周亞夫軍細柳》在即，有時間翻翻閒置在家裏與本文或者該文所選自的《史記》及其作者有關的書籍，擇其有意思的或引起關注的，稍加摘抄，既算是閱讀，也算是備課，一舉兩得。下面的文字摘自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 1375年之前），該書對《史記》的評價文字不多。在評價中主要要體現的是《史記》作爲史家司馬遷的“自我表達”，其原因、作用和方式。這實際上也是《史記》的最大特點之一，據此去看被稱爲“二十四史”的其他幾部，哪裏還有這麼多這麼鮮明的個人性格在記錄史實中的“表達”？哪裏還允許站在這樣特別的立場帶着如此強烈的責任感和生命意識在如此的書寫和記錄呢？）
（24）假定司馬遷是《史記》的唯一作者，而《史記》是司馬遷對自身不幸遭遇的直接回應，這種假定因如下三個問題而變得更加複雜：一，《史記》的主要作者有司馬談、司馬遷兩人，但難以確定具體章節究竟出自誰人之手；二，兩位作者在創作中利用了大量的早期文獻；三，《史記》中相當一部分是後世增補、修訂的結果。所以，無論是與成書有關的歷史敘述問題，還是司馬遷作爲作者的自我表達的問題，我們都很難對這部鉅著形成圓融連貫的解釋。（《劍橋中國文學史》p133，下同）
將《史記》是爲司馬遷自我表達的不朽鉅著，這種解讀主要基於據說乃是司馬遷所做的、內容互有重合的兩篇文章：一是《史記》卷130的《太史公自序》，二是收錄於《漢書》司馬遷本傳中的《報任少卿書》。這兩篇文章合在一起，爲司馬遷如何開始、如何結束他作爲一位歷史學家的工作，提供了一種戲劇性的敘述，而這種敘述又讓史記恰到好處得到地符合西漢興起的一種觀念，即使強有力的作者身份、憂患挫折激發了強烈的文學創作衝動，以及與此類創作相聯繫的有力的真理訴求。這表明《史記》不僅僅是一部歷史敘事著作，而是如同其書中所記載的那些詩歌表演一樣，它本身也是受到歷史必然性驅動的文本。（p134）
司馬遷在《史記》中以作者的身份明確出現的情況，僅限於某些特定篇卷，以及每卷末尾附綴的短評。敘事本身的展開貌似客觀記錄，由歷史事件與道德力量所推動。這寫作模式借鑑的《左傳》中綴以君子、孔子評斷的模式，《左傳》也是司馬遷的主要素材來源之一。在《史記》中，史家的評論常常是高度個人化的。司馬遷時而試圖將違背因果、違背道德的歷史事件進程理性化，時而又對其無可理喻而深感無可奈何。他批評歷史人物的道德缺陷，或是讚賞其人格；他試圖對不可思議的歷史結果作出解釋，有時也認爲人物背後深不可測的天意纔是最終的決定性力量。他對自己的材料中發現的問題感嘆不已，或者以一系列疑問或是反問作結。總之，這些評斷表明了他的道德、理性姿態，將他展示爲既是歷史的敘述者，又是歷史的評判者，試圖回顧性地修正歷史所犯下的錯誤。（p136）
（25）對史家責任的思考，表明司馬遷關注的不僅僅是歷史事實本身。他的職責是要將過去的記憶塑造爲現在、未來的典範，亦即野諺所謂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此爲目的，司馬遷表現得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求索者，他周遊帝國各地，採集地方記憶，蒐羅舊日文獻，嘆息帝秦毀壞了除秦國史之外的所有歷史記錄，他權衡手邊的各種文獻，時常惋惜文獻之不足徵。（《劍橋中國文學史》p137）（201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