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山花開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它是以文體而不是以時間或朝代編排的。“史書”屬於“散文”，所以它存於該目錄的“史書文學特徵”裏。所摘抄的內容，主要有：（1）評價《史記》體例創制中“傳”的作用；（2）《史記》作爲文學著作魅力無窮的原因所在，這包括人物塑造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記事和記言的水乳交融、“太史公曰”的情緒化和對歷史人物產生的強烈的共鳴意識。）
（26）司馬遷強調“傳”，將其看作是編年體本紀的補充，這是對此前史學傳統的重大突破。這一形式強調個人的角色，因此有些學者形容司馬遷的史書是“圍繞人的”，而且在《史記》中佔據舞臺中心的使人不僅僅是統治者及其臣子；當然，這些人很重要，但是一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羣體也佔有一席之地，如商賈、滑稽、刺客以及哲學家莊子這樣竭力超然於政治之外的人物。（p550，見《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上卷），下同）
（27）我們讀完司馬遷的《史記》都會由衷感慨，他真是個文學天才，他的藝術貢獻使這部書一直廣受讀者喜愛，甚於在中國古代的其他任何史學著作。《史記》的三種文學特性尤其重要。首先是司馬遷筆下的人物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其次是敘述和引用史料的生動，第三是史家司馬遷本人強烈的感情投入，這使他自己也成爲作品中的一位引人注目的有趣人物。
大將軍李廣是另一個精彩而又複雜的人物，作爲漢代重要的人物的傳記，是《史記》文學上最好的篇章之一。司馬遷認識李廣，他筆下的李將軍英勇非常，又愛護手下士兵，各地兵卒都願受其號令。他也是匈奴最懼怕的漢人將軍。儘管有這些優點，李將軍還是總犯錯誤，最後在平生最嚴重的軍事失利後，憤而自剄。司馬遷筆下的個人各具複雜性，令人迷惑，他們成爲歷史敘述中不可或缺的成分。這一特徵是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爲其着迷，後世的正史卻未能保持這樣一個特色。司馬遷首創的傳記形式一直都在使用，但此後的許多史家只是照搬一些陳詞濫調去填充這種形式，並未寫出人物的豐富性，因此也失去了文學感染力。（p551）
在許多地方，《史記》天衣無縫的融合了記事和記言兩種形式。司馬遷的技巧在於，他能流暢地在敘述和對話之間切換，大大改進了早期史書如《左傳》中的生硬方式，也即是隻是用敘述來交代某段對話或者廷議的背景。事實上，在《史記》中，古代這種記事和記言的區分基本無用了，兩種傳統已經水乳交融。《史記》中有些章節只是由講話或奏章拼湊而成，但這些章節的乏味風格似乎代表了太史公司馬遷對其筆下人物的評判，至少有些情況下如此。司馬遷討厭的人物，如霍去病和衛青這兩個典型例子，他故意寫得枯燥乏味。《史記》中大部分的對話都是經過精心組織，非常生動，以至於其真實性已經受到質疑。舉個明顯的例子，當項羽面臨四面楚歌將要走上絕路時，誰在帳篷裏記下項羽和虞姬的臨別遺言？然而，與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不同，司馬遷並未解釋其構建演說和對話的原則。也許中國史家本身的威望使其事情無須作這樣的解釋，也許在中國對逼真的追求要高於對歷史“真相”的追求。在荷馬史詩和希羅多德的著名“謊言的”陰影下，修昔底德難免汲汲以求歷史的真相。（p552）
太史公的評價與《左傳》中“君子”的評述有所不同，“太史公曰”充滿了個人情緒，因此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非常私人化的反應。不論是面對困境與死亡的主題，還是書中經常出現的驚人逆轉，司馬遷的評價都飽蘸情感與驚歎。司馬遷充滿個人情感的反應，在《史記》中不勝枚舉。事實上，司馬遷在其著作中表現得就像是他自己的第一位讀者，記錄下他對筆下歷史如何反應，也告訴我們這些後來的讀者應該如何反應。（p554）
有一個歷史主題，顯然與司馬遷自己的經歷尤有共鳴，而且在《史記》中反覆出現，那就是偉大人物面臨生死關頭的那一刻。在這些時刻採取勇敢行動的人，如項羽、李廣、荊軻、屈原及其他許多人都得到了生動有感染力的描繪。而馬屁精和只考慮自身安危、犧牲他人保全自己的，都受到了蔑視和嘲笑。有幾個與司馬遷同時代的顯赫政要是後一種人。司馬遷深爲這些人所苦，但他不顧自己卑微的地位，毫不猶豫的抨擊他們。整體上說，正是因爲司馬遷如此明顯地將自己投入筆下的歷史，而且如此願意表現出這一點，《史記》才成爲一部偉大的文學鉅著。（p554）
與《史記》或《周亞夫軍細柳》有關的資料：